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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尔顿·迈耶是个记者，所以他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的德国人》是按照采访实录的形式写的，但这远远不止是一个采访手记。
这部著作的结构简直就是一个剧本！一开始，就是一个戏剧的序幕，插进了德国一个叫克罗嫩贝格的古老市镇在一六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午夜的一个片段做引子，那是由那晚镇上两座教堂错落的钟声、领着养老金的守夜人整点报时的喊声以及他唱着的“克罗嫩贝格人”的“催眠曲组成的”。接着舞台一转，行文另起一行，便直接到了三百年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和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日子。这本书所有真正的故事都是从这一天、这个事件开始的。
十一月九日是德国纳粹党为纪念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德国纳粹党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的暴动而设的一个纪念日。十五年后，在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九日这夜，德国以疯狂的反犹行动度过了这个日子：在纳粹党首领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奥地利各地纳粹狂热分子走上街头，疯狂地捣毁犹太人的店铺和私人住宅，烧毁犹太人的教堂，凌辱和逮捕大批犹太人。这一夜，几百座犹太教堂被焚烧或夷为平地，几千家犹太人商店被捣毁，几万名犹太人在自己家里被捕。这一夜砸毁的玻璃随处可见，被称为“砸玻璃窗之夜”，据德意志保险公司的代表讲，光弥补这项损失，比利时全国玻璃工业就要生产半年。由于被砸毁的玻璃晶莹透明，所以居然还有一个反讽的称呼为“水晶之夜”。
书中提到的克罗嫩贝格是德国黑森州一个只有两万人的市镇，包括一个有九百年历史的犹太社区和六百到八百个犹太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之前，这里有两个大教堂，其中一个是犹太堂。在这之前，镇上不多的犹太人和其他所谓“雅利安人”虽不甚了解但也算和平相处。这里从未产生过什么大人物，迈耶采访的十个纳粹分子，原本的身份不是裁缝、木匠、面包师就是推销员，稍微体面点的职业也不过是这个城镇上的警察、教师和收账员。当然还有一个是高中生。他们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后陆续加入了纳粹，成为当地纳粹组织的骨干、冲锋队员，但都曾是“良民”，回到家中就是个普通的父亲、丈夫、儿子，甚至没有什么明显的反犹倾向，其中还有好几位本来是反纳粹倾向的。但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这个夜晚以后，用迈耶的话来说，“小人物变疯了”。
迈耶对这十个纳粹分子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午夜到十日之间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的记录，充满了戏剧节奏。以熊熊燃烧的犹太会堂为中心，迈耶用了十个场景，分别再现了这十个人是如何在不同的场景下介入这一事件的：有传达纳粹上级党部焚烧教堂命令的；有直接参与浇油焚烧的；有以消防队长身份置身火海中间的；更多的是心惊肉跳或者兴奋异常地在一旁围观的；当然也有如面包师韦德金德这样的纳粹党街区干事，怕惹麻烦而漠然躲开的。但无论怎样，这夜后，克罗嫩贝格镇上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缓和带完全没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撕破了。连同“约柜”一起焚烧的犹太会堂的倒塌，逼迫着、驱使着整个镇上的纳粹居民与犹太人只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了。
作为德裔美国犹太人，迈耶坚信自己的直觉，这就是：大多数纳粹分子甚至一些骨干其实都是德国的普通人。他好奇的是这些普通人成为纳粹的原始冲动和动力来自何处，换言之他们变“疯”的理由是什么。
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曾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九九六）中专门探讨过为什么那么多德国的普通人、文明人会成为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志愿执行者，他主要是从排犹主义种族主义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认为德国人自觉自愿地、狂热地残害和屠杀犹太人，是希特勒妖魔化犹太人、德国排犹太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德国学者格茨·阿利（G?tz Aly）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二零零五）则罕见地从德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财产角度进行了剖析，他的研究表明，德国民众在“二战”中的生存状况要比战前好得多，被占领国的许多财富、全欧洲的犹太人的财产被征收、变卖后进入了德国国库和普通士兵腰包，这是许多德国人愿意为纳粹卖命的重要原因之一。迈耶的这本著作早在这些研究之前，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他就写完此书。他的深刻在于他直接指向了一个最重要的哲学、政治和人权层面的基本概念—自由。自由是一种权利，是人对自己生存空间和实现个人意志空间的希望、要求和争取。自由是人类在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实现人生价值，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高生命质量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
