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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提及中国电影的发展，就不能不提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北京电影学院，一代又一代中国优秀电影人都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然而，他们的成绩都离不开一个群体，那就是老师，北京电影学院一辈又一辈默默耕耘的老师。
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大丰就在这片电影沃土上耕耘了近30年，培养了无数优秀电影人，推动了北京电影学院与国际电影教育的接轨。
作为“影二代”与北影同步成长
如今，“X二代”的提法屡见不鲜，也就是将一部分人的某种特质精炼为一个名词。如果也按照这个逻辑来归类的话，钟大丰可以称作“影二代”。他的父亲正是北京电影学院筹建领导小组的召集人——钟敬之，学院成立后，先后担任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顾问等职务。他的母亲是新闻纪录电影编辑高维进，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上海电影制片厂新闻片组组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辑、副总编辑、党委书记。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院里，在电影的环境里长大，父母都是搞电影的，虽然不是搞故事片创作，但都是在做和电影有关的工作，所以，我从小在这方面的熏陶比较多。”钟大丰1955年生人，北京电影学院于1956年9月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可以说，他与北京电影学院同步成长。
钟大丰坦言，从小就看到父母工作都非常忙，但是年幼时并不知道他们都在忙什么。直到有一次，他跑进父亲的办公室“参观”，看到父亲的办公桌上摆放了一个很大的北京电影学院校园规划石膏模型。“那时，我第一次对北京电影学院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之后，他眼看着一片荒凉的工地逐渐被建设成一座美丽的校园。
后来，每当学校组织学生观摩影片，钟大丰便和小伙伴们趴在放映室的窗户外，偷偷地跟学生们一起看电影。“那是我的童年生活中最快乐的事。”
随着“文革”的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日常教学工作受到干扰，钟大丰的父母受到冲击，他的生活变了。1969年，年仅14岁的钟大丰跟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起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时间一晃就是五年，1974年，钟大丰因“家庭困退”回京。“当时中央下文称，家中无子女的，允许一个子女回京。”回京后的一年里，居委会经常组织回乡知青做一些事，钟大丰做事勤快，还做得好。一次，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招人，他被推荐去厂里做洗印工人，印胶片。
“这份工作其实很艰苦，每天八小时在暗房里工作，三班倒。但是，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电影。”钟大丰十分珍惜这次机会，边工作边学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文革”后期，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当时，赵凤玺老师带着4名学生来到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洗印车间实习。她看到钟大丰学习兴趣浓厚，便给了他很多辅导和帮助。
钟大丰感激地说：“赵老师是带我入行的老师。她把自己上大学时留下的关于胶片和摄影方面的教材和习题等都借给我看。我做的习题，赵老师也帮我批改和讲解。当时，我学习没有特别强的目的性，只是喜欢摄影，工作又是接触胶片，这方面的书看起来就更有兴趣。”
他还喜欢跟着一些摄影老师和朋友们一起学拍照片，自己洗照片、做各种效果。“那时，我家对门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主任的家，学习摄影绝对有便利条件。”同时，因为在制片厂工作，有机会看各类影片，他常和厂里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探讨有关电影拍摄方面的知识。“我是从技术角度进入电影的。”
回归电影，他执教北影讲台
在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做了三年洗印工人，当钟大丰听说要恢复高考时，他的心火热起来，开始自学中学课程，准备考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1977年，全国所有艺术院校都不招生，钟大丰几经思量，决定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我父亲并不支持我考历史系，希望我能在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继续我的电影事业。”但是，他心中的大学梦，让他还是选择了坚持报考。
大学四年里，钟大丰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优异。但是，他仍然喜欢看电影方面的书籍。临近毕业时，钟大丰一心想考中国人民大学外国经济史硕士研究生，当听到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只招收中国经济史硕士研究生时，他突然想起来，就在不久前，一名同学请他帮忙打听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情况。
在硕士研究生报名截至日期的最后一天，钟大丰郑重填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系。“当时，北师大毕业生的第一选择就是到中学当老师，而我对当老师这件事特别犯怵，所以一心要考硕士研究生。那年，中国第一次招收电影系硕士研究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系招收6名硕士研究生，其中电影史方向3人，电影理论方向3人。”
钟大丰最终成功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系硕士研究生，主攻电影史方向，成为中国第一批电影专业硕士。“北师大的历史系在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排名第一，从创建者陈垣先生开始，就以扎实和严谨的学风见长，注重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训练。北师大不仅给了我比较扎实的学术研究训练，还有比较宽泛的知识和学术思维视野，这对后来我的治学很有帮助。”
