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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社会美育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人提及，这一现状表明整个社会精神文化需求的逐渐提升。本文以社会美育话语体系生成历史为研究起点，寻找美育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通过梳理我国社会美育的发展脉络，探讨社会美育的价值体系，并为当下的社会美育提出实践建议。
关键词：社会美育;审美教育;民族自信
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5-00-02
1 审美教育的起源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美育就贯穿人类学习的历程。源自古希腊的“七艺”是指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七种“自由艺术”，而舞蹈、绘画、雕塑等在当时被划分为“手工艺术”。这一教育模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源于欧洲的现代高等教育，并最终呈现为技能和美育两种艺术教育形态[1]。礼、乐、射、御、书、数是我国古代以全面教育为目标生成的教育门类，其中的“乐”主要为艺术教育，包括音乐、舞蹈等。教育家孔子还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观点，这一观点也使艺术教育得以进入中国自古以来的基础教育领域。宋徽宗赵佶于1104年创办的画学是当时最高级别的美术教育机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其成功培养了许多优秀画家，造就了宋画的繁荣。但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早期的美育都难以挣脱服务于宗教、服务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精神束缚。
在西方语境中，基于实现人性解放与精神自由的“美育”这一话语的首次提出，是在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阐述了人类因进步需求而走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席勒认为工业社会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存状态发生改变，进而导致社会文明的变化，工业化社会导致了人性的扭曲，需要通过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教育方式来唤回自由精神之下的“完整人性”，这种方式即审美教育（die ?sthetische Erziehung，英文 Aesthetic Education）。席勒将审美教育的作用提到了人类教育的最高地位。
《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十一封信中提出：“如果我们把美称为我们的第二‘创造者’，这不仅从诗的角度看是允许的，而且从哲学方面看也是正确的。因为美只是使我们能够具有人性，至于我们实际上想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人性，那就得由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决定。”[2]人的第一创造者是大自然，大自然使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而第二創造者即美。席勒认为审美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造就全方面自由发展的、人性完整的人，只有通过审美实践，才可能引导人类进入审美自由状态，从而重新生产和塑造人的存在，成为真正精神自由的、具备完整人性的人。席勒的审美教育观点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推动自由精神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
2 社会美育话语体系在我国的发生与演进
我国美育观念的现代觉醒在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第一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蔡元培认为国民人格的健康发展及完善，需要通过美育来实现。通过现代美育的实践可以培养人的心性、完善具体人格。振兴民族、富强国家都需要先强民，需要为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奠定文化基础。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3]美育正是滋养人格、陶冶情操的最佳方式，它可使人成为人性完整的人。蔡元培力图通过大学的精英教育培养一代文化精英，进而培育出一批具有现代自由精神的国民，并最终建成现代国家。
蔡元培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指出：“照现在教育状况，可分为三个范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我们所说的美育，当然也有这三方面。”蔡元培将美育分为三个层面，即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在他的引导和实践下，社会美育的话语体系逐渐被建立起来。蔡元培认为家庭教育没有完美的可能性，但依然要从胎教着手，而幼稚园则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过渡机关，之后从小学到中学，学校的美育教育不应该局限于音乐、图画等几个科目，学校的所有课程都应与美育有关，要建立系统而全面的学校美育体系。除此之外，对于已经离开学校的人，仍然需要为他们创造接受美育的机会，所以要有社会层面的美育体系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他还提出社会美育应从专设的机关做起，包括美术馆与美术展览会、音乐会、剧院级影戏馆、历史级人类学博物馆、古物学级博物学陈列馆等展馆，还有植物园、动物园以及地方美化（道路、建筑、公园、名胜、古迹、公坟等）等。