迈耶所访谈的这十个小人物，都是因为加入纳粹而获得了新的身份：五十四岁的裁缝卡尔·海因茨·施文克成了当地冲锋队队长；三十六岁的木匠卡尔·克林格尔赫弗成了当地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队长的副官；二十八岁的失业的推销员海因里希·达姆成了当地纳粹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五十一岁的面包师韦德金德担任着所在街区纳粹党的干事；四十二岁的收账员汉斯·西蒙是这个镇第一批纳粹党员并担任了支部的领导人；三十四岁的中学教师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做了纳粹军队的中尉，他说他的学校三十五个教师中只有五人从未加入过纳粹党。
在迈耶的采访中，九个人在“回顾过去时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他们参加纳粹是出于自愿，是自由的选择，也是对自由的选择。参加纳粹使他们都获得了某种“好处”。在进行访谈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二战”结束还不到十年，这些曾经的纳粹分子虽然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感到“集体的羞辱”，认为是“过分了些”，但并没有认为个人做错了太多什么。迈耶指出，“不是自一九三九年而是自一九三三年以来，我的十位朋友都被告知，他们的民族在为生存而战。他们相信自我保全是第一自然法则，是各个民族和所有兽群本性中的第一本性”。
实际上，与其说德国人接受纳粹主义是出于自由的选择，不如说是出于服从和非理性。“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们、诺伊拉特们、沙赫特们，甚至是霍亨索伦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那位收账员西蒙就这样对迈耶说，“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而那位面包师则说：“没有时间去想，有那么多事情在等着。”
这部著作的结构简直就是一个剧本！一开始，就是一个戏剧的序幕，插进了德国一个叫克罗嫩贝格的古老市镇在一六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午夜的一个片段做引子，那是由那晚镇上两座教堂错落的钟声、领着养老金的守夜人整点报时的喊声以及他唱着的“克罗嫩贝格人”的“催眠曲组成的”。接着舞台一转，行文另起一行，便直接到了三百年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和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日子。这本书所有真正的故事都是从这一天、这个事件开始的。
十一月九日是德国纳粹党为纪念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德国纳粹党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的暴动而设的一个纪念日。十五年后，在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九日这夜，德国以疯狂的反犹行动度过了这个日子：在纳粹党首领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奥地利各地纳粹狂热分子走上街头，疯狂地捣毁犹太人的店铺和私人住宅，烧毁犹太人的教堂，凌辱和逮捕大批犹太人。这一夜，几百座犹太教堂被焚烧或夷为平地，几千家犹太人商店被捣毁，几万名犹太人在自己家里被捕。这一夜砸毁的玻璃随处可见，被称为“砸玻璃窗之夜”，据德意志保险公司的代表讲，光弥补这项损失，比利时全国玻璃工业就要生产半年。由于被砸毁的玻璃晶莹透明，所以居然还有一个反讽的称呼为“水晶之夜”。
书中提到的克罗嫩贝格是德国黑森州一个只有两万人的市镇，包括一个有九百年历史的犹太社区和六百到八百个犹太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之前，这里有两个大教堂，其中一个是犹太堂。在这之前，镇上不多的犹太人和其他所谓“雅利安人”虽不甚了解但也算和平相处。这里从未产生过什么大人物，迈耶采访的十个纳粹分子，原本的身份不是裁缝、木匠、面包师就是推销员，稍微体面点的职业也不过是这个城镇上的警察、教师和收账员。当然还有一个是高中生。他们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后陆续加入了纳粹，成为当地纳粹组织的骨干、冲锋队员，但都曾是“良民”，回到家中就是个普通的父亲、丈夫、儿子，甚至没有什么明显的反犹倾向，其中还有好几位本来是反纳粹倾向的。但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这个夜晚以后，用迈耶的话来说，“小人物变疯了”。