研究生毕业时，北京电影学院决定招一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电影史。
于是，本对当老师犯怵的钟大丰，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站在既熟悉又陌生的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台上，一站就是近30年。熟悉，是因为他从小就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院里长大，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陌生，是因为他第一次站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台上，以老师的身份面对所有老师和同学。
钟大丰决定像父亲一样，全心投入到电影教育事业之中，把这份事业当作自己的一部著作，虽然这部著作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但他仍然努力添上自己的一笔，让她更完美。
走进电影，他视北影如家
1985年春天，钟大丰作为新任教师正式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报道。这时的中国电影也进入改革、发展阶段，钟大丰的一颗电影心也如沐春风。然而，当他真正走进北京电影学院，他发现，这所院校的电影专业色彩太浓，“我刚开始真不太适应，于是，我开始了解、适应、认识她，并融入其中。”
不久，钟大丰开始筹备中国第一个电影理论专业本科班，即87级电影理论本科班。短短三四年间，他就开了七八门课程，发表上百万字的电影研究论文和电影评论。可以说，他在这片电影海域里如鱼得水。
“同时，学院也给青年教师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1989年，钟大丰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电影电视系进修两年。1995年，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俄亥俄大学电影电视系和传播系进修两年。“1990年在美国进修接近尾声时，我有机会留在美国继续求学。但是，当得知学院需要我回来给同学们授课时，我立刻赶了回来，只因我对学院有感情。”
这两次学习进修不仅让钟大丰开拓了视野，更是他自我提升的翘板。他于1994年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2002年任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院长，后任党委书记，2003年起任博士生导师。
对于教学，钟大丰直言更喜欢启发式教学，“这是受我的导师李少白的影响。我尽可能地把我的方法、角度提供给学生。
而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钟大丰也在中国电影史、美国电影、电影理论和传播理论等领域进行科研，尤其是在中国电影研究的领域内，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曾四次获省部级奖。
“理论并不是无生命的，它恰恰需要来自现实的生命感悟。”回望走过的足迹，钟大丰称，北京电影学院就像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他从小长到大。而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也始终不忘北京电影学院的发展，“我在国际交流学院10年了，这10年间，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伴随北京电影学院的发展，将其推向国际，并得到世人的认可。”
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大丰就在这片电影沃土上耕耘了近30年，培养了无数优秀电影人，推动了北京电影学院与国际电影教育的接轨。
作为“影二代”与北影同步成长
如今，“X二代”的提法屡见不鲜，也就是将一部分人的某种特质精炼为一个名词。如果也按照这个逻辑来归类的话，钟大丰可以称作“影二代”。他的父亲正是北京电影学院筹建领导小组的召集人——钟敬之，学院成立后，先后担任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顾问等职务。他的母亲是新闻纪录电影编辑高维进，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上海电影制片厂新闻片组组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辑、副总编辑、党委书记。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院里，在电影的环境里长大，父母都是搞电影的，虽然不是搞故事片创作，但都是在做和电影有关的工作，所以，我从小在这方面的熏陶比较多。”钟大丰1955年生人，北京电影学院于1956年9月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可以说，他与北京电影学院同步成长。
钟大丰坦言，从小就看到父母工作都非常忙，但是年幼时并不知道他们都在忙什么。直到有一次，他跑进父亲的办公室“参观”，看到父亲的办公桌上摆放了一个很大的北京电影学院校园规划石膏模型。“那时，我第一次对北京电影学院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之后，他眼看着一片荒凉的工地逐渐被建设成一座美丽的校园。
后来，每当学校组织学生观摩影片，钟大丰便和小伙伴们趴在放映室的窗户外，偷偷地跟学生们一起看电影。“那是我的童年生活中最快乐的事。”
随着“文革”的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日常教学工作受到干扰，钟大丰的父母受到冲击，他的生活变了。1969年，年仅14岁的钟大丰跟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起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时间一晃就是五年，1974年，钟大丰因“家庭困退”回京。“当时中央下文称，家中无子女的，允许一个子女回京。”回京后的一年里，居委会经常组织回乡知青做一些事，钟大丰做事勤快，还做得好。一次，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招人，他被推荐去厂里做洗印工人，印胶片。
“这份工作其实很艰苦，每天八小时在暗房里工作，三班倒。但是，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电影。”钟大丰十分珍惜这次机会，边工作边学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文革”后期，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当时，赵凤玺老师带着4名学生来到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洗印车间实习。她看到钟大丰学习兴趣浓厚，便给了他很多辅导和帮助。
