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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后，中共中央抽调一批长征前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干部回到南方参加新四军整编和中共组织建设，邓振询因党性修养高、政治素质好、群众工作能力强而入选。皖南事变前后，苏南抗日根据地所处的环境十分艰难，邓振询担任苏皖区党委、江南区党委负责人三年多，全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紧密结合苏南斗争的实际，把握党委工作的全局，开创了工作的新局面。
关键词：邓振询；皖南事变；苏南抗日根据地；苏皖区党委
苏南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开拓的一块重要根据地，东接上海、西邻南京，处于日伪统治的腹地。学界对苏南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主要关注新四军在苏南的军事行动，对根据地中共组织建设关注较少。苏南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党的建设，且有一批精通党务工作的干部，邓振询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本文聚焦邓振询投身革命的人生轨迹和特质，放眼皖南事变前后特定的时空情境，探讨苏南根据地党组织建设以及邓振询开创党委工作新局面的举措，以揭示苏南根据地组织力提升的深层原因。
邓振询的革命经历与工作能力
邓振询，又名邓仲铭，1904年出生于江西兴国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正值国民革命，邓振询在家乡投身农民运动，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当过泥水匠，在当地工人群体中有一定影响力。1928年底，邓振询率领工会会员配合红军攻占兴国县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9年3月当选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委员。1932年，他担任江西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1934年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部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邓振询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第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劳动部长等职务，主要工作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从事群众动员组织工作。为了提升理论素养，邓振询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重点学习中共的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军事斗争理论以及游击战术等课程，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得到了提升。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项英遵照指示，作为代表到武汉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将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和做好群众工作需要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中共中央抽调人员到南方工作，邓振询这样党性修养高、政治素质好、群众工作能力强且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入选。1937年12月，邓振询、罗梓铭、李坚真（邓振询夫人）等人，在曾山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到达了中共中央长江局所在地——武汉。
不久，因新四军军部转移，邓振询等人随之到达了南昌。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南昌下设了对外不公开的东南分局，由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毅为军事部长，邓振询为民运部长，李坚真为妇女部长。因为中共组织对外不公开，邓振询等人对外称是从事新四军民运工作的。
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斗争，为保存有生力量，以游击队的形式分散在各地。新四军军部转到南昌后，一项重要工作是整编南方游击队，推进过程中需要向各游击区的领导讲清革命形势的变化，尤其要宣传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邓振询利用自身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前往游击区做政策讲解。他在江西完成了新四军第一支队整编后，又前往福建龙岩完成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的整编。
新四军军部从南昌向皖南转移过程中，邓振询没有随军行动，而是留在了江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和民运部长。1939年初，日军大举进攻南昌，在南昌沦陷前三天，邓振询等人撤离，后辗转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抵达皖南后，邓振询担任隶属于中共中央东南局的皖南特委书记。“当时的皖南是一个情况比较特殊的地区。既不同于苏区，又不同于白区。有些地方虽是新四军驻防，但政权都是国民党的，我们党的活动也不能公开。皖南特委和东南局对外都称‘民运部’，以新四军的名义为掩护进行活动。因此，开展地方工作受到很大限制。”[2]邓振询遵循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工作理念，根据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灵活有度地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组织，同时全面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群众和抗日团体支持抗战。面对从沦陷区赶来的青年学生，邓振询和皖南特委的同志“总是热情接见这些怀着满腔热血从外地来的爱国青年学生、大力开展扩军运动，不断吸收他们参加新四军”[3]。
