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土地被国家收储后，污染者是否担责？修复费用谁出？随着1月1日《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讨论似乎仍在进行中。
常州外国语学校污染事件过去3年多后，两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迎来终审判决。
2018年12月27日，江苏高院判决认为，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华达化工集团有限公司3家企业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并判令其在国家级媒体上就其污染行为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至此，曾因一审判决环保组织承担“天价”诉讼费而饱受争议的这起环境公益诉讼案终于尘埃落定。
“二审判决出来后，公众并不像关注常外事件那样关注这一结果，我作为案件推动者很失望。”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倡导总监葛枫说，常隆地块污染还在，在土壤中、在地下水里，而地下水和长江水系连着，旁边就有饮用水源，公众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地块有多毒、会不会扩散。
尽管案件以环保组织获胜告终，但由此引发的争论并未止息，特别是土地被国家收储后，污染者是否担责？修复费用谁出？随着1月1日《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讨论似乎仍在进行中，打赢净土保卫战任重道远。
“毒地”前世
2015年9月，常州外国语学校师生搬入其位于常州新北区的新校区后，不少学生身体出现不适，400多人先后被查出皮炎、湿疹、血液指标异常等症状。后经调查，元凶指向与常外一路之隔的常隆地块。
常隆地块即常隆、常宇、华达三公司原厂址地块，面积为26.2公顷。常隆公司由原常州农药厂、原常州有机化工厂改制而成，位于这一地块的常州农药厂1979年成立，2010年搬迁。
常宇公司创办于1989年，2008年底停产并搬迁，华达公司2009年停产搬离。
后据查明，三公司在长期农药、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跑冒滴漏以及物料存放、废水排放、废物废液管理不规范等造成土壤及地下水严重污染。
其中，常州农药厂厂区初步估计受污染土壤约44740平方米，地下水无机指标超过中国地下水质量标准的Ⅲ类标准；常宇公司厂区初步估计受污染土壤约16390平方米，地下水无机指标超过中国地下水质量标准的Ⅲ类标准；华达公司厂区初步估计受污染土壤约9360平方米，地下水污染区域约20027平方米。
2009年至2010年，三公司搬迁后，常隆地块被新北区国土储备中心收储，2011年3月，新北区政府拟对地块进行商业开发，委托环保机构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严重，必须实施修复 。
2014年3月，一期污染土壤修复工程开工。但在随后修复过程中，次生空气异味造成常外学生身体异常，工程遂中止。
污染事件发生后，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密切关注。2016年4月29日，自然之友和中国绿发会对三公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诉请常州中院判令三公司消除原厂址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承担修复费用、赔礼道歉等。
2017年1月，常州中院一审驳回两环保组织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91800元由其共担。189万元的诉讼费一时引发各方争议，两环保组织深陷舆论漩涡。
“败诉在预料之中，但没想到诉讼费这么高，并引起关注。我们希望案件法律问题引起关注，因诉讼费而受关注是走偏了。”葛枫说，“我们提起案子的初衷是希望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完善，正是制度缺失导致了毒地事件，且不是个案。”
环保组织随后上诉，2017年3月江苏高院受理上诉申请。
土地收储后谁担责？
在两轮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三公司污染土地后是否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二是政府组织实施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情况下，三公司是否承担管控和修复费用；三是三公司是否应公开赔礼道歉。
两环保组织认为，“谁污染、谁担责”是环境污染责任承担的基本原则，三公司污染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修复责任，政府部门不能代替污染者成为环境修复责任主体，修复费用应由三公司承担
但三公司辩称，地块已由政府收儲。根据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相关规定，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应承担污染修复责任，而且政府拥有修复所需的专业知识、资源和能力。
常州中院认为，地块2009年由新北国土储备中心收储并实际交付，市政府及区政府对地块实施应急处置，正在组织开展环境修复。在此过程中，三公司无可能取代政府实施环境修复行为。
而江苏高院认为，三公司实施了污染环境行为，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政府收储不是法定的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
