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张萌像往常一样同心爱的宝贝告别。抱一抱，亲一亲。儿子言言和照顾他的阿姨一起，把妈妈送到小区门口。这是张萌再普通不过的一天的开始，尽管那天是要去法庭。
　　持续了两年的诉讼原本没有在张萌的计划内，就像儿子言言的出生一样。而所有的事件可以追溯到2016年，那个秋天，40岁的张萌选择做一个未婚妈妈。

不要他是一件我不能忍受的事

　　晚上跑步回来，张萌觉得身体有些不对劲，心里有一个猜测，尽管概率很低，她还是去买了试纸。看到结果的时候，张萌有些气急败坏——她怀孕了。考虑到年龄和特意采取过的措施，和男朋友处在分手状态的她心想，“怎么会这样？”
　　张萌居住在上海，2016年的秋天，她的工作按部就班，同时还在准备一个考试，一切都处在平常且稳定的状态里。这个意外让她有些措手不及，还好这种情绪很快就过去。张萌冷静下来，给问题排了优先级。
　　首先是，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张萌对生命的感知非常强烈。得知怀孕的时候，她并不能够确定怀孕的具体时间，但至少也有一个月。她看资料上说，胎儿在一两个月时就有了心跳，于是立即感到这个肚子里很小很小的一块，不是单纯意义的胚胎，而是生命和缘分的结合。她突然觉得，“不要他是一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
　　张萌形容自己不是一个果断的人，但这一次，她只花了几天时间就作出了决定。张萌把所有影响决定的因素都预想了一遍。经济上，只要把自己的生活条件降低一些，还是能够活下来;社会支持方面，家人都意外地支持她的决定，认为“有孩子总比没孩子好”。心理上，张萌听到过很多人吐槽有了孩子以后的生活多么累和辛苦，但她想，做好准备应该也可以应对。
　　至于非婚生育上户的相关政策，当时信息掌握并不充分的张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黑户。”
　　思考了这些因素，张萌决定留下孩子。出于尊重知情权的考虑，她通知了前男友。前男友表示反对，认为没有婚姻，不能要这个孩子。他试图劝说张萌，列举了高龄生产的危险以及孩子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张萌心中不爽，对他说，“可惜这个事情是由不得你的。”
　　广东25岁的李越也面对着同样的选择。刚得知怀孕的时候，李越和当时的男朋友都很开心。然而，两人想要结婚的时候，却遭到了男方家人的反对，原因是男方家庭是书香门第，不能接受未婚生育。

　　男方家庭对于未婚生育的态度坚决，男朋友拉黑了李越的微信，断了联系。李越说，“像一个鸵鸟一样，（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
　　由于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打掉孩子再怀孕的几率比较小，再加上情感上已经难以割舍，李越决定独自生下孩子。在网络上搜索资料、做好心理准备成为未婚妈妈后，她最终说服了原本不同意的父母。
　　接下來就是迎接新生命了。