苏南抗日根据地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要地，重要性突出。为了适应斗争需要，1939年12月，“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成立苏皖区党委”[4]，确认目前苏皖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力量，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创造更大的抗日根据地，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深入的开展广大群众的工作。”[5]
中共苏皖区委（简称“苏皖区党委”）成立不久，邓振询于1940年3月到达苏南根据地，担任党委书记。选择邓振询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革命履历丰富且特殊。从瑞金时期以来，邓振询一直都能贯彻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群众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二）理论和实践素养兼备。邓振询虽然从未直接领兵打仗，但是多次发动过工农运动，参加过长征，还在抗日军政大学进行过系统学习，充分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游擊战的战略战术。（三）有领导党委工作的经验。邓振询担任过皖南特委书记，其政治工作素养和民运工作经验在当时就给上级组织留下了深刻印象。（四）陈毅的推荐。1940年初，东南局调整了苏皖区党委领导成员，原书记吴仲超调离，“为了加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陈毅同志要求，1940年3月，东南局派振询到苏南，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6]
负责苏南抗日根据地党委工作 邓振询到达苏南根据地时恰处皖南事变前夕。从国际形势来看，法西斯国家气焰嚣张，助长了日本侵略的气势；从国内形势来看，国共合作的气氛紧张微妙，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宣称“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7]。同时，南京汪伪政府也粉墨登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邓振询指出：“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讲究策略，依靠群众，团结多数，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8]为此，他开展了以下工作，加强党的领导：
一、重视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对于发展党员，邓振询要求每个人入党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党员干部教育不分时间和空间，要随时随地开展。此外，严格规范支部人数和活动，定期举办党员培训班，亲自给学员做报告、上党课。邓振询认为爱护与培养地方领袖是坚持地方斗争的基本问题，没有一支过硬的地方干部队伍，危急情况下就失去了化险为夷的根基。他大胆地将地方干部提到领导岗位上，使基层干部地方化。邓振询也重视培养年轻干部，安排青年干部轮流到党校学习或短训班培训，大胆起用，让青年人挑起重担。根据以往群众工作经验，邓振询将群众大体分为三类：有组织的民众、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以及普通群众，针对不同特点开展相应工作。他在领导苏皖区党委工作时，有着系统的思维，不仅从整体性上强化党的领导，也重视领导对象的特殊性，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不同层次的工作。
二、重视宣传思想工作。邓振询曾一再强调：“因为苏南处在敌顽夹击之中，如不能正确掌握党的政策，武装就不能发展，根据地就不能巩固，苏南斗争就不能坚持。……这就要求苏南全党认真地学习党的政策，交流与总结工作经验教训，使中央及上级党委的决定指示江南化、群众化、具体化。”[9]为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和掌握党的政策，邓振询非常重视宣传思想工作，特别是报刊的出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诸多根据地中，苏南根据地的报刊出版成绩十分引人注目，“如东路的《大众报》，苏常太的《民报》，茅山的《民众报》，西路的《前进报》，太滆的《太湖报》，长滆的《长滆报》，青年部的《青抗》，以及区党委办的《江南通讯》《青年团结》，党政军小册子，还有部队办的《抗战报》《火线报》。这些报纸都是传播刊登党的重要文章、社论和地方上的情形”[10]。宣传思想工作做得好，有利于苏南敌后各地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对动员群众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重视党的统战工作。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在此前提下要壮大同盟，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思想。邓振询担任苏皖区党委书记后，强调贯彻执行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面对地方士绅这一群体，他主张要加强沟通，为此召开了几次地方士绅会议，讨论使用流通券、征收公粮、动员地方武装、改革保甲制度、减租等问题，也向地方士绅们解释了一些误会。面对地方帮会这一群体，邓振询主张要辩证地看、兼顾地用。江南帮会是中间势力之一，同时又是江南各地的地方实力派，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对此，邓振询要求：“（一）首先了解某个地区的重要人物，其威信、地位及力量；（二）了解其与敌、伪、顽、帮会等相互间的关系，这时采取研究方式相互讨论；（三）确定自己方面那一个人能与之接近，利用各种关系直接间接进行。”[11]甚至对日伪军这一群体，邓振询也主张开展好重点统战，强调“争取伪军、利用伪军、打击伪军”是三位一体的工作。