蔡元培的美育观是贯穿人的一生的，是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同开展的。尤其在社会美育层面，蔡元培最早提出要通过社会公共文化建设来践行社会美育。他认为“公共艺术与社会审美教育是随着人类历史与文化的进步而逐步实现自己的逻辑本性的，公共艺术与社会审美教育的逻辑展开史就是人性进步的历史”[4]。蔡元培作为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美育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的社会美育概念里既有广义层面的美育，即通过美育改良教育进而促进民族及社会的进步，又有狭义层面区别于家庭美育和学校美育的社会美育的具体实施方案，虽然在理论脉络的呈现上并不十分精准清晰，具体的建议措施上也略显“理想化”，但正是因为有20世纪初这一系列关于美育的倡导与实践，才使得美育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并在社会层面逐渐实践及普及开来。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历经了百年的屈辱之后，全社会对于新中国的期待与向往大于对旧有文化的“记忆”，使得很多旧时的文化习俗与艺术作品的价值开始逐渐消解，民众倡导“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追求文化的普及性和大众性。这一时期的社会各类文化生产单位都将重心过多转移到“文化创新”上，希望通过摆脱过去而建立新的文化与价值体系，进而树立新的民族自信心。这样的趋势与选择在当今看来不难理解。这一阶段的社会美育不再是20世纪初蔡元培提出的从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着手开展的美育培养，更多的是基于民众受教育程度现状而提升民众整体审美水平的社会美育方案，是与我国国情充分结合的社会美育实施方案。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民众的美育需求与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如更加舒适美好的居住环境、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现阶段想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从满足民众的审美需求出发，从精神需求层面提升美好生活体验。
3 社会美育的价值及实践路径
社会美育从概念上可以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从广义层面看，社会美育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体现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5];从狭义层面看，社会美育则是相对于家庭美育、学校美育而言的，以不同的教育载体、形式、内容来划分。家庭美育、学校美育与社会美育三者既有区分，又有密切的关联。
社会美育是贯穿一生的，是可以自主选择的。社会美育通常潜移默化地发生在美术馆、博物馆、影剧院、音乐厅、城市景观及建筑、历史文化古迹等公共空间中，也可通过参加各类艺术交流培训活动实现，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社会美育的方式及渠道较学校与家庭层面要丰富很多，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进行自主选择。但也正是因为个体在社会美育层面多了自主选择的空间，也更体现了家庭美育与学校美育的基础功能与重要性，此两者作为个体美育的启蒙，决定了个体接受或主动选择社会美育的范围与深度。
从美术馆、博物馆、影剧院、音乐厅等的角度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国内行业从业人员、举办展览数量、演出活动数、观赏人数等都连续数年呈显著增长态势。根据我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场馆2716个，比上年末增加238个;全年举行艺术演出24.54万场次，实现增长37.2%;艺术演出观众人次达到6785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8%。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美术馆559个，比上年增加31个;全年共举办展览7268次，比上年增长3.5%;参观人次413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2%[6]。
与明显增长的市场需求相比，我国的美术馆美育方案还停留在参观体验的基础社会美育层面，一些展览会安排简单的专家讲座、互动游戏、公益讲解等活动，但还鲜有在深入探究社会需求后组织的多形式的社会美育活动，整体创新度也较为欠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着展览市场的快速发展，但是因为个体的美学基础、年龄等不同，人们在美术馆中获得的审美感受也有较大差别，因此应结合展览内容，创新美育形式，如开展侧重专业与科普不同层次的学习活动、开辟适合儿童的学习互动空间、借助线上平台开发多种形式的艺术品与艺术史讲解、提供多种形式的美学资料、积极与学校联合设立研学项目、展览与活动下沉到社区及乡村、拓展更多公共艺术空间等。艺术欣赏尤其是美术作品欣赏自古就是有“门槛”的，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学理论基础，因此主办方应主动思考如何结合大数据技术、融媒体等现代化手段积极推进相关艺术学理论基础知识的普及。
在影剧院及音乐厅层面，应扩大惠民演出范围，让更多民族经典剧目走进百姓生活。在这一层面上，北京演艺集团作出了较好的先行实践，其在2020年疫情期间推出了线上惠民演出季，对旗下中国杂技团、中国评剧院、北京歌剧舞剧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等8家文艺院团的优秀原创剧目、经典综艺节目进行了整合，打造了全天候在线剧场，为民众呈现了百余场精彩演出。除此之外，演出季还引入了“导赏人”环节，在演出间隙带领观众一同探寻文艺院团在剧目创排、演出筹备等方面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采访创作者让其解读创作理念、讲述演出感受等，实现群众与文化艺术的互动，以“云端服务”推进社会美育的落地。
