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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读一本《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书，作者阿马蒂亚·森是印度裔的美国经济学家。这本书讲自由和发展的关系，森获得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里用了这本书的理论框架。《以自由看待发展》是一本经济学著作，我之所以阅读它，是因为其看待发展的视角很特别——自由的视角，与目前通行的以经济发展即GDP来衡量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作者阿马蒂亚·森被经济学家索罗称为“经济学良心”，其缘由及证据均可以从这本书中寻找得到。森眼中的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种关心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关心GDP增长、关心工业化程度、关心城市化水平、关心技术进步的发展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自由是经济学与市场体制最崇尚的东西，但我们应该能够从自由的视角中寻找到对社会正义的关注。从森的书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归纳：自由的真正享有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财富的意义只在于它可以帮助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帮助我们实现我们所珍视的自由。可见GDP增长、工业化发展、城市化水平提高、技术进步所起到的只是工具性的作用而不是目标本身。
森从自由的视角看待发展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建设新农村”，自由是一种可参考的新视角。像森分析的那样，GDP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提升首先是扩展人们自由的工具，增强人们获得自由的可行能力，这些工具只有实现社会效用以后，才会有价值。
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讲，发展是自由的产物，只有自由的人才会创造，才有创新。奴隶和农奴以及单纯出卖劳动力的劳工都没有什么创造与创新。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一百多年了经久不衰？有两点值得我们研究，一是它政治上的纠错能力，二是它科技上的创新能力。这两点都起源于一个基本的概念：尊重不同意见。第一艘到达北美洲的船叫“五月花号”，上面全是从英国被迫出走的异教徒，他们到达北美洲后，秉承着一个信念，就是保护异端，尊重异教徒。有一本书叫做Who Are We？作者是塞缪尔·亨廷顿，书里讲到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有一条就是支持不同意见，说不同意见的自由才是自由，相同意见是不是自由呢？不是自由。在中国，最难说的是不同意见，但是所有的创新都是不同意见，不同意见才叫创新，所有的真理都是从“谬误”来的，美国人的纠错能力和创新能力就是从这来的。儒家文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讲等级和宗法，对后世影响至深。我们的孩子很辛苦，从小就要听家长的话，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上了班要听领导的话，所有的地方都要求听话，听话就要扭曲自己，不能自由地发展。
森是从不自由的形式中来发现自由的。他在书中列举了很多不自由的形式，如饥荒、营养不良、失业、早亡、不能享有医疗卫生保健、不能接受教育、没有社会保障等。他用可行能力来界定自由，他说自由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的基本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他还把这个概念运用于对贫困的考察。森的这种思想对贫困研究应该能够提供一种新思路。从森的定义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断：一个社会的成员若没有享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选举等自由或者缺乏获取这些自由的可行能力，那么这样的成员就是贫困的，他是不自由的，他所处的社会也是不自由、不发展的。
有一篇文章叫《中国的残疾人到哪里去了？》中国有多少残疾人？八千多万。咱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不在商场超市，也不在剧院和茶馆。他们在哪呢？在家里。为什么不出来？他们的心没有和这个社会相容，这个社会也没有接纳他们。发达国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们不设特殊学校，残疾孩子被放到普通学校里上学。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残疾孩子从小和正常人一起，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心理很正常；正常的孩子知道群体中有一部分孩子有残疾，也很正常，于是从小就融入社会了。我们中国有八千万人受到压抑，他们没有被这个社会接纳。以此类推，我们国家还有多少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城市贫民、文盲，有多少同性恋，有多少吸毒的，多少艾滋病患者，多少坐台小姐，他们都背着沉重的心灵包袱，都缺乏心灵的自由，所以我们的社会创造力不够。
如何树立以人为本的信念，如何让人们心灵获得解放？汶川地震后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很大启示。去年汶川地震有三件事值得思考，一是“以人为本”的政府。第一时间总书记批示，第一时间六十七岁的总理飞往现场，到那讲的第一句话是“尽一切努力抢救人民的生命”。他没有说财产，而是救人，这个指导思想贯穿始终，所以自始至终都是围绕救人，有时候上千号人，几十台大型设备，那么多中外救援人员在一起就为了抢救一个老人。中国人的生命什么时候这么值钱？中国人的生命什么时候得到过如此的尊重？唐山地震死了二十四万多人，《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说，不能用救灾来压批邓，当时没有人反驳。中国历史上人的生命从来没有像汶川地震里的生命这么重要过，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反映。二是信息公开，媒体全程、公开地进行报道，这件事体现了对人民的信赖，对民意的尊重，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三是几十万志愿者涌现。志愿者为什么要去救灾？中央台的记者问大连的一个小伙子为啥要来，他回答说：“开始的时候我捐了三千块钱，后来我看人们那么辛苦，总理那么来回跑，我心里好难受，吃不好，睡不好，要是不到现场去，以后我会后悔。”这说明志愿者去现场不完全是为了帮别人的忙，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什么需要呢？需要报恩，需要出力，需要尽责任。这就是一种公民意识，它是和责任政府相对应的。当政府对人民负责任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政府尊重。以人为本的进步就是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人的自由会推动长久的发展。
