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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群体。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分子，中国古代文人必然受到来自“三农”的强烈影响。有赖于其时全社会“重农”“敬农”的整体氛围，“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的阐发讨论在他们所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大量呈现：（1）文人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天然地站在利于国家运转的宏观角度，他们对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借助作品“劝农”，如陶渊明《劝农》组诗、戏曲《牡丹亭》之《劝农》一出;（2）面对身负重压却仍勤恳劳作的古代农民，感性的古代文人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同情、怜惜之感，是为《田草赋》等“悯农”文艺作品的精神根源;（3）文人群体中也不乏信奉“士农一体”“耕读传家”者，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与谢灵运《山居赋》中所描绘的那般，这类选择“事农”的文人所创作的作品能“零距离”体现出古代“三农”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古代文人;三农;文艺作品;劝农;悯农;事农
中图分类号：F3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5-0154-07
收稿日期：2021-04-05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5.17
作者简介：蒋志琴，女，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美学及书画美学。
引 言
中国古代文人是社会制度文化所催生出的特定阶层群体，他们或天生贵胄，或出身寒门，或在仕途上顺遂，或于山水间得意，或年轻气盛目空一切，或老成持重虚怀若谷……无论何种身份、志趣与性情，中国文人象征着知识修养和精英诉求，是“识文断字”“能言善辩”且持有一定话语权的时代文化引领者，他们对待世态事物的思维方式、价值尺度与行为逻辑亦通过其作品流芳百世，继而渐渐沉淀、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而恰与某些立足于当下高度城市化的现实所生发的诸如“文人轻农”“士人贱农”一类的狭隘观点相反，對于身处农业产值占比、农业区域占比及农业人口占比皆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产业行业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中国古代文人而言，“耕读传家”可能更为接近其中大部分人的真实生存生活状况，即在中国古代，似如今一般与“三农”绝对“割袍断义”的文人士人并不占据主流，许多文人都是从“耕读”“樵读”乃至“牧读”“渔读”起步，抑或同“三农”间存在着诸如“庄园主-庄园/佃户”“地方官-辖区/百姓”“投宿客-旅居地/主家”一类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亦即自先秦时《管子》将“重农”这一命题做以相对完备的论述阐发始，后世的中国文人总体而言大多秉持着类似“重农”“敬农”一类的积极态度，他们充分地肯定“三农”于社会运转、民生福祉所能够起到的不可磨灭之作用与价值。而尽管“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创造[1]，但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的存在却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不争客观事实，千百年来，有关于此“三农”的言说与争鸣从未真正间断过。基于此，笔者拟从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宝贵精神结晶——中华古典文学艺术出发，通过分析其作品中有赖于“三农”的文学书写与艺术刻画，尽可能充分地挖掘在全社会“重农”“敬农”的大前提之下，那些借由文人之手、文人之眼乃至文人之心所展现出的“三农”形态，共情感受其在自身文艺创作过程中、经意或不经意间所生成并流露出的对于“三农”之特殊情感态度与具体对待方式，从而为农业史、文学史、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与新思路。
一、劝农——贵农思想的审美外化
言及文艺作品中的“三农”，首当其冲的便是自宏观视角而生发出的“劝农”态度。“劝农”在以往文献记载中多指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对普通百姓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鼓励和督责，即所谓“劝课农桑”，然而通过简单的农业史考察不难发现：作为沟通中央与地方、衔接政府与平民的重要政治枢纽，文人阶层除需常常向文化素养不过关的农民百姓“下达”解读代表官方意志的相关农政精神外，还需时时同某些久居宫禁、不问民生疾苦的最高统治者“上传”诉说来自民间的底层群众呼声，以求执政者能够更加重视“三农”及其问题，当然，文人群体内部也免不了就该话题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与反思，故而笔者将在本文中稍加拓宽“劝农”一词的内涵外延，即所有以恳请、劝诫乃至责令一类“有所盼”的使役口吻来向他人介绍、传播“三农”信息资讯的行为及行为逻辑皆可隶属于“劝农”这一范畴。“劝农”实质上是“以农为本”这一中国古代社会传承上千年的主流思想的具体实践，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小农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崇农”“尚农”意识。
