《史记·货殖列传》里面，记载全国商贸中心，就有番禺。但是广州筑城则是公元263年东吴孙权主持的。两晋以来。广州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法显从斯里兰卡回国时，就知道南亚到广州有常规的商船航班。唐代在贾耽记述的涉外交通路线中。有广州通海夷道，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起点，杨良瑶公元785年完成了第一次有记录的官方代表团经海上丝路出访西亚穆斯林国家（“黑衣大食”）的航行，其出发地就在广州。这比明代郑和早620年。唐宋时代在广州设置有市舶机构，相当于现代的海关，在口岸地区管理对外贸易和税收事宜。
　　明清时代，海外贸易时通时禁，但是清代广州是官方外贸去到十三行的所在地，经常是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广州口岸贸易更是18世纪各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基本渠道，1684年起清政府虽然开放粤闽江浙四海关，但对欧贸易始终集中于广州口岸。继英国1715年设立广州商馆之后，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亦相继在广州设立商馆，1715—1800年间来广州贸易的船只总计1524艘，分属以上各国以及西班牙，1784年以后则还有美国船只。从总量来看，英国船只（包括美国独立前的25艘）占总数的67%。
　　最早来华从事贸易的欧洲公司是法国的东印度公司。1698年，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安菲特利特号”搭载担任康熙皇帝和法国国王双重使臣的耶稣会士白晋抵达广州，也同时开启了法国对华贸易，1790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因经营不善而解散。
　　英国对华贸易的开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虽然1637年就有一艘英国船来广州或澳门贸易，但1637—1683年间来华贸易的船只总计仅37艘，而且主要集中在台湾与厦门。1708年，有两家机构合并成立了“英国商人对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1715年在广州设立商馆，但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方始将贸易重心转向中国。1750年以后，在该公司发往亚洲的总船运量中。发往中国的船运量开始大幅度增加，这主要是因为1757年以后英国对茶叶的需求猛增，而另外一项大宗商品是生丝。但这种正常贸易下的增长态势至1784年达到顶峰，从此中英贸易步入鸦片贸易阶段，英国则凭借鸦片贸易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国。
　　18世纪还有几个国家的东方贸易以广州贸易为主要目标。丹麦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16年，几经兴衰，几度重组。公司在1729—1732年由国家重组，更名丹麦亚洲公司，并从此开始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特许状生效的1732年4月至1772年，对华贸易从无到有，并开始占据重要地位。1772—1844年是丹麦公司的最后阶段，1772年丹麦向私商开放了印度贸易，这使中国贸易对公司更加重要，但1784年后与广州的贸易开始走下坡路，公司虽然到1844年才告解体，但1807—1814年间就因为与英国作战而停止了东方贸易，战后30年间几乎没能恢复。
　　1715年，三艘奥地利商船到达广州并运载瓷器等货物回国，因获得高额利润而促使不久后又一艘私船航行中国。这些举动引起国王和商界的极大兴趣，所以在1718年左右成立短命的奥斯坦德公司。随后几年，该公司共派出四艘商船到广州，并以向歐洲进口大量优质茶叶为主要贸易内容。可惜1727年该公司便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压力下停止运营。
　　1731年成立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其经营权存续的1731—1806年间组织了132次亚洲航行，有129次是到广州，根据其特许状期可分为四个阶段：1731—1746，共25艘船发往亚洲；1746—1765，共36艘船发往亚洲；1766—1786，共39艘船发往亚洲；1786—1806，共32艘船发往亚洲。前两个阶段有个别船只赴印度或东南亚贸易，绝大多数往广州贸易，后两个阶段的船只则全部直航广州。瑞典公司自1732—1733年首航广州成功后，便与清政府建立了较为稳定的通商关系。它的特点是将欧洲贸易与对华贸易结合起来，去中国途中将本国的铁材和鲱鱼油销往西班牙和英国，再用主要获自西班牙的白银去中国贸易，从而能够在大部分时期保持较高的商业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