在艺术培训机构层面，应积极开发更多社会化美育产品与形式，将其作为学校美育与家庭美育的有力补充，改变以考级、取证、升学加分、获奖等为目的的功利性艺术培训现状。在城市景观及建筑方面，应在引导传播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审美实践百花齐放，以民族文化为支点优化城镇及乡村基础建设，在恢复中国美学文化的常识和记忆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现代社会精神文化理念，避免出现政策性的“一刀切”和“统一招牌”等城市治理风景，避免社会审美平均主义。政府相关部门应出台更多灵活的政策法规，鼓励社会机构及组织积极投入社会美育事业建设，以具体行动落实社会文化治理，以实际行动引导社会美育的潮流与风向，充分培养人们观察美、欣赏美、创造美的审美习惯，提升民众美育水平，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美育理论，提升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4 结语
社会美育話语体系的诞生是人类现代文明与自由精神发展的结晶。我国当下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特定社会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在充分了解社会美育的发展历史及现实意义基础上，通过政府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到社会美育建设中，全面提升民众的审美水平，带动民族审美意识的觉醒，破解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时代问题。社会美育不仅可以培养民族自我认同感，树立民族自信，同时还能让这种审美的认同扩大到世界范围，使中华民族文化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更大范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彭锋.从北京大学看中国现代艺术教育起源与问题[J].艺术教育，2016（12）：45-46.
[2] 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68.
[3] 沈善洪.蔡元培选集（上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576.
[4] 曾繁仁，等.现代美育理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291.
[5] 孔新苗.“社会美育”三题：含义、实践、功能[J].美术，2021（2）：10-14.
[6] 《国家图书馆学刊》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发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0（4）：14.
作者简介：梁爽（1988—），女，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美育。
关键词：社会美育;审美教育;民族自信
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5-00-02
1 审美教育的起源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美育就贯穿人类学习的历程。源自古希腊的“七艺”是指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七种“自由艺术”，而舞蹈、绘画、雕塑等在当时被划分为“手工艺术”。这一教育模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源于欧洲的现代高等教育，并最终呈现为技能和美育两种艺术教育形态[1]。礼、乐、射、御、书、数是我国古代以全面教育为目标生成的教育门类，其中的“乐”主要为艺术教育，包括音乐、舞蹈等。教育家孔子还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观点，这一观点也使艺术教育得以进入中国自古以来的基础教育领域。宋徽宗赵佶于1104年创办的画学是当时最高级别的美术教育机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其成功培养了许多优秀画家，造就了宋画的繁荣。但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早期的美育都难以挣脱服务于宗教、服务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精神束缚。
在西方语境中，基于实现人性解放与精神自由的“美育”这一话语的首次提出，是在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阐述了人类因进步需求而走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席勒认为工业社会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存状态发生改变，进而导致社会文明的变化，工业化社会导致了人性的扭曲，需要通过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教育方式来唤回自由精神之下的“完整人性”，这种方式即审美教育（die ?sthetische Erziehung，英文 Aesthetic Education）。席勒将审美教育的作用提到了人类教育的最高地位。