四、重视苏南各地的政权建设。在战争环境下仅在思想层面整合民众、依靠群众是不够的，加强政权建设才是固本之术。邓振询担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后，稳中有进地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4月，苏皖区党委会议决定将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改为控制政权的领导机构，代行县政府职能，各区设区公所，后来这一模式逐渐推广开来。这些半政权性质的行政领导机关，其内部普遍设立了军事、动员、宣教、财经等科室。各级抗委会主要领导一般由共产党员担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政治宣传动员和组织，“各区、乡长纷纷主动要求共产党给予领导，民主建政工作普遍开展起来”[12]，苏南根据地有了更为坚实的后盾。
邓振询对苏南根据地党委工作的领导体现了整体性、层次性和关联性兼顾，虽然所处的环境艰苦恶劣，苏南根据地党组织建设还是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干部队伍不断壮大且保持稳定，政权建设日益完善，不同阶层的民众被动员起来，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军事行动。
1940年3月邓振询刚上任时，苏南根据地尚有陈毅率部队压阵。3个月后，陈毅率主力部队北渡长江，苏南抗日形势就变得严峻了，为应对局面，“1940年7月，以邓振询、罗忠毅、廖海涛3人组成苏南军政委员会，邓振询为书记，统一领导地方和军队党的工作。”[13]皖南事变后，苏南各地党组织发展壮大，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设立中共江南区委（简称“江南区党委”），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兼任书记，邓振询任副书记，苏皖区党委撤销。1942年5月，为适应反“清乡”斗争，华中局撤销江南区党委，设立苏皖区党委，新四军第十六旅政委江渭清兼任书记，邓振询任副书记。事实上，苏南根据地党委工作主要由邓振询负责。面对一次次危机，邓振询在稳住自身工作局面的同时做好支持大局的工作，在危局中开辟新局，直至1943年8月献出了39岁的生命。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6]李坚真：《李坚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57、158页。
[3]廖金龙：《李坚真的革命之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4]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资料（1922.春—1987.10）》，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5][11]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82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8]张新贵：雨花台烈士传丛书《邓振询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頁。
[9]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经历与往事——欧阳惠林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253页。
[10]镇江地区茅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小组办公室编：《新四军在茅山——抗日斗争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12][13]《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中共中央东南局》（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279页。
关键词：邓振询；皖南事变；苏南抗日根据地；苏皖区党委
苏南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开拓的一块重要根据地，东接上海、西邻南京，处于日伪统治的腹地。学界对苏南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主要关注新四军在苏南的军事行动，对根据地中共组织建设关注较少。苏南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党的建设，且有一批精通党务工作的干部，邓振询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本文聚焦邓振询投身革命的人生轨迹和特质，放眼皖南事变前后特定的时空情境，探讨苏南根据地党组织建设以及邓振询开创党委工作新局面的举措，以揭示苏南根据地组织力提升的深层原因。
邓振询的革命经历与工作能力
邓振询，又名邓仲铭，1904年出生于江西兴国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正值国民革命，邓振询在家乡投身农民运动，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当过泥水匠，在当地工人群体中有一定影响力。1928年底，邓振询率领工会会员配合红军攻占兴国县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9年3月当选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委员。1932年，他担任江西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1934年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部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邓振询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第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劳动部长等职务，主要工作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从事群众动员组织工作。为了提升理论素养，邓振询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重点学习中共的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军事斗争理论以及游击战术等课程，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得到了提升。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项英遵照指示，作为代表到武汉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将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和做好群众工作需要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中共中央抽调人员到南方工作，邓振询这样党性修养高、政治素质好、群众工作能力强且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入选。1937年12月，邓振询、罗梓铭、李坚真（邓振询夫人）等人，在曾山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到达了中共中央长江局所在地——武汉。