合法不合法

　　言言出生的日子恰好在张萌的阴历生日和阳历生日之间。
　　孕期和休产假的几个月，张萌开始着手收集办理户口等一系列手续的信息，研究相关的法律法规。大着肚子不方便出门，她选择把相关部门的热线都打了一遍。电话那头听说她是未婚生育，各个渠道给她的回复都是，“诶，你必须要结婚才行的。”某个热线甚至告诉她，“你这样（非婚生育）是不合法的。”
　　由于从前的工作经验，与有关部门打交道对张萌来说并不陌生。遭到拒绝和质疑的时候，她自有一套方法，“跟他们争论，要他们出示依据。”往往，有关部门的人都找不到能证明非婚生育非法的规定。
　　关注单身生育议题的律师李珺说，“关于未婚生育的法律是留白的。”
　　一个电话几分钟，十个电话才一小时。张萌把耐心磨出来、把法规细节抠出来，让大多数相关的单位都妥协了，包括派出所和居委会。虽然拖了不少时间，儿子最大的户口问题还是解决了。
　　不过，张萌卡在了生育保险上。
　　生育保险是在劳动者因生育子女而导致劳动力暂时中断时，由国家和社会及时给予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包括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待遇。职场女性在休产假期间，工资会由生育保险提供。
　　在上海，到社保局申领生育保险需要出示计划生育证明，办理计划生育证明需要申请人向街道出示婚姻证明。未婚妈妈张萌无法出示配偶的身份信息，没有已婚证明，办不了计划生育证明，申领不到生育保险。而张萌认为，已婚才需要计划生育证明，未婚证明是不存在的东西。依这一套逻辑，张萌自己提出了行政复议。
　　在广东申请生育保险的李越得到了更幸运的结果。李越先通过微信广东生育服务，填写相关信息做“一孩登记”，再去户籍所在街道办理“广东省生育登记证明”，最后到购买社会保险的公司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申请生育保险。这一过程和婚内生育的流程一致，并且非常顺利。
　　李珺认为，各地处理具有地方上的差异，广州的政策执行相对于上海更宽松一些。致力于关注多元家庭结构的志愿组织“多元家庭网络”的法律助理展滢滢也表示，“（这个案例）就算在广州换一个区也不一定能拿到。”
　　另外，根据多元家庭网络发起的对《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进行合法性审理得到的回复表明，目前我国仍然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超计划生育的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这也就意味着，从法律层面说，广东非婚生育女性依旧不能拿到生育保险。非婚生育的法律困境仍然存在。 　　2017年，由张萌提起的行政复议维持原来的行政决定，不予开计生证明。因此，她不能领取生育保险。
　　2017年12月，张萌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把街道告上法院，法院判决街道办做法符合法律规定。
　　2018年，在律师李珺的建议下，张萌向当地人民法院对社保部门提出行政诉讼。
　　在法庭上，张萌告诉法官，未婚怀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打掉孩子，一种是结婚。她认为两难的选择一个伤害生命，一个结成不自由的婚姻。张萌不服，“女性应该拥有第三种选择。”

一个母亲的风险决策

　　独自育儿并没有张萌最初设想的那么困难，但焦虑和不耐烦也曾经发生。
　　张萌回忆，有一次她正在喂奶，母亲上来就把宝宝抱走，说，“这样会很累的，为你好。”即便理解母亲是为自己好，她还是暴跳如雷。张萌解释，“其实一点小事，就很生气，和家里人产生冲突。”
　　在育儿上，张萌拥有绝对的主动权：母亲不和自己住在一起，只是偶尔来看看，所做也是真心为她好。她相信，独立如自己尚且如此，对处于更复杂的家庭关系中的单亲妈妈来说，遭遇的家庭冲突不会少。
　　张萌很喜欢提到“风险”这个词。高龄生子是风险，独自养娃也有风险，但对她来说，这都是她可以承受的结果。而婚姻，她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张萌提到家暴和婚前体检，对自己规避了这些不幸的可能感到庆幸，“婚姻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在女性这边，生育和家务的价值在法律上并不被认可，当已婚女性想要脱离婚姻的时候，体系帮不了她们。”

　　这种担忧并非过虑。
　　在张萌的微信列表里有一个名为“一个母亲”的群聊，由唯品会公益组织发起，聚集了一群单独抚养孩子的女性，有的是离异妈妈，有的像张萌一样，是未婚妈妈。之后，为了寻找有同样经历并且愿意提起诉讼的未婚妈妈，张萌建立了名为“未来妈咪”的微信群。这个群逐渐成为母亲们交流生活日常、育儿心得和互相鼓励的地方。张萌开玩笑，“我们群里的妈妈都蛮有故事的。”
　　这些故事有时会涉及到传统家庭中父母的另一方——父亲。在单身女性独自抚养孩子的家庭经历中，父亲往往是缺失或者带来麻烦的角色。争夺抚养权、拒给抚养费、骗婚骗育……都是群聊里关于“不合格父亲”常见的故事。
　　两年过去，李越把前男友回避自己和孩子的行为归结为“不够爱”。她表示理解前男友的选择，“在养育自己那么多年的父母、成长的家庭和我之间选择，我也会这么选。”但李越不能接受前男友“鸵鸟一样”的行为：对自己“说走就走”的离开没有任何解释，在孩子出生后也未主动表达过关心。
　　一开始，李越对不能与孩子父亲组建家庭抱有一点遗憾，不过后来这一点遗憾也消失了。孩子出生后，李越和父母住在一起。孩子白天主要由退休的母亲带，晚上回到家和早晨上班前，李越都会尽量陪伴孩子玩耍。家庭生活也因为宝宝的到来更加幸福。
　　张萌认为当初没有为了生子而结婚的决定非常正确，“有美满的家庭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没有，也没有办法。人需要面对各种缺憾，而小孩子天生愿意和母亲在一起，父亲缺位的问题并不大，至少不会遇到‘父爱如山洪滑坡’的不幸。”
　　工作之余，她几乎把时间都用来陪儿子。小孩习惯早睡，而她总是希望言言白天多睡，晚上才能多陪他一会。周末，张萌经常带着言言去户外玩耍，还夸下了海口，“要带儿子玩遍上海所有的公园。”
　　和儿子的二人组满足了张萌对家庭生活的一切想象，甚至比预期的更加幸福。似乎没有父亲参与成长，并未影响到他们分毫。咿呀学语以后，言言嘴里会带出“爸爸”的称呼。张萌记得，有一次言言说了一句，“爸爸，不知道。”张萌很惊讶，向身边的阿姨确认到底是不是言言说的。
　　张萌曾经回避“爸爸”这个词，但正是因为心理上觉得父亲角色可有可无，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她给言言介绍家庭成员，“爷爷是妈妈的爸爸，舅舅是表哥的爸爸。”张萌表示现在不考虑让父亲参与到孩子成长中，但以后会尊重孩子的意见。
　　有时候，她会在言言叫“爸爸”的时候答应一声，反倒把言言弄得不知道怎么回应。张萌说，“我觉得我又是爸爸又是妈妈。”

