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作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一直都是这样。孩提时，他是一个脆弱、忧虑而领悟力极强的孩子；或者像柯莱特描写的那个小姑娘，当她的父母厮打在一起时，她只能无助地看着。她黑色的大眼睛里满是痛苦的专注。孤独尤其青睐作家。然而，正是在孤独的陪伴下，他们才找到幸福的精髓。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幸福，混合着痛苦和喜悦，是一种虚幻的胜利，是无言的、无所不在的折磨，是绕梁不绝的小调。作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如何去培育那充满生机的有毒植物。这植物只有在作家无能为力的土壤里才能够生长。作家希望为每个人、每个时代发言。他，或者她，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面对着镜子般的空白纸张，在灯罩下提取它那神秘的光芒。或者坐在耀眼的电脑显示屏前，聆听自己的手指敲打键盘的声音。这，就是作家的森林。每位作家都非常熟稔森林里的每一条道路。如果时不时有什么东西逃脱的话，比如说拂晓时狗儿惊飞了一只鸟，那时作家就会在旁边惊奇地看着——这只会偶尔发生，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然而，我的原意并不想大加否定。文学——这也是我一直所指的——并不是什么古董遗物，也不应该被一些视听艺术，尤其是电影所替代。文学是一条复杂的、艰难的路径。但是我认为它在今天甚至比拜伦时代或者维克多·雨果时代更具必要性。
　　文学的必要性有两个原因：
　　首先，文学是由语言所构成。语言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是先于其他事物的。有了语言，对一切事物的分享才成为可能。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科学，不会有技术、法律、艺术，也不会有爱。但是，如果没有与之作用的另外一个人，这种发明就会变得虚幻，它就会萎缩、变小，最后消失。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言的护卫者。当作家写小说、作诗或者编戏剧时，他们保持了语言的活力。他们并不只是在使用文字——相反，是在为语言服务。他们颂扬它，打磨它，改造它。语言通过他们、因为他们而生存。它陪伴了作家们所在时代的所有社会和经济变革。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与虚拟通讯的时代。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书面语言和书籍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这些令人感叹的发明又有什么价值呢？让这个星球上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台液晶显示器显然只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是不是正在培养一批新的精英，或者在世界上划分一道新的分界线，一侧的人能够得到知识和信息，而另一侧的人却与此无缘呢？一些伟大民族、伟大文化的消失，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固然，有些少数民族的伟大文化之所以能够维系到今天，还多亏了对知识和神话的口头传播。承认这些文化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不管喜欢与否，即便做不到完全现实，我们也已不再生活在神话的时代。除非每个孩子都能够受益于写作，否则不太可能建立起平等的基础和对他人的尊重。
　　如今，在非殖民主义之后的这个时代，文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表达个性、主张言论权利、让世界听到自己独特声音的一种方式了。如果没有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呼唤，我们将生活在寂静的世界里。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化关乎我们每个人。但是，读者能力有限，换句话说，这是出版商的责任。固然，对于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印第安人来说，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世界听到，却只能用征服者的语言写出来——用法语或英语，这很不公平。当然，要指望毛里求斯或西印度群岛的克利奥尔语像当今世界主宰媒体的那五六种语言一样容易被世界倾听，也只是一种幻想。但是，如果通过翻译，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心声，就会发生一些新变化，这是一件好事情。正如我所说的，文化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属于全人类。但要实现这一点，每个人都要有平等的机会接触文化。书籍尽管老式，却是理想的工具。它实用、便携、经济，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科技加以辅助，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能够得以完好保存。它唯一的缺陷——这也是我尤其想对出版商说的——就是在相当数量的国家里，人们仍然很难获得书籍。在毛里求斯，买一本小说或者一本诗集的花费，能占到一个家庭预算相当大的一部分。在非洲、东南亚、墨西哥或者南太平洋诸岛，书籍仍然是很难获得的奢侈品。不过，仍然有一些补救措施，例如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出版，为租赁图书馆或者流动图书馆设立基金。另外更重要的是，对所谓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要求及其作品施以更多的重视—— 显然，这里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会促使文学继续成为一个美妙的工具，来帮助人们获得自知，了解他人，倾听人类那主题丰富、抑扬顿挫的协奏曲。
　　关于森林，我还想多说几句。无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蒂格·达格曼那句话仍然回响在我的耳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希望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它，让这句话充斥我的脑海。他的话里带有绝望的语气，但与此同时，又有着胜利的色彩。因为正是在这种辛酸中，才能发现我们每个人一直在寻找的真理的痕迹。小时候，我就梦想那森林。它让我恐惧，但又让我着迷。我想，当大拇指汤姆和汉斯在森林深处，四周环绕着危险和奇迹的时候，一定也是这种感觉。森林是一个没有地标的世界，在密林和浓厚的黑暗中，很容易迷路。在沙漠或者大洋中也是如此，翻过一个沙丘，又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沙丘；一个波浪打过去，又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波浪。我还记得文学第一次给我的震撼——那是杰克·伦敦的小说《野性的呼唤》。确切地说，当里面的一个人物在雪中迷路的时候，寒气刺骨，而一群狼正围着他步步紧逼。他看着自己那早已麻木的手，试图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活动。作为一个孩子，这描写对我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这被称作自我意识。
