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真正来到，于芬再度成为媒体焦点时，人们发现，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除了年龄。当年在“逃亡潮”中选择留下的熊晴清已经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大一的学生，19岁的她仍然在于芬手里坚持训练。“她怎么不痛苦呢?运动员谁不想参加奥运会呢?你体教结合，最终也还是要出成绩的，不然不就是大众健身?!”于芬感叹。
　　“好在，清华的队员学习不耽误，不跳水了，可以继续上学。”
　　
　　于芬的改变
　　
　　但如果从不那么功利的角度去看，改变也是明显的。
　　于芬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写了一篇论文，标题大概叫论伏明霞在奥运会上成功的经验，现在回想起来，她几乎要冒冷汗，“那都写的是什么呀，就知道上强度上运动量，现在看起来水平太低了，简直差10个档次以上!”
　　她说，10年前，她能指导队员，但仅仅是对他们说而已，要写、要形成理论是不行的，现在她带硕士研究生，“异化”这样的词汇相当自然地从她口里冒出。
　　训练时间之外，于芬也给清华一些选修跳水的本科生上课。“他们都是一点基础没有的，可是文化水平在那里就是不一样，一个动作，讲一次就会改正。”
　　她想起以前在国家队，为了让那些没怎么上过学的孩子能听懂自己的意图，还发展出了一套“儿童语言”。现在在清华，尽管队员还是那么小，但这套语言显然已经不太用了。
　　陆上训练时，一个男孩耷拉着脑袋，说自己有点发烧。
　　“你有表吗?帮我看10秒。”她对记者说，同时按住男孩的手腕。10秒后，她说，应该没有发烧，脉搏才13下。
　　“如果发烧，会接近20次。”于芬解释。她用半商量的口吻对男孩说，你再去练一会儿，要是还不舒服，今天就提早结束吧。
　　男孩走后，于芬说，“其实训练都是细节，这就是教练员经验的体现。你得掌握好他们的情况，能判断他们是想偷懒了，还是真的不舒服……到比赛时，一个好的教练应该是遥控器，随时能操控队员的情绪和状态。”
　　当教练20多年，她能写书，也想写书，写回忆录。回忆录的资料都有，就等着找个人帮忙一块做，她想过在博客上先写一些回忆故事，但“经常一写就涉及到一些敏感的人和事”。
　　一位圈内人士曾这样对媒体评论清华跳水队风波：“有人说这是体制造成的，我觉得这并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举国体制应该是举全国之力，而并不只是哪几个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