继续这场变革

　　非婚生育的妈妈面对着不小的社会压力。在多元家庭网络的法律助理展滢滢接触的案例中，一位来自江苏的未婚妈妈因为受不了别人的指指点点，总共搬了三次家。还有一些在事业单位就职的妈妈，工作上遇到不少困难，甚至所在的单位也受到牵连。
　　随着单身人群增加，未婚妈妈的生育权依旧处在社会各方的讨论之中，坚持诉讼的张萌和李珺都相信，社会风气和法律之间有相互作用的关系。
　　李珺认为，“以上海妈妈张萌的例子来看，不给生育保险就是对非婚子女的歧视……有关部门没有起到表率作用。”
　　李越选择对周围不熟悉的人称孩子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并且由于不想过多解释，也担忧他人的询问会给孩子带去伤害，她打算未来告诉别人自己是离异，而不是非婚生育。虽然李越觉得目前的社会环境已经够友好了，但她依然担心孩子在面对外界有意无意的影响时会有自卑的可能，例如，“其他小朋友可能会提到爸爸这些事。”

　　社会的影响也许还体现在个人的接受度上。展滢滢发现，未婚妈妈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社会的污名化，也可能存在自我认同的缺失，“对自己成为单身妈妈这件事很难接受，非常抑郁，导致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破除女性的傳统认知，争取非婚生育的权益，构建一个母亲的家庭，是一连串的社会变化。未婚妈妈的生育权，在这场关于女性和家庭的变革里是很小、但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的前提条件。第二条第一点指出“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可提供哪些证明文件上户。张萌也以亲身经历证明，在上海，非婚生育上户口已经不再是难题。
　　2018年8月，广东的李越以未婚女性的身份申请生育保险通过审核。
　　目前为止，政策的执行上也存在松动。在一些地区，非婚生育的子女实际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
　　但李珺也想提醒公众，这些改变都只是在既有框架内的，在最终法律层面出现更改之前，乐观也是有限的。她回忆身边生下三孩的朋友曾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对方说，“你这样会影响领导的政绩。”李珺很气愤，虽然朋友在法条上有所不符合，但她感到“有些部门只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
　　怀孕之前，张萌隐约知道生育和婚姻应该是分开的。但“常识”根深蒂固，她一度觉得是要结了婚才能生孩子。怀孕之后，张萌才真正开始面对生育。
　　“非婚生育合法合规这件事，以前我只是嘴上硬，心里还是没底的。但法律这一套走下来，包括被告方也没有说我这样是不合法的。所以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我认为是，法无禁止即可为。”
　　李珺和张萌都清楚这场官司的胜率极低，就算赢了，能拿到的生育保险费用也抵不过诉讼期间消耗的时间、精力和花销，但张萌认为这是件有意义的事，碰巧让她遇到了，那就做吧。
　　不出意料，2019年初，张萌收到了法庭的败诉判决书。
　　诉讼当天，张萌问李珺，要是败诉，能不能够继续申诉。李珺说，“当然可以。”张萌当即决定继续申诉。
　　2019年7月8日，张萌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寄出再审申请书。
　　“我的目的不在赢这场官司，而在于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案件放在你面前，你能看到，能去思考，这是我的目标。”张萌说。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张萌、言言、李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