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性话语，“劝农”一词在中国古代社会本身就具有颇强的文化辐射力，甚至有文艺作品直接以此为名，其中又以东晋陶渊明《劝农》组诗与晚明汤显祖名剧《牡丹亭》中《劝农》一出最为闻名。《劝农》组诗由“悠悠上古，厥初生民”[2]24起兴，尔后通过介绍重视农耕稼穑的古今贤者、感叹其时农业生产的繁荣景象以及批判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懒惰“众庶”来劝勉人们应当重视农桑、积极参与农业生产活动，而其中最后一首则表示“孔”（子）“董”（仲舒）专心学业“耽道德”、不事农耕“田园弗履”的行为高不可攀，借以批评那些既不劳作务农、又不进德修业之流，自反面强调应当重视农作;《牡丹亭·劝农》则借身为南安府太守的女主角父亲杜宝之视角，托清乐乡中田夫、牧童、采桑女、采茶女等各行各色的务农者之“唱”“念”“做”，着力勾勒出了一幅似“红杏深花，菖蒲浅芽”[3]61般生机勃勃，如“村村雨露桑麻”[3]62般欣欣向荣的田园农忙风光画。单就此来看，两篇《劝农》仿佛并无任何特殊或不妥之处，然倘若将其分别置于陶渊明的整体创作体系与《牡丹亭》全剧的完整作品结构之中加以辨析，则这二者之“异端”属性可谓再明显不过。《劝农》组诗之风格几乎完全背离了“陶渊明美学”，从外在形式上看，《劝农》显然是诗人通过使用四言短句这一上古韵文的常见句式结构和“厥”“靡”“伊何”“时维”一类庄重典雅的艰深词藻来完成其对象征着王室权力、贵族统治的《诗经》之《雅》《颂》篇的艺术致敬，这与一贯讲求通俗流畅、“重意不重形”的陶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2]53“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2]235）是相去甚远的;从主题内容上看，“矧兹众庶，曳裾拱手”“顾尔俦列，能不怀愧”[2]24等诗句中所透露出的浓重的说理教化意味与刻意的居高临下姿态，更是与以“天人合一”为主旨、自身外杂物觅趣味的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173“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2]53）所大相径庭的。而汤显祖之《劝农》则是《牡丹亭》通篇可歌可泣、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中一出同主线情节无甚关联的“热闹戏”，一方面就剧情逻辑而言，《劝农》表面上展现乡村风光、讴歌官民关系，本质上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独特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之小小缩影，而全本《牡丹亭》却是以杜丽娘柳梦梅生死相依的才子佳人传奇为艺术载体，进而彰显晚明情欲美学思潮之高涨，二者无论或表或里，其各自所凸显的题旨（农为邦本——爱情至上）、背后所蕴藏的美学（朝廷、民俗美学-市民、士人美学）皆是迥异的;另一方面就搬演模式而言，《劝农》（第八出）前后几出（第六出《怅眺》、第七出《闺塾》、第九出《肃苑》、第十出《惊梦》）皆是一两个演员“主挑大梁”的重头戏码，单场戏中的人物行当并不很多，主要考验的是“生”（柳梦梅）、“旦”（杜丽娘）、“贴”（春香）个人的戏曲表演功底。而《劝农》则是一出彻头彻尾的群像戏，外、净、贴、丑、生、末、老旦、旦分别扮演太守、皂吏、门子、县吏、父老、公人、田夫、牧童、采桑女、采茶女等角色悉数登场，有限的一出戏中几乎集结了其时所有的戏曲行当类别，众人一道插科打诨、欢声笑语，最终的舞台呈现无疑是可以想见的热闹与逗趣，这与前后几出戏通过“文士自怜”“丫鬟闹学”“游园诉情”所展现的书卷气质、深闺意象是截然不同的。 [23] 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19.
[24] 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5] 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331.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motional Attitud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JIANG Zhiqin，HU Yuxin*
（Institute of Art Studies，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China）
Abstract：The literati class is a unique cultural group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As member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This phenomenon，which is based on the overall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Farming” and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of the whole society at that time，in their cre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art，also has diverse presentations.Literati officials as part of the ruling class will naturally stand in the country of opera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in the view of macro problem of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and with the aid of works “Encourage Farming”， such as Tao Yuanming’s Encouraging Farming poems，the opera Peony Pavilion：Encouraging Farming.When facing the ancient farmers who are under heavy pressure but still working hard，the sensitive literati will show sympathy and pity， which is the spiritual root of “Commiserating with the Farmers” such as Grass in Fields.Of course，there are also many literati who believe in “the Integration of Reading and Farming” and “Family Inheritance of Farming and Reading”.Therefore， the works of these literati who choose to “Be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Work” can best reflect the real appearance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ancient times，just like those written in Tao Yuanming’s Return to Nature and Xie Lingyun’s Ode to Mountain Residence.
