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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对于陈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之前四年，由于与毛泽东存在一些认识分歧，他不断受到批评。1962年上半年，陈云在国民经济调整恢复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下半年因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四年，他一直养病闲居，直到“文革”爆发。
矛盾心态：七千人大会前后的表现令人琢磨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7118人出席会议，此会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参加者包括中央、中央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干部参加的人数和层级，均为党史上首次。这是在国民经济最紧迫、最关键时期召开的会议，对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会期间没有讲话的唯一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196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7人。除了陈云，其他6位政治局常委都在大会或小组讨论会上发了言。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刘少奇代表中央做报告。周恩来、朱德分别在福建组、山东组的讨论会上发言。林彪在大会上讲了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方针。邓小平在大会上讲了党的建设等问题。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是唯一一位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显著地位人所共知，“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内理财的能手，是建国后财政经济工作的总管”。新中国成立伊始，陈云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领导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稳定物价以及制定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称之为“能”“多谋善断”。1957年后，虽然陈云受到了批评，但毛泽东始终十分重视陈云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意见。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谈话时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7月11日晚，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称赞陈云：“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当总指挥好。”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更是毫不掩饰他对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欣赏。他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基于此，毛泽东特意想请陈云讲话，但被陈云婉拒了。毛泽东说：陈云“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一次我说请他讲话，他说不讲。我说你哪一年讲，他说过半年可以讲。”
为什么陈云没有在大会上讲话？学者迟爱萍认为，一是不说违心话、顾全大局、维护中央的团结和权威，是陈云一贯的作风，也是他突出的政治品格；二是大家思想认识还不完全统一，还处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下通气、出怨气的阶段；三是大家还处在统一认识的过程中，作风向来沉稳的陈云，选择不讲话是明智的。学者张素华则认为陈云不讲话的原因是：一是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二是陈云是一个不太愿意讲违心话的人；三是心有余悸。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更能说清楚，陈云曾在1988年5月21日的一次谈话中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大会之后做了重要讲话的最高经济工作负责人
实际上，陈云在会前做了十分详实的调查研究。自1960年9月至七千人大会前，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陈云进行了5次调研，累计时间近1年，足迹遍布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京等8个省、市，涉及农业、化肥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冶金工业等多个领域，调研对象覆盖省、专区、县、生产大队等不同层次，为了掌握真实情况，他特别到自己熟悉的家乡、早期搞工运的青浦调查。
陈云也没有等到半年后讲话，而是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就讲话了。
1962年2月7日，七千人大会闭幕。
2月8日上午，陈云出席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这次，他讲了话，没有谈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是就采取什么方法获取比较正确的认识谈了意见，题目是《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他谈的“交换、比较、反复”思想方法正是自己一生始终遵循的信条。他高度肯定七千人大会，认为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将无敌于天下”。陈云认为本次大会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认为这是共产党无敌于天下最关键的一条。
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在会上多次发言。在讨论中，陈云就财政平衡、市场平衡、工农业恢复速度、精减职工、改善城市人民生活等问题谈了意见。这些意见不仅全面，而且操作性强，尤其是各种数字非常具体。比如减少行政管理费、文教等事业费5亿元；国家给农民开的退赔期票7亿元，推迟3年归还；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等等。
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做任何讲话，但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在上午、下午两个会上，他都做了重要讲话。一前一后的鲜明对比，表明了陈云当时的矛盾心态。这表明，陈云不是无话可讲，而是在选择讲话的时机和范围。“陈云，在中共党内虽然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可算是第一号人物，大家公认的经济专家。”他深知自己讲话的分量，因此选择了在大家意见相对比较统一、范围较小的场合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充分体现了陈云一贯的坚强党性。
2月8日的讲话，表明陈云认为党内的政治生活空气已经发生了明显改观，可以做到畅所欲言了。
开怀畅谈：从西楼会议到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由于七千人大会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会议对财政经济方面困难的估计仍不够充分。会后，“陈云对财政经济工作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受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高度重视”。这个会后的一系列主张，按照时间顺序，应该指的是2月8日的重要讲话。 默默不语：建言支持包产到户遭到冷遇
在南方疗养期间，生病的陈云时刻在关注着国家的经济发展。
向毛泽东建言包产到户
农业是当时国民经济各部门困难最严重的领域。陈云一直在思考破解农业困难的办法。他看到安徽在农业方面搞责任制的材料后，非常重视。他说，包产到户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陈云对包产到户重视并非心血来潮。1961年6月，他通过调研就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份报告。从题目可以看出，这些主张已经比较接近包产到户的主张。
在经过充分了解之后，1962年6月，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分别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大家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基本一致。陈云决定向毛泽东进言。
