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医药事业，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决定了中医人才培养有着自身的规律。传统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同几千年中医药文化一脉相承，即便在中医现代化背景下依然不可替代。围绕中医药人才培养及中医药传承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党委书记信彬。
　　是不是好中医，患者说了算
　　不同于西医的标准化，中医药在诊疗过程中讲究“一人一方”，更多依赖医生的临床经验。望闻问切、一纸药方，几千年传承下来，看似古板的诊疗手段，即便在现代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依然魅力不减。
　　作为中医院管理者，同时又是一位医者，谈及中医药事业发展，谈及中医药人才培养，信彬自始至终向记者强调中医的本质和根本——临床实践经验，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明白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的独特之处。
　　任何一个行业，都要手握一定的本领，而中医的本领或者生存之本，就来自于几千年来的医疗实践。信彬说：“中医药作为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体系起源于临床实践。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没有中医中药的本质存在，那么，中医药的其他功能也就谈不上。”
　　中华民族的繁衍依靠了中医药，而临床活动是中医药存在的根，是中医药发展的基础，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历代名医在医疗实践中所折射出的高超医术与高尚医德，则体现出了最完美的契合。在信彬看来，好中医不能简单用论文、课题等这些现代医学标准来衡量，而要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是不是好中医，治疗效果说了算，患者说了算。
　　北京中医医院是一所全国知名的中医院，在信彬看来，与其他中医院相比，北京中医医院最大的优势在于对名老中医优秀经验的继承和发扬。1956年成立时，北京中医医院荟萃了北京乃至北方地区的大部分名医，比如“京城四大名医”后学、“御医”后脉、“皮外四大家”及传人等等。“北京中医医院之所以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辉煌，以致这种辉煌能够得以延续，得益于当时将老中医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经验整理成书，这些经验的结晶即便今天的医生看，依然受益匪浅，因为这些书里面都是真东西。”
　　“一刀切”评价方式制约中医人才成长
　　相比西医的标准化，中医药更多依靠个人“经验”。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医药事业发展水平决定于中医药人才水平。以北京中医医院为例，在国家、市级名医工程框架下，建立了国家、市级、院级三级“名医”体系。
　　在名医体系建设中，信彬切身感受到了各级政府对中医人才培养重视，但同许多单位一样，依然感觉人才紧张，后备人才匮乏。
　　在他看来，当前中医人才培养机制存在一些问题，“给了很多配套资金，但在基础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学院体系培养的许多优秀人才一般经历了本科、硕士、博士，出国深造等，好像既懂中医又懂西医，但中医临床实践经验不足，等他们毕业通过专业医师规范化培训服务到医院科室工作，又面临科研、职称、家庭等实际问题，“中医的实质在临床实践，人才培养不能脱离现实。”
　　更让信彬耿耿于怀的还在于中医人才评判标准的“西医化”。信彬认为，之所以感觉中医没有西医发展那么快，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医标准化、科学化、可重复性的东西相对较少，这是由中医医学体系特点决定的。“中医根据每个人情况，讲究一人一方。按照中医理论体系，即便对同一种病症，也会因人而异，不会千篇一律。但在对中医评价的时候，却按照科学性、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进行考量。”
　　对此，信彬有着切身的体会，尤其是事关医生切身利益的职称评定方面。
　　信彬介绍说，现在中医职称评定工作较以往有了改观，比如评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确立了“同行评议”的原则，但总体上，中医职称晋升条件依然呈现出“西医化”特点，比如对核心期刊论文的数量等级要求，“是中医专家评了，但所申报材料有论文等要求，中医是否需要用这套体系来评判人才能力水平，这是中医人才培养需要明确的。”
　　另外，中医职称评定中对本科学历、职称英语等方面诸多硬性要求，也给中医人才培养带来了现实的困扰。“我们院有几个是‘徒弟班’的，都是老中医带的，如果以现代医学的指标来衡量，他们偏弱，如果没有本科学历，职称晋升上还受卡。但在中医临床实践上、临床治疗效果上他们的确有独到之处。对于这部分人才的发展，医院也很头疼。”
　　信彬告诉记者，由于每年职称指标有限，又有大批高学历人才需要晋升，这就导致一批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人才难以晋升职称，“虽然医院可以做一些倾斜，但国家的人事和事业单位政策摆着，达不到一定的职称，是无法享受相应待遇的。工资是财政给，不是医院给，因此就可能造成这部分人才的流失。”