钟大丰感激地说：“赵老师是带我入行的老师。她把自己上大学时留下的关于胶片和摄影方面的教材和习题等都借给我看。我做的习题，赵老师也帮我批改和讲解。当时，我学习没有特别强的目的性，只是喜欢摄影，工作又是接触胶片，这方面的书看起来就更有兴趣。”
他还喜欢跟着一些摄影老师和朋友们一起学拍照片，自己洗照片、做各种效果。“那时，我家对门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主任的家，学习摄影绝对有便利条件。”同时，因为在制片厂工作，有机会看各类影片，他常和厂里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探讨有关电影拍摄方面的知识。“我是从技术角度进入电影的。”
回归电影，他执教北影讲台
在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做了三年洗印工人，当钟大丰听说要恢复高考时，他的心火热起来，开始自学中学课程，准备考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1977年，全国所有艺术院校都不招生，钟大丰几经思量，决定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我父亲并不支持我考历史系，希望我能在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继续我的电影事业。”但是，他心中的大学梦，让他还是选择了坚持报考。
大学四年里，钟大丰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优异。但是，他仍然喜欢看电影方面的书籍。临近毕业时，钟大丰一心想考中国人民大学外国经济史硕士研究生，当听到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只招收中国经济史硕士研究生时，他突然想起来，就在不久前，一名同学请他帮忙打听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情况。
在硕士研究生报名截至日期的最后一天，钟大丰郑重填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系。“当时，北师大毕业生的第一选择就是到中学当老师，而我对当老师这件事特别犯怵，所以一心要考硕士研究生。那年，中国第一次招收电影系硕士研究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系招收6名硕士研究生，其中电影史方向3人，电影理论方向3人。”
钟大丰最终成功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系硕士研究生，主攻电影史方向，成为中国第一批电影专业硕士。“北师大的历史系在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排名第一，从创建者陈垣先生开始，就以扎实和严谨的学风见长，注重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训练。北师大不仅给了我比较扎实的学术研究训练，还有比较宽泛的知识和学术思维视野，这对后来我的治学很有帮助。”
研究生毕业时，北京电影学院决定招一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电影史。
于是，本对当老师犯怵的钟大丰，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站在既熟悉又陌生的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台上，一站就是近30年。熟悉，是因为他从小就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院里长大，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陌生，是因为他第一次站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台上，以老师的身份面对所有老师和同学。
钟大丰决定像父亲一样，全心投入到电影教育事业之中，把这份事业当作自己的一部著作，虽然这部著作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但他仍然努力添上自己的一笔，让她更完美。
走进电影，他视北影如家
1985年春天，钟大丰作为新任教师正式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报道。这时的中国电影也进入改革、发展阶段，钟大丰的一颗电影心也如沐春风。然而，当他真正走进北京电影学院，他发现，这所院校的电影专业色彩太浓，“我刚开始真不太适应，于是，我开始了解、适应、认识她，并融入其中。”
不久，钟大丰开始筹备中国第一个电影理论专业本科班，即87级电影理论本科班。短短三四年间，他就开了七八门课程，发表上百万字的电影研究论文和电影评论。可以说，他在这片电影海域里如鱼得水。
“同时，学院也给青年教师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1989年，钟大丰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电影电视系进修两年。1995年，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俄亥俄大学电影电视系和传播系进修两年。“1990年在美国进修接近尾声时，我有机会留在美国继续求学。但是，当得知学院需要我回来给同学们授课时，我立刻赶了回来，只因我对学院有感情。”
这两次学习进修不仅让钟大丰开拓了视野，更是他自我提升的翘板。他于1994年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2002年任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院长，后任党委书记，2003年起任博士生导师。
对于教学，钟大丰直言更喜欢启发式教学，“这是受我的导师李少白的影响。我尽可能地把我的方法、角度提供给学生。
而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钟大丰也在中国电影史、美国电影、电影理论和传播理论等领域进行科研，尤其是在中国电影研究的领域内，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曾四次获省部级奖。
“理论并不是无生命的，它恰恰需要来自现实的生命感悟。”回望走过的足迹，钟大丰称，北京电影学院就像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他从小长到大。而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也始终不忘北京电影学院的发展，“我在国际交流学院10年了，这10年间，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伴随北京电影学院的发展，将其推向国际，并得到世人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