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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城的小说《棋王》作为“寻根文学”的先声，一方面代表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另一方面却又隐藏着一种“文化失落”的轨迹。从小说人物倪斌的形象切入，这种轨迹表现为“高雅文化”与“生存文化”在斗争中迈入命运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高雅文化”对自身特性的苦苦坚守；第二阶段是“高雅文化”对“生存文化”的妥协与融合；第三阶段是“高雅文化”被异化而遗弃。通过这三个阶段，斗争最终以“高雅文化”走向“文化失落”的结局而结束。
关键词：“高雅文化” “生存文化” “文化失落” 寻根文学
1985年左右，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关于“文化寻根”的热潮，处于这股热潮当中的作家们试图用文学发掘传统文化的力量和反思传统文化的糟粕，“寻根文学”进而产生。而作家阿城于1984年发表的《棋王》则被视作“寻根文学”的先声，被认为是站在寻根文学对于文化的三类态度当中持肯定态度的一方，代表着对传统文化力量的重新发现，“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凭借极其简陋的吃和下棋，亦即物质与精神的最低层次需求度过了许多动乱的年代，让我们领略到民族的韧性”a。学界对小说的研究大都基于这个角度，即把“吃”和“棋”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从中发掘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力量，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
但学界在赞扬《棋王》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时，却很少注意到隐藏在《棋王》中的“文化失落”轨迹。试从小说人物倪斌的形象切入会发现，《棋王》对传统文化给予肯定的同时，又书写了传统文化的另一种命运。在小说里，一共出现了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传统文化，它们相互对立，却又都隶属于“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母题。一种是以倪斌为代表人物的，流传在少数者当中的“高雅文化”，这类文化建立在充足的物质基础上，寻求的是精神层次的消遣和满足；另一种是以王一生为代表人物的，流传在大多数者当中的“生存文化”，这类文化建立在对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追求上，而精神层次的满足则被忽略，即便存在部分精神追求，也成了支撑人克服困难的精神力量。两种文化的相互冲突在阶段性的发展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越加激烈，最终导致一方失败，成为文化的另一种命运。这种走向失败的轨迹便称为“文化失落”。具体到文本中，则表现为以倪斌为代表人物的“高雅文化”在与以王一生为代表人物的“生存文化”的碰撞中陷入“文化失落”的命运轨迹。
一、 第一阶段：“高雅文化”的苦苦坚守
《棋王》里的“文化失落”轨迹首先体现在“高雅文化”对自身特性的苦苦坚守，这是其命运轨迹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高雅文化”陷入“生存文化”的围猎中，苦苦坚守自身的高雅特性，并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同化他者。可从其代表人物倪斌的角度切入，倪斌是南方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动作起来颇有些文气，衣服总要穿得整整齐齐”b。与其他知青形象的大不相同暗示着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不同，倪斌代表的是流传在少数者当中的“高雅文化”。但正是因为“少数”，其在流传于大多数者的“生存文化”的围圈当中显得格格不入，“有时候走在山间小路上，看到这样一个高个儿纤尘不染，衣冠楚楚，真令人生疑”c。这个格格不入的过程其实便是被围猎的过程，势必要产生矛盾和冲突。一个具体的例证是人物之间的交流障碍，如倪斌初次见到王一生，“很远就伸出手来要握” d，而王一生“糊涂了一下，马上明白了，也伸出手去，脸却红了”e。在这里，代表着“高雅文化”的倪斌熟知握手的礼节，而代表着“生存文化”的王一生则对其一无所知，两者产生了交流障碍，这也是两种文化产生冲突的外化表现。在这种无法避免的冲突当中，身处围猎的“高雅文化”苦苦坚守着自己的高雅特性。从倪斌的角度切入，倪斌一定要“梳洗一番”再与王一生下棋，其说话也一定要用“蛮好”“乃父”“不必了”“好的”之类更文雅一点的词，惹得队伍里的其他人发笑，连“我”也认为倪斌“神神道道”。但倪斌的坚持正是“高雅文化”反抗围猎，坚持自身特性的外化象征。
在反抗围猎的过程中，“高雅文化”还试图同化“生存文化”，从而夺回自己的主导地位。如倪斌认为“象棋是很高级的文化”f。而王一生听了，只好“坐回床上，很尴尬地笑着，不知说什么好”g。两种文化都以象棋作为其文化的象征物“，高雅文化”的象棋是“乌木做的棋子，暗暗地发亮。字用刀刻出来，笔划很细，却是篆字，用金丝银丝嵌了，古色古香。棋盘是一幅绢，中间亦是篆字：楚河汉界”h，具有进行精神消遣的作用；而“生存文化”的象棋则发挥着“何以解忧？唯有象棋”的作用。在不同的物质生存状态的基础上，作品辅以“下棋”展现了他们不同的精神存在状态。i倪斌以自己对象棋的态度给他人施加压力，试图同化王一生等人对待象棋的态度，从而夺回“高雅文化”在冲突当中的主导权，完成其对“生存文化”的同化。