至于是否承担修复费用，江苏高院认为，新北区政府已组织实施污染风险管控修复，目前没有判令三公司实施风险管控修复的必要性。“因无法确定该后续治理所需费用的具体数额，本案尚不具备判决被上诉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条件”。
而是否应赔礼道歉，三公司表示，污染行为系历史原因造成，当时法律要求不严，因此不存在违法情形，不应赔礼道歉。
常州中院虽认为三公司污染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但未支持环保组织提出的赔礼道歉诉求。
对此，江苏高院态度鲜明，认为虽然三公司造成的污染有一定历史原因和发展局限，但“案涉地块环境污染已导致社会公众对于自身健康的担忧和焦虑，对生活于优良生态环境的满足感、获得感的降低，造成了社会公众精神利益上的损失”，因此三公司应向公众赔礼道歉。
土壤法实施前宣判
1月1日，常外事件环境公益诉讼案宣判4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填补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空白。
在中国绿发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律师霍志剑看来，宣判日期定在2018年年末而非2019年，主要原因是年后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
他表示，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如果土地使用权已经被政府收回，土壤污染责任人为原土地使用权人的，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不是出资，出资人应是污染责任人。“二审法院认为，在政府已组织实施修复并出资的情况下，三公司出资与否超过环境公益诉讼请求范围，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
“这样理解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基本精神存在偏差，我对此持不同意见。”霍志剑说。
这起两年多的诉讼案伴随着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逐步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后，以后这类案件会更好操作些。”自然之友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金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湘说。
除了常外案，自然之友还在云南、广西等地提起了多个土壤类公益诉讼案。葛枫说，相比之下，其他案件难度更大，原因是常州市政府前期对污染地块进行了专业评估，而其他案件都要凭环保组织之力鉴定评估。
她建议，我国应借鉴国外分阶段裁判制，第一阶段定责，“这样，环保组织只需证明被告造成污染，法院裁判后，第二阶段再确定承担多大责任，由被告进行评估并制定修复方案。”
常州外国语学校污染事件过去3年多后，两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迎来终审判决。
2018年12月27日，江苏高院判决认为，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华达化工集团有限公司3家企业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并判令其在国家级媒体上就其污染行为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至此，曾因一审判决环保组织承担“天价”诉讼费而饱受争议的这起环境公益诉讼案终于尘埃落定。
“二审判决出来后，公众并不像关注常外事件那样关注这一结果，我作为案件推动者很失望。”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倡导总监葛枫说，常隆地块污染还在，在土壤中、在地下水里，而地下水和长江水系连着，旁边就有饮用水源，公众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地块有多毒、会不会扩散。
尽管案件以环保组织获胜告终，但由此引发的争论并未止息，特别是土地被国家收储后，污染者是否担责？修复费用谁出？随着1月1日《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讨论似乎仍在进行中，打赢净土保卫战任重道远。
“毒地”前世
2015年9月，常州外国语学校师生搬入其位于常州新北区的新校区后，不少学生身体出现不适，400多人先后被查出皮炎、湿疹、血液指标异常等症状。后经调查，元凶指向与常外一路之隔的常隆地块。
常隆地块即常隆、常宇、华达三公司原厂址地块，面积为26.2公顷。常隆公司由原常州农药厂、原常州有机化工厂改制而成，位于这一地块的常州农药厂1979年成立，2010年搬迁。
常宇公司创办于1989年，2008年底停产并搬迁，华达公司2009年停产搬离。
后据查明，三公司在长期农药、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跑冒滴漏以及物料存放、废水排放、废物废液管理不规范等造成土壤及地下水严重污染。
其中，常州农药厂厂区初步估计受污染土壤约44740平方米，地下水无机指标超过中国地下水质量标准的Ⅲ类标准；常宇公司厂区初步估计受污染土壤约16390平方米，地下水无机指标超过中国地下水质量标准的Ⅲ类标准；华达公司厂区初步估计受污染土壤约9360平方米，地下水污染区域约20027平方米。
2009年至2010年，三公司搬迁后，常隆地块被新北区国土储备中心收储，2011年3月，新北区政府拟对地块进行商业开发，委托环保机构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严重，必须实施修复 。
2014年3月，一期污染土壤修复工程开工。但在随后修复过程中，次生空气异味造成常外学生身体异常，工程遂中止。
