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凶猛
　　
　　盘点2005中国的文化事件，“大长今”绝对无法从中国的记忆中消失。“氧气美女”李英爱赚取了中国人多少泪水，带给中国人多少快乐和满足，恐怕难以计数！
　　事实上，《大长今》的热播只是“韩流”在中国现状的冰山一角。对“韩流”而言，它既不是开始，也远不是结束。
　　2000年前后，“韩流”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不过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当那些伴着韩国流行音乐旁若无人地游走在中国城市大街小巷的“哈韩一族”锤炼着国人无比坚忍的宽容时，许多老谋深算的长者就开始面带微笑在掐指计算这股轻狂的“流”消失的准确时间了。可斗转星移，流行音乐余势未衰，韩国电视剧又大举登陆。“韩流”非但未见衰竭，相反却呈现出历久弥强、渐深渐广之势。“韩流”所至，“感冒”的不再仅仅是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就是当初那些在神机妙算的人，也多被卷入。至2005年，《看了又看（结局篇）》、《大长今》、《加油！金顺》、《巴黎恋人》相继引进，中国的荧屏上韩剧充斥且一路奏凯，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中国都陷入滚滚“韩流”中。
　　
　　自卫？反击？
　　
　　终于有人坐不住了。
　　2005年，也许是压抑已久，中国影视界人士终于爆发。先是上海第十一届电视节上，内地著名演员拍案而起，大声宣称对韩剧“没有感动只有愤怒”引起一片共鸣；再有国际巨星成龙登高振臂，大声疾呼要抵制韩国电影，让众多电影界人士也纷纷颔首；著名导演尤小刚干脆撰文，直言韩剧就是“日本的故事结构 中国的儒家文化底蕴 人造的俊男美女 先进的技术成就”，“在创作和制作上都并非电视剧艺术的高端”，乃是走“我们走过的老路”！
　　自卫还是反击？在固定的市场份额被日渐挤压的时候，“韩流”在中国影视界成了过街老鼠，引起一片喊打声。一些专业人士更是隐然将“抗韩”提高到一场抵御文化侵略、保卫祖国文化传统的伟大战争的高度。
　　事实上，这股“抗韩风”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普遍存在。换句话说，“韩流”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韩流”都日益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韩流”所及，如日本、越南先后都出现了抵制“韩流”的现象。“韩流”世界性的扩散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2005年10月在北京结束的东北亚传播学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的多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都谈到了以韩剧为代表的势不可挡的“韩流”现象。
　　面对如此复杂的现象，如果纯粹从争取市场份额的角度来谈论韩剧，显然失之功利。不认真研究韩剧本身，仅试图以狭隘的民族感来换取自身高额的市场回报，自卫必将沦为无聊的自慰，反击则根本无从入手。
　　
　　盛开的牵牛花
　　
　　尽管动人的温情、精美的制作，满眼靓男美女被看作是韩剧征服中国观众的三大法宝，但我还是宁愿将韩剧看作是一朵朵盛开的牵牛花。相对于其他种类的花，牵牛花最大的优点在于它的朴实，精致娇嫩的花瓣永远也无法掩抑住它源自泥土的生活气息。任何一种花都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但牵牛花永远只代表现实。现实赋予它强劲的生命力，在任何一个可能的角落，它都会静静地爬满一片可能的篱笆，默默地生长，默默地开放。一滴晨露，一丝薄雾，都会成为它精致的点缀。
　　韩剧一般分为三类：家庭剧、偶像剧和古装历史剧。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电视剧，我不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相应的生活，但它们都表现出对真实生活的依赖。“表现生活”对中国的电视剧创作（还包括文学作品）虽然同样重要，但“典型化”的创作方法却使中国电视剧中的“生活”与韩国电视剧表现的截然不同。
　　“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是浸润到中国人骨子里去的一种创作方式，它要求我们透过现象寻找到背后的真相或实质。尽管在今天它依然是无法取代的创作定律，但在很多作家的手里，人物由此成为合成的怪物，生活成为提炼阉割后的生活，过多的使命感使作品中的生活成为概念和政治信条图解的结果。即便是反映平民生活的电视剧，事实上也都是身着便衣的帝王将相，在各个层面进行着自己的正义与邪恶、正确与谬误的殊死搏斗。在国产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中，何庆魁应该算是一个优秀的编剧，近年来他与赵本山合作了几部电视剧，从《刘老根》、《马大帅》到《圣水湖畔》，可称作反映中国北方农村农民生活的经典电视剧系列。但无论是刘老根本人还是他周围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情感完全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政治理想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成为一群肩负天下使命却被冠以“农民”身份的理想人物，作为农民个体的真实生活完全被掩抑在宏大的政治理想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和时代要求相关的内容，但惟独没有“农民”真实的自己！
