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思想教导下的一些文人通常耻于言钱，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当时的鲁迅就曾“冒天下之大不韪”，因稿费跟书局对簿公堂。无独有偶，同时代的另一文豪——林语堂也曾为版权问题打过官司。
　　1927年7月，林语堂初次来到当时的文化重地——上海，潜心写作，并且通常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后来有人赞扬其中文好到难以翻译成英文，英文好到难以翻译成中文。
　　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周越然编写的《模范英文读本》，该书后来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开明书局的老板章锡琛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并发现周越然编写的读本不太符合英丈的习惯和语法规范，于是他想找一位英文造诣高的人重新编一本，后来经人介绍联系到了林语堂。
　　一本教科书编得好可以使人受益无穷，编得差则误人子弟，深知其理的林语堂投入了十二分的精力，很快便完成了《开明英文读本》的编纂，且分为读本、文法和英文名著选读三部分。该书推入市场后，一时洛阳纸贵，一个月内连续加印了好几次，连带着名不见经传的开明书局也大大兴旺起来。与商务、中华三足鼎立的世界书局不甘落后，立即找来大学毕业不久的林汉达编写了一套《标准英语读本》，然后铺天盖地地大打广告；趁热发行。
　　后来有人向林语堂举报说，《标准英语读本》与《开明英文读本》存在相当多的雷同之处。林语堂将两本书一对比，果真如此!他和章锡琛商量后，当即以开明书局的名义致书世界书局，措辞严厉地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
　　世界书局财雄势大，压根儿没有把新近崛起的开明书局放在眼里，对开明书局的抗议置若罔闻。倒是林汉达自知理亏，几次登门未遇，便留下便条以表歉意。章锡琛知道与世界书局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只能智取，于是他将林汉达的便条作为强有力的证据，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题为《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的文章。结果各大报纸相继转载，出版界哗然一片。
　　世界书局担心事情一发而不可收，重金礼聘了名噪一时的女律师郑毓秀，随后一纸诉状，将开明书局送上了被告席，罪名是公开诽谤。当时郑毓秀后台很硬，号称“包打必胜”，加上法官明显偏袒，一审下来，开明书局败诉几为定局，章锡琛一方骑虎难下。按照法庭的赔偿金额，开明书局非关门大吉不可。
　　这时，林语堂凭着自己的名气，直接上书南京教育局，并把两书对照的可疑之处一一列出，证据充分，情辞恳切，使得当时教育局主事人不得不下令严审此案。后经专家的多方取证和讨论，表决得出林语堂指控成立。教育部遂发通告，明令禁止《标准英语读本》的发行。
　　然而，上海地方法院在世界书局的压力下，表示仍将维持原判。林语堂勃然大怒，他将教育部批文做成大幅广告，连夜送往各大报社，用以制造舆论压力。次日开庭前，部批文件已是街知巷闻，舆论界闹得沸沸扬扬。法院尴尬不已，硬着头皮判开明书局犯有诋毁罪，却只是象征性地缴罚30元了事。
　　林语堂继续利用媒体“滋事”，他以部批文件为根据，撰写了标题为《开明英文读本何故被人抄袭冒妄》的长文，深刻地揭露了世界书局的不法行径。世界书局在道义和舆论上失去了立场，声誉大跌，只好请出教育部次长刘大白调停，单方面赔偿开明书局的全部损失，并答应停售并销毁市面上所有的《标准英语读本》。
　　有人说，林语堂乃一代名家，竟为钱财闹上法庭，未免显得小气。但林语堂在《脸与法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人的脸太不平等，有脸者，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无脸者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严与法律之尊严。中国要真正实现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
　　林语堂从自我做起，不惜“丢脸”，可谓依法维权之楷模。
　　编辑　喻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