Key words：ancient literati;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encouraging farming;commiserating with the farmers;being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work
（責任编辑：董应才）
关键词：古代文人;三农;文艺作品;劝农;悯农;事农
中图分类号：F3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5-0154-07
收稿日期：2021-04-05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5.17
作者简介：蒋志琴，女，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美学及书画美学。
引 言
中国古代文人是社会制度文化所催生出的特定阶层群体，他们或天生贵胄，或出身寒门，或在仕途上顺遂，或于山水间得意，或年轻气盛目空一切，或老成持重虚怀若谷……无论何种身份、志趣与性情，中国文人象征着知识修养和精英诉求，是“识文断字”“能言善辩”且持有一定话语权的时代文化引领者，他们对待世态事物的思维方式、价值尺度与行为逻辑亦通过其作品流芳百世，继而渐渐沉淀、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而恰与某些立足于当下高度城市化的现实所生发的诸如“文人轻农”“士人贱农”一类的狭隘观点相反，對于身处农业产值占比、农业区域占比及农业人口占比皆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产业行业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中国古代文人而言，“耕读传家”可能更为接近其中大部分人的真实生存生活状况，即在中国古代，似如今一般与“三农”绝对“割袍断义”的文人士人并不占据主流，许多文人都是从“耕读”“樵读”乃至“牧读”“渔读”起步，抑或同“三农”间存在着诸如“庄园主-庄园/佃户”“地方官-辖区/百姓”“投宿客-旅居地/主家”一类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亦即自先秦时《管子》将“重农”这一命题做以相对完备的论述阐发始，后世的中国文人总体而言大多秉持着类似“重农”“敬农”一类的积极态度，他们充分地肯定“三农”于社会运转、民生福祉所能够起到的不可磨灭之作用与价值。而尽管“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创造[1]，但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的存在却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不争客观事实，千百年来，有关于此“三农”的言说与争鸣从未真正间断过。基于此，笔者拟从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宝贵精神结晶——中华古典文学艺术出发，通过分析其作品中有赖于“三农”的文学书写与艺术刻画，尽可能充分地挖掘在全社会“重农”“敬农”的大前提之下，那些借由文人之手、文人之眼乃至文人之心所展现出的“三农”形态，共情感受其在自身文艺创作过程中、经意或不经意间所生成并流露出的对于“三农”之特殊情感态度与具体对待方式，从而为农业史、文学史、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与新思路。
一、劝农——贵农思想的审美外化
言及文艺作品中的“三农”，首当其冲的便是自宏观视角而生发出的“劝农”态度。“劝农”在以往文献记载中多指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对普通百姓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鼓励和督责，即所谓“劝课农桑”，然而通过简单的农业史考察不难发现：作为沟通中央与地方、衔接政府与平民的重要政治枢纽，文人阶层除需常常向文化素养不过关的农民百姓“下达”解读代表官方意志的相关农政精神外，还需时时同某些久居宫禁、不问民生疾苦的最高统治者“上传”诉说来自民间的底层群众呼声，以求执政者能够更加重视“三农”及其问题，当然，文人群体内部也免不了就该话题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与反思，故而笔者将在本文中稍加拓宽“劝农”一词的内涵外延，即所有以恳请、劝诫乃至责令一类“有所盼”的使役口吻来向他人介绍、传播“三农”信息资讯的行为及行为逻辑皆可隶属于“劝农”这一范畴。“劝农”实质上是“以农为本”这一中国古代社会传承上千年的主流思想的具体实践，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小农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崇农”“尚农”意识。
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性话语，“劝农”一词在中国古代社会本身就具有颇强的文化辐射力，甚至有文艺作品直接以此为名，其中又以东晋陶渊明《劝农》组诗与晚明汤显祖名剧《牡丹亭》中《劝农》一出最为闻名。《劝农》组诗由“悠悠上古，厥初生民”[2]24起兴，尔后通过介绍重视农耕稼穑的古今贤者、感叹其时农业生产的繁荣景象以及批判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懒惰“众庶”来劝勉人们应当重视农桑、积极参与农业生产活动，而其中最后一首则表示“孔”（子）“董”（仲舒）专心学业“耽道德”、不事农耕“田园弗履”的行为高不可攀，借以批评那些既不劳作务农、又不进德修业之流，自反面强调应当重视农作;《牡丹亭·劝农》则借身为南安府太守的女主角父亲杜宝之视角，托清乐乡中田夫、牧童、采桑女、采茶女等各行各色的务农者之“唱”“念”“做”，着力勾勒出了一幅似“红杏深花，菖蒲浅芽”[3]61般生机勃勃，如“村村雨露桑麻”[3]62般欣欣向荣的田园农忙风光画。单就此来看，两篇《劝农》仿佛并无任何特殊或不妥之处，然倘若将其分别置于陶渊明的整体创作体系与《牡丹亭》全剧的完整作品结构之中加以辨析，则这二者之“异端”属性可谓再明显不过。