此时向毛泽东进言谈此事，无疑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已经从允许试验到不能容忍。1961年3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实行责任田的情况，毛泽东说可以试验。7月，曾希圣再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可以扩大，多搞一点。1961年12月，毛泽东曾以商量的口气询问曾希圣，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的办法变回去。曾希圣表示还要搞下去，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意见。毛泽东的询问，本身就表明他对责任田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并被撤了职。4月，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调查情况，提到了当地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办法，暂时渡过难关。将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的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明确表态。
尽管有别人规劝，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陈云向毛泽东进言的决心。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希望与他谈谈关于农业恢复问题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于当天下午1时收到来信。下午4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没有表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对此事发表意见了。“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到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同志，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默默不语。”
受到严厉批判
7月中旬，陈云离京赴北戴河疗养，并准备参加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但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让陈云改变了看法。7月25日，毛泽东将《波兰农业社会化》一文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阅看。接着，陈云又收到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综合种种迹象，陈云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7月28日，陈云致信中央，表达自己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同时希望请假养病，不参加北戴河会议，之后又请假不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北戴河会议，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将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提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等问题。所谓“黑暗风”，就是指西楼会议至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对经济形势严重困难的估计，包括陈云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的应对之策；“单干风”，就是指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对一些农村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做法的支持。会议批判的“三风”中的“两风”都指向陈云。对于陈云没有被点名批评，毛泽东在会后说：“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北戴河会议后，实际上停止了陈云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工作，直到1966年。这四年间，他虽然仍是中央副主席，但一直养病闲居，没有参与中央最高层决策和活动。这一期间，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听评弹”。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虽然几次在不同的会议上，肯定了陈云的经济思想，但毛泽东肯定的主要是在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中，陈云对压低计划指标的贡献，对陈云1962年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包产到户建议几乎未做评论。
自此之后，陈云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陈云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在“文革”前就不再参与中央决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文选》第3卷可以反映出陈云的政治“轨迹”，从1962年3月7日到1973年6月7日，没有一篇文章。
陈云不再参与最高决策，但中央在实际工作中一直贯彻着他的思想。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巨大成功，陈云功不可没。
矛盾心态：七千人大会前后的表现令人琢磨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7118人出席会议，此会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参加者包括中央、中央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干部参加的人数和层级，均为党史上首次。这是在国民经济最紧迫、最关键时期召开的会议，对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会期间没有讲话的唯一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196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7人。除了陈云，其他6位政治局常委都在大会或小组讨论会上发了言。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刘少奇代表中央做报告。周恩来、朱德分别在福建组、山东组的讨论会上发言。林彪在大会上讲了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方针。邓小平在大会上讲了党的建设等问题。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是唯一一位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显著地位人所共知，“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内理财的能手，是建国后财政经济工作的总管”。新中国成立伊始，陈云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领导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稳定物价以及制定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称之为“能”“多谋善断”。1957年后，虽然陈云受到了批评，但毛泽东始终十分重视陈云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意见。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谈话时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7月11日晚，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称赞陈云：“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当总指挥好。”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更是毫不掩饰他对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欣赏。他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基于此，毛泽东特意想请陈云讲话，但被陈云婉拒了。毛泽东说：陈云“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一次我说请他讲话，他说不讲。我说你哪一年讲，他说过半年可以讲。”
为什么陈云没有在大会上讲话？学者迟爱萍认为，一是不说违心话、顾全大局、维护中央的团结和权威，是陈云一贯的作风，也是他突出的政治品格；二是大家思想认识还不完全统一，还处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下通气、出怨气的阶段；三是大家还处在统一认识的过程中，作风向来沉稳的陈云，选择不讲话是明智的。学者张素华则认为陈云不讲话的原因是：一是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二是陈云是一个不太愿意讲违心话的人；三是心有余悸。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更能说清楚，陈云曾在1988年5月21日的一次谈话中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大会之后做了重要讲话的最高经济工作负责人
实际上，陈云在会前做了十分详实的调查研究。自1960年9月至七千人大会前，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陈云进行了5次调研，累计时间近1年，足迹遍布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京等8个省、市，涉及农业、化肥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冶金工业等多个领域，调研对象覆盖省、专区、县、生产大队等不同层次，为了掌握真实情况，他特别到自己熟悉的家乡、早期搞工运的青浦调查。