二、 第二阶段：“高雅文化”的妥协与融合
《棋王》里的“文化失落”轨迹也体现在“高雅文化”对“生存文化”的妥协与融合当中，这是其命运轨迹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通常与第一阶段交织在一起，没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在对峙的过程中，苦于冲破围猎的无力，在依旧苦苦坚持自身特性的同时，“高雅文化”开始寻求对“生存文化”的一种妥协和融合共存的方式。妥协的例子体现在倪斌对“脚卵”这个外号的反應：“因为腿长，大家叫我脚卵。卵是很粗俗的话，请不要介意，这里的人文化水平是很低的。” j即便外号有粗俗的意味，有悖于高雅的特性，倪斌对这个外号也没有太大的抵触，反而逐渐接受了这个外号，这正是“高雅文化”对“生存文化”妥协的体现。对于处在“生存文化”里的人来说，给他人起外号是简单的精神满足，不需要考虑话语的粗俗与否，而“高雅文化”里的人却注重这个问题。因此，作为代表人物的倪斌接受了这个外号，正是妥协行为的体现。
而作为一种骄傲的文化，“高雅文化”不允许自己被同化，但又处在被围猎的困境当中，为了寻求和谐，它只能寻找一种能与“生存文化”共存的融合方式，具体到文本，便是倪斌与王一生下盲棋的行为。下盲棋，既不造成对“高雅文化”全方位的围猎打击，也符合“生存文化”中对精神需求的基本满足。两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了和谐统一，进而带来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倪斌和王一生就此成为朋友。但这种和谐是以“高雅文化”些许的委曲求全换来的，因此，身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高雅文化”颇有一种失落之感。 三、 第三阶段：“高雅文化”的异化
《棋王》里的“文化失落”轨迹还体现在“高雅文化”异化为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最终被遗弃。这是其命运轨迹的第三阶段，也是其命运的最终阶段。在与“生存文化”的抗争和妥协下，“高雅文化”陷入了一种文化失落，这种失落让人感到孤独，无法忍受和坚持。于是，对“高雅文化”的坚持被异化为对优渥的物质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没有任何文化意味，仅仅只是个人私欲的体现。最终，人物完全被这种私欲所占领，抛弃了作为“高雅文化”象征物的乌木棋，“棋虽然是家里传下的，可我实在受不了农场这个罪，我只想有个干净的地方住一住，不要每天脏兮兮的。棋不能当饭吃的，用它通一些关节，还是值的” k。乌木棋在成为利益替代品时，便失去了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其所拥有的文化韵味也消失了。l倪斌所代表的“高雅文化”已经被他抛弃，他本人也陷入了由物质生活作为伪装的假性“高雅文化”中，而原先的“高雅文化”则在陷入失落之后被历史遗忘。可以看出，将文化与生存看作是条件相等的选项，选一舍一，那文化可以为了进一步的物质生存而被忽略甚至是被牺牲。m
于是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不同命运：作为失败一方的“高雅文化”不仅没有给人带来精神力量，还使人最终陷入了对物质生活的疯狂追求中，自身也被抛弃；而作为成功一方的“生存文化”，则给予人物精神力量，例如王一生就凭着这种文化赋予的力量获得了下棋车轮大战的胜利，被眾人称为“棋王”。这便是《棋王》所描写的文化的另一种命运。
四、 结语
不可否认，《棋王》确实是站在对传统文化抱有肯定态度的一方上的，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赞扬和再发现的同时，小说还存在着对文化的另一种命运的描写，其在与被肯定的文化形式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陷入“文化失落”的命运轨迹，最终斗争失败，自身也被抛弃。小说在文中并没有明确的阶段分界线，但其“文化失落”的阶段性意味却足够明显，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文化失落”轨迹。
a 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 （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6页。
bcdefghjk钱谷融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下卷（1949—2007）》（第三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第174页，第174页，第174页，第174页，第174页，第175页，第174页，第180页。
i 马晓雁：《“吃相”遮蔽下的“世相”与“真相”——再读阿城的〈棋王〉》，《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l 钱娜：《〈棋王〉中的“吃”与“棋”》，《文学教育（上）》2020年第7期。
m 桂思琪：《“够吃”与“解馋”中的文化寻根——试析〈棋王〉》，《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21期。
