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最近发布了一个有价值数据，即淘宝交易额中的“跨省顺差排名”，该排名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制造的省际差异。
　　比如2011-2013年顺差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和福建。这五个省市2013年每从外省每买入1元，就分别向外省卖出3.2元、2.6元、2元、1.6元、1.5元。而在所有跨省零售的商品金额中，将近有一半来自于广东省和浙江省。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贵州省，连续三年荣获“逆差王”——2013年，贵州省向外省每卖出1元、而从外省买入的数额则为20元，而这个数字在2011年仅10元，逆差程度正逐步扩大。
　　应当说，这个数据并不令人吃惊，广东与浙江本身就是中国制造的代表。现在的问题是，在互联网经济中，贵州这样的中西部地区如何缩小区域间的这种发展差距？是继续沿着传统工业路子，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来实现区域发展，还是通过全新的互联网经济实现弯道超车？
　　我觉得，探索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有一句话说得好，当转折点来到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东部地区一直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列。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工业化发展的“中心市场模式”，即经济是围绕着“中心市场”运转的。全球发达国家在市场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的边缘。中国东部地区在市场的中心，西部地区在市场的边缘。
　　为什么市场会呈现出“中心-边缘”特征？除了市场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所谓“大城市化”：大城市提供了集约化的公共服务，人们只有居住在大城市才能享受到良好的公共服务与就业环境，才能享受办公室、商场等大型工作与生活场所，人们越来越往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聚集，于是就形成了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市场中心”。
　　所谓的发达城区，其实不过是城市群聚集增长最快的地区而已。而所谓的城市，其实就是生意的中心，是由“市场交易”所形成的“城”。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繁荣的城市，哪里就会慢慢上升为资源与人才的聚集地。
　　但互联网打破了这一逻辑。互联网所创造的市场在网上，资源分布都扁平化了，虚拟市场本身并不需要现实的空间，企业在互联网上竞争的并不是线下的资源，而是线上的客户。如果一家企业聚集了客户，得到客户的喜爱，那么，这样的企业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实现市场交易（甚至是预售），而不需要像沃尔玛这样的实体商场。
　　小米手机完全就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小米公司没有传统的实体销售渠道，没有在报纸与电视大做广告。小米所做的就是聚合客户并让客户喜欢。短短三年，销售额就达到三百多亿，更重要的是，小米实行的是预售制，这又让其实现了零库存。
　　小米模式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互联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产品与制造，而是客户的聚合及其喜爱。这是一种“生活大于生意”的模式。
　　我们知道，淘宝模式是基于计算机平台的第一代电商：“集市”电商，而“小米模式”是基于手机平台的第二代电商：“粉丝电商”。在“淘宝式”的集市电商时代，一定是广东、浙江这样的东部制造业基地有优势，呈现出所谓的“顺差”；但在“小米式”的粉丝电商时代，东部地区的优势就不复存在，相反像贵州这样的西部地区优势立即呈现，这就是粉丝经济O2O（线上到线下）时代的到来。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当一家公司最核心的资产不再是对资源的控制，而是对粉丝的运营：在网络无处不在的今天，粉丝们是愿意到空气清新、生态优美、文化多元、山清水秀的西部地区聚合，还是愿意到高楼林立、雾霾严重、污染严重的东部地区去集中？
　　更重要的是，粉丝经济形成的背后，是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而未来城镇化战略的重点，恰恰又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限于篇幅，我很难在此完整地讨论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给贵州这样的中西部地区带来的战略机会，但我们不难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贵州等中西部地区需要超越传统的产业发展思路，需要用互联网思维积极拥抱电商时代。
　　一句话，传统经济的发展逻辑是生意大于生活，于是发达地区一切都占优势。而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逻辑是生活大于生意，于是中西部地区获得了反超的机会，那就是打造“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城镇化，迎接互联网时代的“绿色慢生活”。
　　二十年前，人们经常引用“孔雀东南飞”，比喻人才向东部转移，那是生意大于生活的时代。在生活大于生意的互联网时代，北上广的“孔雀”会往西部飞吗？
　　一切皆有可能。
　　姜汝祥
　　（北大社会学博士，北京锡恩咨询集团董事长，著有《新执行》《差距：中国一流企业离世界一流企业有多远》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