迈耶对这十个纳粹分子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午夜到十日之间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的记录，充满了戏剧节奏。以熊熊燃烧的犹太会堂为中心，迈耶用了十个场景，分别再现了这十个人是如何在不同的场景下介入这一事件的：有传达纳粹上级党部焚烧教堂命令的；有直接参与浇油焚烧的；有以消防队长身份置身火海中间的；更多的是心惊肉跳或者兴奋异常地在一旁围观的；当然也有如面包师韦德金德这样的纳粹党街区干事，怕惹麻烦而漠然躲开的。但无论怎样，这夜后，克罗嫩贝格镇上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缓和带完全没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撕破了。连同“约柜”一起焚烧的犹太会堂的倒塌，逼迫着、驱使着整个镇上的纳粹居民与犹太人只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了。
作为德裔美国犹太人，迈耶坚信自己的直觉，这就是：大多数纳粹分子甚至一些骨干其实都是德国的普通人。他好奇的是这些普通人成为纳粹的原始冲动和动力来自何处，换言之他们变“疯”的理由是什么。
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曾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九九六）中专门探讨过为什么那么多德国的普通人、文明人会成为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志愿执行者，他主要是从排犹主义种族主义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认为德国人自觉自愿地、狂热地残害和屠杀犹太人，是希特勒妖魔化犹太人、德国排犹太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德国学者格茨·阿利（G?tz Aly）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二零零五）则罕见地从德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财产角度进行了剖析，他的研究表明，德国民众在“二战”中的生存状况要比战前好得多，被占领国的许多财富、全欧洲的犹太人的财产被征收、变卖后进入了德国国库和普通士兵腰包，这是许多德国人愿意为纳粹卖命的重要原因之一。迈耶的这本著作早在这些研究之前，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他就写完此书。他的深刻在于他直接指向了一个最重要的哲学、政治和人权层面的基本概念—自由。自由是一种权利，是人对自己生存空间和实现个人意志空间的希望、要求和争取。自由是人类在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实现人生价值，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高生命质量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
迈耶所访谈的这十个小人物，都是因为加入纳粹而获得了新的身份：五十四岁的裁缝卡尔·海因茨·施文克成了当地冲锋队队长；三十六岁的木匠卡尔·克林格尔赫弗成了当地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队长的副官；二十八岁的失业的推销员海因里希·达姆成了当地纳粹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五十一岁的面包师韦德金德担任着所在街区纳粹党的干事；四十二岁的收账员汉斯·西蒙是这个镇第一批纳粹党员并担任了支部的领导人；三十四岁的中学教师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做了纳粹军队的中尉，他说他的学校三十五个教师中只有五人从未加入过纳粹党。
在迈耶的采访中，九个人在“回顾过去时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他们参加纳粹是出于自愿，是自由的选择，也是对自由的选择。参加纳粹使他们都获得了某种“好处”。在进行访谈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二战”结束还不到十年，这些曾经的纳粹分子虽然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感到“集体的羞辱”，认为是“过分了些”，但并没有认为个人做错了太多什么。迈耶指出，“不是自一九三九年而是自一九三三年以来，我的十位朋友都被告知，他们的民族在为生存而战。他们相信自我保全是第一自然法则，是各个民族和所有兽群本性中的第一本性”。
实际上，与其说德国人接受纳粹主义是出于自由的选择，不如说是出于服从和非理性。“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们、诺伊拉特们、沙赫特们，甚至是霍亨索伦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那位收账员西蒙就这样对迈耶说，“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而那位面包师则说：“没有时间去想，有那么多事情在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