《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十一封信中提出：“如果我们把美称为我们的第二‘创造者’，这不仅从诗的角度看是允许的，而且从哲学方面看也是正确的。因为美只是使我们能够具有人性，至于我们实际上想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人性，那就得由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决定。”[2]人的第一创造者是大自然，大自然使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而第二創造者即美。席勒认为审美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造就全方面自由发展的、人性完整的人，只有通过审美实践，才可能引导人类进入审美自由状态，从而重新生产和塑造人的存在，成为真正精神自由的、具备完整人性的人。席勒的审美教育观点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推动自由精神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
2 社会美育话语体系在我国的发生与演进
我国美育观念的现代觉醒在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第一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蔡元培认为国民人格的健康发展及完善，需要通过美育来实现。通过现代美育的实践可以培养人的心性、完善具体人格。振兴民族、富强国家都需要先强民，需要为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奠定文化基础。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3]美育正是滋养人格、陶冶情操的最佳方式，它可使人成为人性完整的人。蔡元培力图通过大学的精英教育培养一代文化精英，进而培育出一批具有现代自由精神的国民，并最终建成现代国家。
蔡元培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指出：“照现在教育状况，可分为三个范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我们所说的美育，当然也有这三方面。”蔡元培将美育分为三个层面，即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在他的引导和实践下，社会美育的话语体系逐渐被建立起来。蔡元培认为家庭教育没有完美的可能性，但依然要从胎教着手，而幼稚园则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过渡机关，之后从小学到中学，学校的美育教育不应该局限于音乐、图画等几个科目，学校的所有课程都应与美育有关，要建立系统而全面的学校美育体系。除此之外，对于已经离开学校的人，仍然需要为他们创造接受美育的机会，所以要有社会层面的美育体系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他还提出社会美育应从专设的机关做起，包括美术馆与美术展览会、音乐会、剧院级影戏馆、历史级人类学博物馆、古物学级博物学陈列馆等展馆，还有植物园、动物园以及地方美化（道路、建筑、公园、名胜、古迹、公坟等）等。
蔡元培的美育观是贯穿人的一生的，是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同开展的。尤其在社会美育层面，蔡元培最早提出要通过社会公共文化建设来践行社会美育。他认为“公共艺术与社会审美教育是随着人类历史与文化的进步而逐步实现自己的逻辑本性的，公共艺术与社会审美教育的逻辑展开史就是人性进步的历史”[4]。蔡元培作为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美育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的社会美育概念里既有广义层面的美育，即通过美育改良教育进而促进民族及社会的进步，又有狭义层面区别于家庭美育和学校美育的社会美育的具体实施方案，虽然在理论脉络的呈现上并不十分精准清晰，具体的建议措施上也略显“理想化”，但正是因为有20世纪初这一系列关于美育的倡导与实践，才使得美育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并在社会层面逐渐实践及普及开来。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历经了百年的屈辱之后，全社会对于新中国的期待与向往大于对旧有文化的“记忆”，使得很多旧时的文化习俗与艺术作品的价值开始逐渐消解，民众倡导“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追求文化的普及性和大众性。这一时期的社会各类文化生产单位都将重心过多转移到“文化创新”上，希望通过摆脱过去而建立新的文化与价值体系，进而树立新的民族自信心。这样的趋势与选择在当今看来不难理解。这一阶段的社会美育不再是20世纪初蔡元培提出的从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着手开展的美育培养，更多的是基于民众受教育程度现状而提升民众整体审美水平的社会美育方案，是与我国国情充分结合的社会美育实施方案。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民众的美育需求与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如更加舒适美好的居住环境、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现阶段想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从满足民众的审美需求出发，从精神需求层面提升美好生活体验。
3 社会美育的价值及实践路径
社会美育从概念上可以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从广义层面看，社会美育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体现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5];从狭义层面看，社会美育则是相对于家庭美育、学校美育而言的，以不同的教育载体、形式、内容来划分。家庭美育、学校美育与社会美育三者既有区分，又有密切的关联。