陈云也没有等到半年后讲话，而是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就讲话了。
1962年2月7日，七千人大会闭幕。
2月8日上午，陈云出席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这次，他讲了话，没有谈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是就采取什么方法获取比较正确的认识谈了意见，题目是《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他谈的“交换、比较、反复”思想方法正是自己一生始终遵循的信条。他高度肯定七千人大会，认为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将无敌于天下”。陈云认为本次大会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认为这是共产党无敌于天下最关键的一条。
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在会上多次发言。在讨论中，陈云就财政平衡、市场平衡、工农业恢复速度、精减职工、改善城市人民生活等问题谈了意见。这些意见不仅全面，而且操作性强，尤其是各种数字非常具体。比如减少行政管理费、文教等事业费5亿元；国家给农民开的退赔期票7亿元，推迟3年归还；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等等。
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做任何讲话，但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在上午、下午两个会上，他都做了重要讲话。一前一后的鲜明对比，表明了陈云当时的矛盾心态。这表明，陈云不是无话可讲，而是在选择讲话的时机和范围。“陈云，在中共党内虽然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可算是第一号人物，大家公认的经济专家。”他深知自己讲话的分量，因此选择了在大家意见相对比较统一、范围较小的场合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充分体现了陈云一贯的坚强党性。
2月8日的讲话，表明陈云认为党内的政治生活空气已经发生了明显改观，可以做到畅所欲言了。
开怀畅谈：从西楼会议到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由于七千人大会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会议对财政经济方面困难的估计仍不够充分。会后，“陈云对财政经济工作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受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高度重视”。这个会后的一系列主张，按照时间顺序，应该指的是2月8日的重要讲话。 默默不语：建言支持包产到户遭到冷遇
在南方疗养期间，生病的陈云时刻在关注着国家的经济发展。
向毛泽东建言包产到户
农业是当时国民经济各部门困难最严重的领域。陈云一直在思考破解农业困难的办法。他看到安徽在农业方面搞责任制的材料后，非常重视。他说，包产到户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陈云对包产到户重视并非心血来潮。1961年6月，他通过调研就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份报告。从题目可以看出，这些主张已经比较接近包产到户的主张。
在经过充分了解之后，1962年6月，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分别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大家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基本一致。陈云决定向毛泽东进言。
此时向毛泽东进言谈此事，无疑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已经从允许试验到不能容忍。1961年3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实行责任田的情况，毛泽东说可以试验。7月，曾希圣再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可以扩大，多搞一点。1961年12月，毛泽东曾以商量的口气询问曾希圣，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的办法变回去。曾希圣表示还要搞下去，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意见。毛泽东的询问，本身就表明他对责任田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并被撤了职。4月，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调查情况，提到了当地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办法，暂时渡过难关。将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的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明确表态。
尽管有别人规劝，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陈云向毛泽东进言的决心。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希望与他谈谈关于农业恢复问题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于当天下午1时收到来信。下午4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没有表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对此事发表意见了。“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到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同志，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默默不语。”
受到严厉批判
7月中旬，陈云离京赴北戴河疗养，并准备参加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但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让陈云改变了看法。7月25日，毛泽东将《波兰农业社会化》一文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阅看。接着，陈云又收到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综合种种迹象，陈云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7月28日，陈云致信中央，表达自己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同时希望请假养病，不参加北戴河会议，之后又请假不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北戴河会议，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将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提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等问题。所谓“黑暗风”，就是指西楼会议至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对经济形势严重困难的估计，包括陈云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的应对之策；“单干风”，就是指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对一些农村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做法的支持。会议批判的“三风”中的“两风”都指向陈云。对于陈云没有被点名批评，毛泽东在会后说：“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北戴河会议后，实际上停止了陈云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工作，直到1966年。这四年间，他虽然仍是中央副主席，但一直养病闲居，没有参与中央最高层决策和活动。这一期间，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听评弹”。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虽然几次在不同的会议上，肯定了陈云的经济思想，但毛泽东肯定的主要是在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中，陈云对压低计划指标的贡献，对陈云1962年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包产到户建议几乎未做评论。
自此之后，陈云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陈云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在“文革”前就不再参与中央决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文选》第3卷可以反映出陈云的政治“轨迹”，从1962年3月7日到1973年6月7日，没有一篇文章。
陈云不再参与最高决策，但中央在实际工作中一直贯彻着他的思想。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巨大成功，陈云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