不久，因新四军军部转移，邓振询等人随之到达了南昌。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南昌下设了对外不公开的东南分局，由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毅为军事部长，邓振询为民运部长，李坚真为妇女部长。因为中共组织对外不公开，邓振询等人对外称是从事新四军民运工作的。
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斗争，为保存有生力量，以游击队的形式分散在各地。新四军军部转到南昌后，一项重要工作是整编南方游击队，推进过程中需要向各游击区的领导讲清革命形势的变化，尤其要宣传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邓振询利用自身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前往游击区做政策讲解。他在江西完成了新四军第一支队整编后，又前往福建龙岩完成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的整编。
新四军军部从南昌向皖南转移过程中，邓振询没有随军行动，而是留在了江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和民运部长。1939年初，日军大举进攻南昌，在南昌沦陷前三天，邓振询等人撤离，后辗转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抵达皖南后，邓振询担任隶属于中共中央东南局的皖南特委书记。“当时的皖南是一个情况比较特殊的地区。既不同于苏区，又不同于白区。有些地方虽是新四军驻防，但政权都是国民党的，我们党的活动也不能公开。皖南特委和东南局对外都称‘民运部’，以新四军的名义为掩护进行活动。因此，开展地方工作受到很大限制。”[2]邓振询遵循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工作理念，根据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灵活有度地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组织，同时全面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群众和抗日团体支持抗战。面对从沦陷区赶来的青年学生，邓振询和皖南特委的同志“总是热情接见这些怀着满腔热血从外地来的爱国青年学生、大力开展扩军运动，不断吸收他们参加新四军”[3]。
苏南抗日根据地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要地，重要性突出。为了适应斗争需要，1939年12月，“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成立苏皖区党委”[4]，确认目前苏皖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力量，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创造更大的抗日根据地，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深入的开展广大群众的工作。”[5]
中共苏皖区委（简称“苏皖区党委”）成立不久，邓振询于1940年3月到达苏南根据地，担任党委书记。选择邓振询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革命履历丰富且特殊。从瑞金时期以来，邓振询一直都能贯彻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群众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二）理论和实践素养兼备。邓振询虽然从未直接领兵打仗，但是多次发动过工农运动，参加过长征，还在抗日军政大学进行过系统学习，充分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游擊战的战略战术。（三）有领导党委工作的经验。邓振询担任过皖南特委书记，其政治工作素养和民运工作经验在当时就给上级组织留下了深刻印象。（四）陈毅的推荐。1940年初，东南局调整了苏皖区党委领导成员，原书记吴仲超调离，“为了加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陈毅同志要求，1940年3月，东南局派振询到苏南，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6]
负责苏南抗日根据地党委工作 邓振询到达苏南根据地时恰处皖南事变前夕。从国际形势来看，法西斯国家气焰嚣张，助长了日本侵略的气势；从国内形势来看，国共合作的气氛紧张微妙，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宣称“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7]。同时，南京汪伪政府也粉墨登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邓振询指出：“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讲究策略，依靠群众，团结多数，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8]为此，他开展了以下工作，加强党的领导：
一、重视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对于发展党员，邓振询要求每个人入党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党员干部教育不分时间和空间，要随时随地开展。此外，严格规范支部人数和活动，定期举办党员培训班，亲自给学员做报告、上党课。邓振询认为爱护与培养地方领袖是坚持地方斗争的基本问题，没有一支过硬的地方干部队伍，危急情况下就失去了化险为夷的根基。他大胆地将地方干部提到领导岗位上，使基层干部地方化。邓振询也重视培养年轻干部，安排青年干部轮流到党校学习或短训班培训，大胆起用，让青年人挑起重担。根据以往群众工作经验，邓振询将群众大体分为三类：有组织的民众、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以及普通群众，针对不同特点开展相应工作。他在领导苏皖区党委工作时，有着系统的思维，不仅从整体性上强化党的领导，也重视领导对象的特殊性，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不同层次的工作。