社会美育是贯穿一生的，是可以自主选择的。社会美育通常潜移默化地发生在美术馆、博物馆、影剧院、音乐厅、城市景观及建筑、历史文化古迹等公共空间中，也可通过参加各类艺术交流培训活动实现，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社会美育的方式及渠道较学校与家庭层面要丰富很多，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进行自主选择。但也正是因为个体在社会美育层面多了自主选择的空间，也更体现了家庭美育与学校美育的基础功能与重要性，此两者作为个体美育的启蒙，决定了个体接受或主动选择社会美育的范围与深度。
从美术馆、博物馆、影剧院、音乐厅等的角度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国内行业从业人员、举办展览数量、演出活动数、观赏人数等都连续数年呈显著增长态势。根据我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场馆2716个，比上年末增加238个;全年举行艺术演出24.54万场次，实现增长37.2%;艺术演出观众人次达到6785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8%。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美术馆559个，比上年增加31个;全年共举办展览7268次，比上年增长3.5%;参观人次413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2%[6]。
与明显增长的市场需求相比，我国的美术馆美育方案还停留在参观体验的基础社会美育层面，一些展览会安排简单的专家讲座、互动游戏、公益讲解等活动，但还鲜有在深入探究社会需求后组织的多形式的社会美育活动，整体创新度也较为欠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着展览市场的快速发展，但是因为个体的美学基础、年龄等不同，人们在美术馆中获得的审美感受也有较大差别，因此应结合展览内容，创新美育形式，如开展侧重专业与科普不同层次的学习活动、开辟适合儿童的学习互动空间、借助线上平台开发多种形式的艺术品与艺术史讲解、提供多种形式的美学资料、积极与学校联合设立研学项目、展览与活动下沉到社区及乡村、拓展更多公共艺术空间等。艺术欣赏尤其是美术作品欣赏自古就是有“门槛”的，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学理论基础，因此主办方应主动思考如何结合大数据技术、融媒体等现代化手段积极推进相关艺术学理论基础知识的普及。
在影剧院及音乐厅层面，应扩大惠民演出范围，让更多民族经典剧目走进百姓生活。在这一层面上，北京演艺集团作出了较好的先行实践，其在2020年疫情期间推出了线上惠民演出季，对旗下中国杂技团、中国评剧院、北京歌剧舞剧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等8家文艺院团的优秀原创剧目、经典综艺节目进行了整合，打造了全天候在线剧场，为民众呈现了百余场精彩演出。除此之外，演出季还引入了“导赏人”环节，在演出间隙带领观众一同探寻文艺院团在剧目创排、演出筹备等方面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采访创作者让其解读创作理念、讲述演出感受等，实现群众与文化艺术的互动，以“云端服务”推进社会美育的落地。
在艺术培训机构层面，应积极开发更多社会化美育产品与形式，将其作为学校美育与家庭美育的有力补充，改变以考级、取证、升学加分、获奖等为目的的功利性艺术培训现状。在城市景观及建筑方面，应在引导传播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审美实践百花齐放，以民族文化为支点优化城镇及乡村基础建设，在恢复中国美学文化的常识和记忆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现代社会精神文化理念，避免出现政策性的“一刀切”和“统一招牌”等城市治理风景，避免社会审美平均主义。政府相关部门应出台更多灵活的政策法规，鼓励社会机构及组织积极投入社会美育事业建设，以具体行动落实社会文化治理，以实际行动引导社会美育的潮流与风向，充分培养人们观察美、欣赏美、创造美的审美习惯，提升民众美育水平，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美育理论，提升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4 结语
社会美育話语体系的诞生是人类现代文明与自由精神发展的结晶。我国当下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特定社会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在充分了解社会美育的发展历史及现实意义基础上，通过政府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到社会美育建设中，全面提升民众的审美水平，带动民族审美意识的觉醒，破解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时代问题。社会美育不仅可以培养民族自我认同感，树立民族自信，同时还能让这种审美的认同扩大到世界范围，使中华民族文化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更大范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彭锋.从北京大学看中国现代艺术教育起源与问题[J].艺术教育，2016（12）：45-46.
[2] 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68.
[3] 沈善洪.蔡元培选集（上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576.
[4] 曾繁仁，等.现代美育理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291.
[5] 孔新苗.“社会美育”三题：含义、实践、功能[J].美术，2021（2）：10-14.
[6] 《国家图书馆学刊》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发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0（4）：14.
作者简介：梁爽（1988—），女，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美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