《劝农》组诗之风格几乎完全背离了“陶渊明美学”，从外在形式上看，《劝农》显然是诗人通过使用四言短句这一上古韵文的常见句式结构和“厥”“靡”“伊何”“时维”一类庄重典雅的艰深词藻来完成其对象征着王室权力、贵族统治的《诗经》之《雅》《颂》篇的艺术致敬，这与一贯讲求通俗流畅、“重意不重形”的陶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2]53“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2]235）是相去甚远的;从主题内容上看，“矧兹众庶，曳裾拱手”“顾尔俦列，能不怀愧”[2]24等诗句中所透露出的浓重的说理教化意味与刻意的居高临下姿态，更是与以“天人合一”为主旨、自身外杂物觅趣味的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173“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2]53）所大相径庭的。而汤显祖之《劝农》则是《牡丹亭》通篇可歌可泣、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中一出同主线情节无甚关联的“热闹戏”，一方面就剧情逻辑而言，《劝农》表面上展现乡村风光、讴歌官民关系，本质上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独特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之小小缩影，而全本《牡丹亭》却是以杜丽娘柳梦梅生死相依的才子佳人传奇为艺术载体，进而彰显晚明情欲美学思潮之高涨，二者无论或表或里，其各自所凸显的题旨（农为邦本——爱情至上）、背后所蕴藏的美学（朝廷、民俗美学-市民、士人美学）皆是迥异的;另一方面就搬演模式而言，《劝农》（第八出）前后几出（第六出《怅眺》、第七出《闺塾》、第九出《肃苑》、第十出《惊梦》）皆是一两个演员“主挑大梁”的重头戏码，单场戏中的人物行当并不很多，主要考验的是“生”（柳梦梅）、“旦”（杜丽娘）、“贴”（春香）个人的戏曲表演功底。而《劝农》则是一出彻头彻尾的群像戏，外、净、贴、丑、生、末、老旦、旦分别扮演太守、皂吏、门子、县吏、父老、公人、田夫、牧童、采桑女、采茶女等角色悉数登场，有限的一出戏中几乎集结了其时所有的戏曲行当类别，众人一道插科打诨、欢声笑语，最终的舞台呈现无疑是可以想见的热闹与逗趣，这与前后几出戏通过“文士自怜”“丫鬟闹学”“游园诉情”所展现的书卷气质、深闺意象是截然不同的。 [23] 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19.
[24] 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5] 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331.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motional Attitud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JIANG Zhiqin，HU Yuxin*
（Institute of Art Studies，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China）
Abstract：The literati class is a unique cultural group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As member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This phenomenon，which is based on the overall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Farming” and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of the whole society at that time，in their cre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art，also has diverse presentations.Literati officials as part of the ruling class will naturally stand in the country of opera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in the view of macro problem of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and with the aid of works “Encourage Farming”， such as Tao Yuanming’s Encouraging Farming poems，the opera Peony Pavilion：Encouraging Farming.When facing the ancient farmers who are under heavy pressure but still working hard，the sensitive literati will show sympathy and pity， which is the spiritual root of “Commiserating with the Farmers” such as Grass in Fields.Of course，there are also many literati who believe in “the Integration of Reading and Farming” and “Family Inheritance of Farming and Reading”.Therefore， the works of these literati who choose to “Be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Work” can best reflect the real appearance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ancient times，just like those written in Tao Yuanming’s Return to Nature and Xie Lingyun’s Ode to Mountain Residence.
Key words：ancient literati;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encouraging farming;commiserating with the farmers;being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work
（責任编辑：董应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