污染事件发生后，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密切关注。2016年4月29日，自然之友和中国绿发会对三公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诉请常州中院判令三公司消除原厂址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承担修复费用、赔礼道歉等。
2017年1月，常州中院一审驳回两环保组织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91800元由其共担。189万元的诉讼费一时引发各方争议，两环保组织深陷舆论漩涡。
“败诉在预料之中，但没想到诉讼费这么高，并引起关注。我们希望案件法律问题引起关注，因诉讼费而受关注是走偏了。”葛枫说，“我们提起案子的初衷是希望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完善，正是制度缺失导致了毒地事件，且不是个案。”
环保组织随后上诉，2017年3月江苏高院受理上诉申请。
土地收储后谁担责？
在两轮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三公司污染土地后是否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二是政府组织实施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情况下，三公司是否承担管控和修复费用；三是三公司是否应公开赔礼道歉。
两环保组织认为，“谁污染、谁担责”是环境污染责任承担的基本原则，三公司污染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修复责任，政府部门不能代替污染者成为环境修复责任主体，修复费用应由三公司承担
但三公司辩称，地块已由政府收儲。根据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相关规定，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应承担污染修复责任，而且政府拥有修复所需的专业知识、资源和能力。
常州中院认为，地块2009年由新北国土储备中心收储并实际交付，市政府及区政府对地块实施应急处置，正在组织开展环境修复。在此过程中，三公司无可能取代政府实施环境修复行为。
而江苏高院认为，三公司实施了污染环境行为，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政府收储不是法定的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
至于是否承担修复费用，江苏高院认为，新北区政府已组织实施污染风险管控修复，目前没有判令三公司实施风险管控修复的必要性。“因无法确定该后续治理所需费用的具体数额，本案尚不具备判决被上诉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条件”。
而是否应赔礼道歉，三公司表示，污染行为系历史原因造成，当时法律要求不严，因此不存在违法情形，不应赔礼道歉。
常州中院虽认为三公司污染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但未支持环保组织提出的赔礼道歉诉求。
对此，江苏高院态度鲜明，认为虽然三公司造成的污染有一定历史原因和发展局限，但“案涉地块环境污染已导致社会公众对于自身健康的担忧和焦虑，对生活于优良生态环境的满足感、获得感的降低，造成了社会公众精神利益上的损失”，因此三公司应向公众赔礼道歉。
土壤法实施前宣判
1月1日，常外事件环境公益诉讼案宣判4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填补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空白。
在中国绿发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律师霍志剑看来，宣判日期定在2018年年末而非2019年，主要原因是年后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
他表示，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如果土地使用权已经被政府收回，土壤污染责任人为原土地使用权人的，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不是出资，出资人应是污染责任人。“二审法院认为，在政府已组织实施修复并出资的情况下，三公司出资与否超过环境公益诉讼请求范围，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
“这样理解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基本精神存在偏差，我对此持不同意见。”霍志剑说。
这起两年多的诉讼案伴随着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逐步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后，以后这类案件会更好操作些。”自然之友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金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湘说。
除了常外案，自然之友还在云南、广西等地提起了多个土壤类公益诉讼案。葛枫说，相比之下，其他案件难度更大，原因是常州市政府前期对污染地块进行了专业评估，而其他案件都要凭环保组织之力鉴定评估。
她建议，我国应借鉴国外分阶段裁判制，第一阶段定责，“这样，环保组织只需证明被告造成污染，法院裁判后，第二阶段再确定承担多大责任，由被告进行评估并制定修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