二、重视宣传思想工作。邓振询曾一再强调：“因为苏南处在敌顽夹击之中，如不能正确掌握党的政策，武装就不能发展，根据地就不能巩固，苏南斗争就不能坚持。……这就要求苏南全党认真地学习党的政策，交流与总结工作经验教训，使中央及上级党委的决定指示江南化、群众化、具体化。”[9]为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和掌握党的政策，邓振询非常重视宣传思想工作，特别是报刊的出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诸多根据地中，苏南根据地的报刊出版成绩十分引人注目，“如东路的《大众报》，苏常太的《民报》，茅山的《民众报》，西路的《前进报》，太滆的《太湖报》，长滆的《长滆报》，青年部的《青抗》，以及区党委办的《江南通讯》《青年团结》，党政军小册子，还有部队办的《抗战报》《火线报》。这些报纸都是传播刊登党的重要文章、社论和地方上的情形”[10]。宣传思想工作做得好，有利于苏南敌后各地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对动员群众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重视党的统战工作。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在此前提下要壮大同盟，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思想。邓振询担任苏皖区党委书记后，强调贯彻执行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面对地方士绅这一群体，他主张要加强沟通，为此召开了几次地方士绅会议，讨论使用流通券、征收公粮、动员地方武装、改革保甲制度、减租等问题，也向地方士绅们解释了一些误会。面对地方帮会这一群体，邓振询主张要辩证地看、兼顾地用。江南帮会是中间势力之一，同时又是江南各地的地方实力派，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对此，邓振询要求：“（一）首先了解某个地区的重要人物，其威信、地位及力量；（二）了解其与敌、伪、顽、帮会等相互间的关系，这时采取研究方式相互讨论；（三）确定自己方面那一个人能与之接近，利用各种关系直接间接进行。”[11]甚至对日伪军这一群体，邓振询也主张开展好重点统战，强调“争取伪军、利用伪军、打击伪军”是三位一体的工作。
四、重视苏南各地的政权建设。在战争环境下仅在思想层面整合民众、依靠群众是不够的，加强政权建设才是固本之术。邓振询担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后，稳中有进地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4月，苏皖区党委会议决定将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改为控制政权的领导机构，代行县政府职能，各区设区公所，后来这一模式逐渐推广开来。这些半政权性质的行政领导机关，其内部普遍设立了军事、动员、宣教、财经等科室。各级抗委会主要领导一般由共产党员担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政治宣传动员和组织，“各区、乡长纷纷主动要求共产党给予领导，民主建政工作普遍开展起来”[12]，苏南根据地有了更为坚实的后盾。
邓振询对苏南根据地党委工作的领导体现了整体性、层次性和关联性兼顾，虽然所处的环境艰苦恶劣，苏南根据地党组织建设还是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干部队伍不断壮大且保持稳定，政权建设日益完善，不同阶层的民众被动员起来，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军事行动。
1940年3月邓振询刚上任时，苏南根据地尚有陈毅率部队压阵。3个月后，陈毅率主力部队北渡长江，苏南抗日形势就变得严峻了，为应对局面，“1940年7月，以邓振询、罗忠毅、廖海涛3人组成苏南军政委员会，邓振询为书记，统一领导地方和军队党的工作。”[13]皖南事变后，苏南各地党组织发展壮大，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设立中共江南区委（简称“江南区党委”），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兼任书记，邓振询任副书记，苏皖区党委撤销。1942年5月，为适应反“清乡”斗争，华中局撤销江南区党委，设立苏皖区党委，新四军第十六旅政委江渭清兼任书记，邓振询任副书记。事实上，苏南根据地党委工作主要由邓振询负责。面对一次次危机，邓振询在稳住自身工作局面的同时做好支持大局的工作，在危局中开辟新局，直至1943年8月献出了39岁的生命。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6]李坚真：《李坚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57、158页。
[3]廖金龙：《李坚真的革命之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4]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资料（1922.春—1987.10）》，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5][11]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82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8]张新贵：雨花台烈士传丛书《邓振询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頁。
[9]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经历与往事——欧阳惠林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253页。
[10]镇江地区茅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小组办公室编：《新四军在茅山——抗日斗争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12][13]《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中共中央东南局》（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