作 者： 林永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汉语言文学（创意写作） 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 杜碧媛 E-mail： dubiyuan@163.com
关键词：“高雅文化” “生存文化” “文化失落” 寻根文学
1985年左右，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关于“文化寻根”的热潮，处于这股热潮当中的作家们试图用文学发掘传统文化的力量和反思传统文化的糟粕，“寻根文学”进而产生。而作家阿城于1984年发表的《棋王》则被视作“寻根文学”的先声，被认为是站在寻根文学对于文化的三类态度当中持肯定态度的一方，代表着对传统文化力量的重新发现，“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凭借极其简陋的吃和下棋，亦即物质与精神的最低层次需求度过了许多动乱的年代，让我们领略到民族的韧性”a。学界对小说的研究大都基于这个角度，即把“吃”和“棋”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从中发掘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力量，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
但学界在赞扬《棋王》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时，却很少注意到隐藏在《棋王》中的“文化失落”轨迹。试从小说人物倪斌的形象切入会发现，《棋王》对传统文化给予肯定的同时，又书写了传统文化的另一种命运。在小说里，一共出现了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传统文化，它们相互对立，却又都隶属于“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母题。一种是以倪斌为代表人物的，流传在少数者当中的“高雅文化”，这类文化建立在充足的物质基础上，寻求的是精神层次的消遣和满足；另一种是以王一生为代表人物的，流传在大多数者当中的“生存文化”，这类文化建立在对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追求上，而精神层次的满足则被忽略，即便存在部分精神追求，也成了支撑人克服困难的精神力量。两种文化的相互冲突在阶段性的发展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越加激烈，最终导致一方失败，成为文化的另一种命运。这种走向失败的轨迹便称为“文化失落”。具体到文本中，则表现为以倪斌为代表人物的“高雅文化”在与以王一生为代表人物的“生存文化”的碰撞中陷入“文化失落”的命运轨迹。
一、 第一阶段：“高雅文化”的苦苦坚守
《棋王》里的“文化失落”轨迹首先体现在“高雅文化”对自身特性的苦苦坚守，这是其命运轨迹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高雅文化”陷入“生存文化”的围猎中，苦苦坚守自身的高雅特性，并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同化他者。可从其代表人物倪斌的角度切入，倪斌是南方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动作起来颇有些文气，衣服总要穿得整整齐齐”b。与其他知青形象的大不相同暗示着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不同，倪斌代表的是流传在少数者当中的“高雅文化”。但正是因为“少数”，其在流传于大多数者的“生存文化”的围圈当中显得格格不入，“有时候走在山间小路上，看到这样一个高个儿纤尘不染，衣冠楚楚，真令人生疑”c。这个格格不入的过程其实便是被围猎的过程，势必要产生矛盾和冲突。一个具体的例证是人物之间的交流障碍，如倪斌初次见到王一生，“很远就伸出手来要握” d，而王一生“糊涂了一下，马上明白了，也伸出手去，脸却红了”e。在这里，代表着“高雅文化”的倪斌熟知握手的礼节，而代表着“生存文化”的王一生则对其一无所知，两者产生了交流障碍，这也是两种文化产生冲突的外化表现。在这种无法避免的冲突当中，身处围猎的“高雅文化”苦苦坚守着自己的高雅特性。从倪斌的角度切入，倪斌一定要“梳洗一番”再与王一生下棋，其说话也一定要用“蛮好”“乃父”“不必了”“好的”之类更文雅一点的词，惹得队伍里的其他人发笑，连“我”也认为倪斌“神神道道”。但倪斌的坚持正是“高雅文化”反抗围猎，坚持自身特性的外化象征。
在反抗围猎的过程中，“高雅文化”还试图同化“生存文化”，从而夺回自己的主导地位。如倪斌认为“象棋是很高级的文化”f。而王一生听了，只好“坐回床上，很尴尬地笑着，不知说什么好”g。两种文化都以象棋作为其文化的象征物“，高雅文化”的象棋是“乌木做的棋子，暗暗地发亮。字用刀刻出来，笔划很细，却是篆字，用金丝银丝嵌了，古色古香。棋盘是一幅绢，中间亦是篆字：楚河汉界”h，具有进行精神消遣的作用；而“生存文化”的象棋则发挥着“何以解忧？唯有象棋”的作用。在不同的物质生存状态的基础上，作品辅以“下棋”展现了他们不同的精神存在状态。i倪斌以自己对象棋的态度给他人施加压力，试图同化王一生等人对待象棋的态度，从而夺回“高雅文化”在冲突当中的主导权，完成其对“生存文化”的同化。
二、 第二阶段：“高雅文化”的妥协与融合