作者阿马蒂亚·森被经济学家索罗称为“经济学良心”，其缘由及证据均可以从这本书中寻找得到。森眼中的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种关心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关心GDP增长、关心工业化程度、关心城市化水平、关心技术进步的发展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自由是经济学与市场体制最崇尚的东西，但我们应该能够从自由的视角中寻找到对社会正义的关注。从森的书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归纳：自由的真正享有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财富的意义只在于它可以帮助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帮助我们实现我们所珍视的自由。可见GDP增长、工业化发展、城市化水平提高、技术进步所起到的只是工具性的作用而不是目标本身。
森从自由的视角看待发展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建设新农村”，自由是一种可参考的新视角。像森分析的那样，GDP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提升首先是扩展人们自由的工具，增强人们获得自由的可行能力，这些工具只有实现社会效用以后，才会有价值。
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讲，发展是自由的产物，只有自由的人才会创造，才有创新。奴隶和农奴以及单纯出卖劳动力的劳工都没有什么创造与创新。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一百多年了经久不衰？有两点值得我们研究，一是它政治上的纠错能力，二是它科技上的创新能力。这两点都起源于一个基本的概念：尊重不同意见。第一艘到达北美洲的船叫“五月花号”，上面全是从英国被迫出走的异教徒，他们到达北美洲后，秉承着一个信念，就是保护异端，尊重异教徒。有一本书叫做Who Are We？作者是塞缪尔·亨廷顿，书里讲到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有一条就是支持不同意见，说不同意见的自由才是自由，相同意见是不是自由呢？不是自由。在中国，最难说的是不同意见，但是所有的创新都是不同意见，不同意见才叫创新，所有的真理都是从“谬误”来的，美国人的纠错能力和创新能力就是从这来的。儒家文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讲等级和宗法，对后世影响至深。我们的孩子很辛苦，从小就要听家长的话，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上了班要听领导的话，所有的地方都要求听话，听话就要扭曲自己，不能自由地发展。
森是从不自由的形式中来发现自由的。他在书中列举了很多不自由的形式，如饥荒、营养不良、失业、早亡、不能享有医疗卫生保健、不能接受教育、没有社会保障等。他用可行能力来界定自由，他说自由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的基本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他还把这个概念运用于对贫困的考察。森的这种思想对贫困研究应该能够提供一种新思路。从森的定义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断：一个社会的成员若没有享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选举等自由或者缺乏获取这些自由的可行能力，那么这样的成员就是贫困的，他是不自由的，他所处的社会也是不自由、不发展的。
有一篇文章叫《中国的残疾人到哪里去了？》中国有多少残疾人？八千多万。咱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不在商场超市，也不在剧院和茶馆。他们在哪呢？在家里。为什么不出来？他们的心没有和这个社会相容，这个社会也没有接纳他们。发达国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们不设特殊学校，残疾孩子被放到普通学校里上学。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残疾孩子从小和正常人一起，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心理很正常；正常的孩子知道群体中有一部分孩子有残疾，也很正常，于是从小就融入社会了。我们中国有八千万人受到压抑，他们没有被这个社会接纳。以此类推，我们国家还有多少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城市贫民、文盲，有多少同性恋，有多少吸毒的，多少艾滋病患者，多少坐台小姐，他们都背着沉重的心灵包袱，都缺乏心灵的自由，所以我们的社会创造力不够。
如何树立以人为本的信念，如何让人们心灵获得解放？汶川地震后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很大启示。去年汶川地震有三件事值得思考，一是“以人为本”的政府。第一时间总书记批示，第一时间六十七岁的总理飞往现场，到那讲的第一句话是“尽一切努力抢救人民的生命”。他没有说财产，而是救人，这个指导思想贯穿始终，所以自始至终都是围绕救人，有时候上千号人，几十台大型设备，那么多中外救援人员在一起就为了抢救一个老人。中国人的生命什么时候这么值钱？中国人的生命什么时候得到过如此的尊重？唐山地震死了二十四万多人，《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说，不能用救灾来压批邓，当时没有人反驳。中国历史上人的生命从来没有像汶川地震里的生命这么重要过，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反映。二是信息公开，媒体全程、公开地进行报道，这件事体现了对人民的信赖，对民意的尊重，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三是几十万志愿者涌现。志愿者为什么要去救灾？中央台的记者问大连的一个小伙子为啥要来，他回答说：“开始的时候我捐了三千块钱，后来我看人们那么辛苦，总理那么来回跑，我心里好难受，吃不好，睡不好，要是不到现场去，以后我会后悔。”这说明志愿者去现场不完全是为了帮别人的忙，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什么需要呢？需要报恩，需要出力，需要尽责任。这就是一种公民意识，它是和责任政府相对应的。当政府对人民负责任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政府尊重。以人为本的进步就是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人的自由会推动长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