　　反观韩国电视剧，“去典型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特征。絮絮叨叨的老人，长幼尊卑的秩序，柴米油盐的生活，鸡毛蒜皮的冲突，一家有一家的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幸福和烦恼。即便有靓男美女，在这种特定的叙事背景中，都变成了邻家普通的男孩女孩，最多让人赏心悦目乐于接近罢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以此来评判中国电视剧与韩剧的优劣，但如果说大众文化本身具有对主导意识形态进行反抗、消解的功能的话，韩剧中这种让人物“成为他自己”的“去典型化”方式，无疑真正使老百姓成为舞台表现的中心，这恰恰是对中国电视剧现状的一种有力的反拨。如何表现平常人的生活，对中国的创作者来说，是应该规规矩矩地看上几部韩剧。
　　
　　布满荆棘的篱笆墙
　　
　　以上只是就内容方面对韩剧作的一些探讨，事情还远未结束。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譬如尤小刚或张国立真的拍摄出一部絮絮叨叨200集的电视剧，你是否会坚持看下去？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坚持看完韩国200多集的电视剧呢？
　　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可以形象地称为“篱笆现象”。大到国家民族，小到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篱笆，使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活。但同时这堵篱笆使每一个拥有者都渴望了解另一堵篱笆内的生活，虽然具体的情境可以阻止了解的开始时间，但总有一天这种渴望会爆发。
　　韩剧进入中国，恰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崛起，中国对韩国了解的渴望就与日俱增。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1993年，中国即引进了第一部韩剧《嫉妒》，但毫无反响，韩剧真正具有普遍的反响，是在1997年《爱情是什么》播出之后。1993年到1997年，是韩剧走向中国的预热期。《嫉》剧冷而《爱》剧热，也许并不因为两部电视剧本身艺术水准的高下，而是因为《爱》剧播出时中国公众层面产生了较为普遍的了解韩国的心态。
　　但渴望是一回事，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而韩剧却恰恰因为其先天的“篱笆墙”将这两方面较为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候，人们就注意到这些地区恰是中国传统的儒文化辐射区，他们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存在着先天的文化亲和性。可见，目前“韩流”盛行的核心地区之所以为东南亚国家，并非偶然。
　　很多中国观众在接触韩剧时，首先感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熟悉的亲情，琐碎的生活中充满了久违的道德伦理。在传统道德体系逐渐走弱的中国，大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感慨！韩剧基于其历史而建构起的篱笆墙，竟似乎让浮躁的当代中国人找回了千年之前的知音。
　　不管如何，当这些“流失异域”的“传统”再次以某种形式登陆中国的时候，再蠢的中国人也不会把它纯粹看作是千年之前的盛唐气象，它必然融进了另一个民族的特质。但无可否认，这种传统的遗留恰被国人当作文化的透镜，并成为他们饶有兴味地关注另一堵篱笆内的民族生活方式的强大动力。
　　但是，再美的篱笆墙终究还是阻隔篱笆两边的障碍。当谈及中韩两国电视剧艺术水准的整体比较，还需要在二者之间真正搭建起一个公平比较的平台。资料显示，2002年至2005年，我国几乎所有的省级电视台都播放过韩剧，2004年我国电视台播出的649部引进电视剧中，107部来自韩国，占总数的16.5%。而与此同时，出于保护政策，韩国电视台只播放了极少数中国的电视剧。
　　虽然二者真正全方位的交流与比较还远未成为可能，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至少大部分中国人都怀有一种相对开放的胸襟！
　　
　　作者简介：鲁连显，浙江传媒学院影视文学系副主任，目前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当代电视文化研究的专著。如果中学生朋友对韩剧及其他电视文化有什么看法，欢迎致信或发电子邮件至qigexuanfeng@sina.com与鲁老师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