　　成年后，森林仍然给了我文学情感的主要动力。大约30年前，连接两个美洲的泛美高速公路（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在中美洲的达连地堑地区有个中断，我想现在情况可能也没有改变。在巴拿马地峡的这个区域，热带雨林尤其浓密，到达那里的唯一方式就是乘独木舟逆流而上。雨林中生活着两群土著人，安巴拉人和乌纳安人。我到那里纯属偶然，结果那里的人们让我如此着迷，以至在那里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总共大约有三年多。那段时间，我整天无所事事地从一座房子溜达到另一座房子——因为那时候，这些人拒绝住在村子里——并且学会了按照一种对我来说全新的节奏来生活。像所有真正的森林一样，这里的森林遍布危险，我不得不把所有的潜在危险以及相应的求生方式列出一个单子。总体上，我得说安巴拉人对我非常宽容，我的笨手笨脚让他们觉着很滑稽。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这种娱乐来回报他们与我分享的智慧。那时我并没有写很多东西，雨林不是写作的理想环境。那里的潮气能浸湿纸张，而酷热又能烤干所有的圆珠笔，凡是用电的东西都用不长久。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写作是一种特权，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我需要求助于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也是一种保护，是我在躲避风雨时的一个虚拟窗口。 　　当我完全了解到美国印第安人所奉行的原始共产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对权势的厌恶、对自然无政府主义的喜好后，我开始明白，艺术，作为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在森林里并没有其角色地位。另外，这里的人们并没有类似我们消费社会所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不像我们把画挂在墙上，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会彩绘他们的身体，而且总的来说，不愿意创造任何永恒的东西。后来，我有机会接触了他们的神话。在我们这个充满了书籍的世界里，当谈到神话的时候，所指的东西似乎非常遥远，不管是时间概念还是空间概念。我本人也相信这种距离的存在。而现在，对我来说似乎每天晚上都听得到神话故事。在他们的房子里，三块石头垒起了炉膛。在炉火边，在蚊蛾的舞蹈中，说故事的人——男人抑或女人，开始讲起故事、神话、传说，就好像在叙述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说故事的人一边拍打着胸膛，一边尖声高歌。他模仿着故事中人物的表情，有激情，有恐惧。似乎这本应来自小说，而不是神话。但是有天晚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人，她的名字叫作埃尔韦拉。因为她特别会讲故事，所以居住在森林里的安巴拉人都知道她。她是个女冒险家，没有男人，也没有孩子——人们说她多少是个酒鬼，是个荡妇，但是我一点也不相信——她挨家挨户地唱歌，以换得一顿饭或一瓶酒，有的时候是几枚硬币。尽管除了通过翻译之外，我别无他途听懂她的故事——安巴拉语言比我们的日常用语要复杂得多——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她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她的嗓音，她双手拍打胸膛、拍打着她那厚重的银币项链的节奏，还有那着迷陶醉的神色，映亮了她的整个脸庞和双眼，那是一种诗意般的出神。所有这些，都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她讲述的神话框架之上——烟草的发明，第一对原始孪生子，宇宙启蒙时人和神的故事——她加入了自己的故事，她的流浪生活，她的爱情，背叛和磨难，嫉妒的刺痛，以及她对变老和死亡的恐惧。她是活着的诗集，古老的戏院，与此同时，又是最现代的小说。在森林的黑暗中，在昆虫和蟾蜍的合唱声中，在蝙蝠群卷来的旋风中，她代表了故事中的火与暴力。这种震撼，除了用美这个词外，没有其他的词汇可以形容。她的歌声似乎传递了自然的真正力量，这的确是最大的悖论：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在森林里，在文学思维可以触摸到的最遥远角落，却是艺术能够找到它最强烈、最真实表达方式的地方。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地区，再也没有见过埃尔韦拉，也没见到达连森林其他说故事的人。但是，那里留给我的却不仅仅是怀旧——而是一种信念，那就是即便文学被传统或者妥协磨退了色，即便作家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文学仍然能够生存。有一种伟大而神奇的力量能够超越作家，有时能够给他们活力，美化他们，并重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力量是崭新的，与此同时又是非常古老的，像风一样无形，像云一样缥缈，像海一样浩瀚。这种力量在鲁米的诗集中摇曳，在伊曼纽尔· 斯韦登伯格如梦如幻的建筑中荡漾，是当读到人类最美丽的文字时所感受到的颤抖，就像斯蒂尔斯酋长在19世纪中叶放弃他的土地时对美国总统所说的话：“毕竟，我们也许会成为兄弟……”
　　这种力量单纯而又真实，存在于语言当中。是魔咒，有时又是诡计，是喧嚣的舞蹈，是长时间的寂静。嘲笑的语言，感叹的语言，诅咒的语言，紧接着，是天堂的语言。
　　尽管斯蒂格·达格曼很悲观，但他提到的作家面对的根本悖论——即作家无法与那些肚子和头脑都饥饿的人交流——揭示了最重要的真理。文化和与饥饿做斗争是紧密相关的，是相互依赖的。失去了前者，后者永远无法成功。二者都需要我们，实际上，是迫切要求我们去行动。所以，在这个刚刚开始的新千年，在我们共享的星球上，无论其是何性别，使用哪种语言，奉行哪种宗教，任何孩子都不应该被遗弃在饥饿和无知中，或被盛宴所拒绝。这个孩子带给我们的是人类的未来。借用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来说，很久很久以前，这个王国是属于一个孩子的。
　　（选自2009年第7期 《散文选刊》，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