　　另外在一些项目评定上，虽然也确定了“同行评议”原则，但评定内容有许多西医的内容，比如前段时间评定的一个项目，一个专家组有7个人，就1个中医，中医院报的几个项目其他6位专家都不明白，导致中医就评不上。信彬建议类似的项目应由中医内部来评，才符合中医理论体系，利于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
　　师承教育是中医人才培养“良方”
　　学院教育和师承教育（师带徒）是当前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两大途径。作为一所典型的中医院，记者了解到，北京中医医院中医人才主要来自学院教育，师承教育的也有，但局限于对骨干、学科带头人的引进。
　　对于中医学院教育，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学院教授司富春介绍说：经历5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发展，我国初步实现了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规模化、标准化和教育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高等中医药现代教育体系，为推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临床、科研、教学、管理人才。但是当前以院校教育为主体的高等中医药教育在突出中医药自身特色与优势方面发挥不足，中医药人才西化、对传统中医诊疗方法和技术不擅长、中因临床实践能力偏差、人才培养质量受到质疑等问题突出。因此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亟待根据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人才需求，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育质量保证与运行机制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发展，要突出中医特色优势。
　　对于中医药大学为代表的学院教育，信彬给予了肯定，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中医学院教育的规范化、标准化。但同时他也指出，中医人才培养应该多途径，尤其是传统的师带徒形式的“师承教育”，“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就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以前没有中医药大学，人才也是能够培养出来的。”
　　但在现有评价体系下，师承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即便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与诊疗效果，在职业发展方面依然为职称晋升等现实问题所掣肘。对此，信彬建议国家给予这部分人才特殊的评价政策。“他研究的是《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医书，怎能用现代实验室数据来书写论文。体系不一样，核心实质不一样，为什么非得用一套标准来衡量？理法方药、辨证论治是中医特色，比如，阴阳五行与人体的器官的关系，在西医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其中蕴含的深奥中医哲理如果没有深入研究是难以领会的。生搬硬套学不到中医精髓，久而久之就失传了。”
　　有人说中医院校毕业生到了工作岗位，让老中医带是否就可解决师承问题？对此，信彬认为实际上这也存在问题，因为师傅带徒弟，一跟就需要许多年。而且一位老中医不可能带十个八个徒弟，否则就是流于形式，难以得到老中医的真传，“拉郎配”的形式往往效果不好。
　　为解决这个问题，北京中医医院采取了“团队带团队”的办法，比如5位老中医带15个“徒弟”，但无法达到传统意义上的“师承”效果。“那是一种师徒如父子的亲密关系。中医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师徒之间口传心授、心领神会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于师承教育，信彬认为自身的天赋和后天的修炼在中医传承中是很重要的。就像今天对人才的考察一样，首先为人要正，一些老中医的父辈，无论有钱没钱都一样给人看病，中医对医德的强调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传承。再说医术，老一辈名医对中医内涵的把握以及学习医术的精神，是现在人没法比的。现在许多人为了职称、为了晋升，浮在面上的东西比较多。
　　“促进中医发展，需要遵循中医内在规律。在人才培养方面，师承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途径。现在财政、人事部门对人才培养都非常支持，经费也比较到位，但涉及到中医人才培养，所采取的政策应该是不一样的，师承培养必须得到政策上的认可，中医人才培养之路才能越走越宽，中医药传统才能真正得到继承和发扬。”信彬语重心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