《棋王》里的“文化失落”轨迹也体现在“高雅文化”对“生存文化”的妥协与融合当中，这是其命运轨迹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通常与第一阶段交织在一起，没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在对峙的过程中，苦于冲破围猎的无力，在依旧苦苦坚持自身特性的同时，“高雅文化”开始寻求对“生存文化”的一种妥协和融合共存的方式。妥协的例子体现在倪斌对“脚卵”这个外号的反應：“因为腿长，大家叫我脚卵。卵是很粗俗的话，请不要介意，这里的人文化水平是很低的。” j即便外号有粗俗的意味，有悖于高雅的特性，倪斌对这个外号也没有太大的抵触，反而逐渐接受了这个外号，这正是“高雅文化”对“生存文化”妥协的体现。对于处在“生存文化”里的人来说，给他人起外号是简单的精神满足，不需要考虑话语的粗俗与否，而“高雅文化”里的人却注重这个问题。因此，作为代表人物的倪斌接受了这个外号，正是妥协行为的体现。
而作为一种骄傲的文化，“高雅文化”不允许自己被同化，但又处在被围猎的困境当中，为了寻求和谐，它只能寻找一种能与“生存文化”共存的融合方式，具体到文本，便是倪斌与王一生下盲棋的行为。下盲棋，既不造成对“高雅文化”全方位的围猎打击，也符合“生存文化”中对精神需求的基本满足。两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了和谐统一，进而带来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倪斌和王一生就此成为朋友。但这种和谐是以“高雅文化”些许的委曲求全换来的，因此，身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高雅文化”颇有一种失落之感。 三、 第三阶段：“高雅文化”的异化
《棋王》里的“文化失落”轨迹还体现在“高雅文化”异化为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最终被遗弃。这是其命运轨迹的第三阶段，也是其命运的最终阶段。在与“生存文化”的抗争和妥协下，“高雅文化”陷入了一种文化失落，这种失落让人感到孤独，无法忍受和坚持。于是，对“高雅文化”的坚持被异化为对优渥的物质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没有任何文化意味，仅仅只是个人私欲的体现。最终，人物完全被这种私欲所占领，抛弃了作为“高雅文化”象征物的乌木棋，“棋虽然是家里传下的，可我实在受不了农场这个罪，我只想有个干净的地方住一住，不要每天脏兮兮的。棋不能当饭吃的，用它通一些关节，还是值的” k。乌木棋在成为利益替代品时，便失去了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其所拥有的文化韵味也消失了。l倪斌所代表的“高雅文化”已经被他抛弃，他本人也陷入了由物质生活作为伪装的假性“高雅文化”中，而原先的“高雅文化”则在陷入失落之后被历史遗忘。可以看出，将文化与生存看作是条件相等的选项，选一舍一，那文化可以为了进一步的物质生存而被忽略甚至是被牺牲。m
于是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不同命运：作为失败一方的“高雅文化”不仅没有给人带来精神力量，还使人最终陷入了对物质生活的疯狂追求中，自身也被抛弃；而作为成功一方的“生存文化”，则给予人物精神力量，例如王一生就凭着这种文化赋予的力量获得了下棋车轮大战的胜利，被眾人称为“棋王”。这便是《棋王》所描写的文化的另一种命运。
四、 结语
不可否认，《棋王》确实是站在对传统文化抱有肯定态度的一方上的，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赞扬和再发现的同时，小说还存在着对文化的另一种命运的描写，其在与被肯定的文化形式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陷入“文化失落”的命运轨迹，最终斗争失败，自身也被抛弃。小说在文中并没有明确的阶段分界线，但其“文化失落”的阶段性意味却足够明显，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文化失落”轨迹。
a 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 （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6页。
bcdefghjk钱谷融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下卷（1949—2007）》（第三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第174页，第174页，第174页，第174页，第174页，第175页，第174页，第180页。
i 马晓雁：《“吃相”遮蔽下的“世相”与“真相”——再读阿城的〈棋王〉》，《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l 钱娜：《〈棋王〉中的“吃”与“棋”》，《文学教育（上）》2020年第7期。
m 桂思琪：《“够吃”与“解馋”中的文化寻根——试析〈棋王〉》，《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21期。
作 者： 林永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汉语言文学（创意写作） 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 杜碧媛 E-mail：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