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一条“规律”：在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会存在一种负相关的关系。1960年代，奥肯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奥肯定律，后来逐渐成了很多国家执政者眼中的经济“锦囊”。
　　2015年，中国GDP增速“破7”，这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于是，国内外对中国社会的就业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可以说，西方历史上的治乱，可能因为宗教和就业（或者说“饭碗”问题）两个问题而产生，但在中国历史上，主要还是因为后者。改革开放的启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为了在特殊年代“人口爆炸”之后，改善中国人的就业问题。
　　但对就业问题也没有必要恐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本身以及这个社会固有的结构，都有着某些“特殊性”。比如，庞大的农民工人口有着巨大的“就业弹性”，强大的行政体系更能有效处理就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等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经济增长、失业率和社会稳定三者之间，中国未必会有着西方式的“联动机制”。
　　但是，经济领域的一些危险信号，我们不能忽视。与此同时，那些曾饱受质疑的、曾作为提振经济，缓解就业压力权宜之策的老办法，对其更要重新审视，并以之为鉴。

问题原点

　　谈就业，需回到原点：中国每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数量，经常超过西方一个发达国家的人口。
　　
　　一项预计称，201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超过770万人。如果加上“归国游子”，以及需要找工作的往届生，全国可能有近1000万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这个数字几乎是“欧猪五国”之一的爱尔兰人口的两倍。
　　没有必要对数字吃惊。从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接受者，一直以每年一个西方小型发达国家总人口的数量递增。2008年，我国的博士生规模已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
　　扩招是否提高了中国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这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引发的就业问题则不需要了。
　　在上世纪90年代上书中央，力谏大学扩招的一位经济学家曾对媒体列举过数个扩招理由。其中两个，一是拉动经济增长，二是缓解就业。他认为，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国企改革两大因素叠加，出口受阻，经济疲弱。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年轻人参与竞争，局面会更加恶化，而念大学可以推迟就业，缓解压力。
　　此外，教育还是一项内需，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扩招刚好可以贡献力量。中国老百姓都希望家里有大学生，有教育需求，增加高校收费，可以拉动大学生的消费和相关基建。
　　实际上，不能不佩服的经济学家的“远见”，在特殊时期，这两个政策目标都达到了。但留下来的问题是，扩招变为了一场恶性的地方“教育GDP”竞争。
　　差不多和扩招同时，中国高校开始了“央地共建”热潮。以前，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政府或中央部委的很多高校，开始从地方政府获取资金，最后变成“地方高校”。近年来，社会广为诟病的名校“本地生源过高”，其根源就在于此。
　　但教育公平问题只是表面之忧，更值得关注的后果是高教体系的恶性膨胀对职教体系的挤压。在扩招大潮中，很多原本很优秀的职校、中专、大专都得以“晋级”，变为“普通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这是学历的“通胀”，但根本上，这是地方利益集团对原有职教体系的摧毁。
　　不少人对计划经济多有诟病，但有的“计划”未必一无是处，比如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建国后，国家在“一五计划”中，从苏联引进了职教体系，至1950年代中期，这套体系已基本构建完毕。职校、中专和大专，成了中国工业体系职业技术人才的主力培养基地。
　　这套体系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教育模式很糟糕，而在于它的“人身依附关系”—学生毕业包分配，它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这种关系并不适应改革开放之后的沿海制造业崛起。因此，很多敢于脱离这个“依附关系”的人，南下广东，成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创业者或技术骨干。
　　这个体系没有等来应有的改革，只等来了衰落。因为，它对办学者太缺乏吸引力了。对办学者而言，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多是不收费、少收费，而后者则需要收费、多收费。此外，“普通高等教育”的膨胀，可能连新增固定资产都不需要，一些专业的开办，新增“成本”不过是老师多放几次幻灯片。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一些民办职业学院反倒值得称赞，因为它们至少“舍得”购买、租赁几台挖土机来让学生操作。
　　1998年入学的大学生被称为最后的天之骄子。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但在1999年，这个数字达到了近160万人，增幅达48%。此后，普通高校招生一路狂奔。2015年，全国高校招生700万，而大学毕业生是749万。
　　尽管在中国的顶尖大学中，农村子弟越来越少，但中国整体“普通高校”学生群体中，农村学生显然是主流。其中，愿意回乡创业、或者做村官的是少数，他们在城市没有“关系”，可能也没有房子，很多人“群居”、“蚁居”。
　　他们迫切希望留在城市，这不是虚荣心作祟，而是寒门子弟需要收回“教育投资”的合理期待。如果不是扩招带来的巨大改变，他们很多人原本可以读不用花钱的职校。但滞留城市，也让他们在经济下行之际，成为了就业问题的主角之一。

企业信号

　　2015年，中国GDP增速“破7”已成为现实。在微观层面，企业裁员消息不绝于耳。
　　住宅地产老大万科早在2015年年初即爆出裁员消息，裁员被称为是“内部瘦身”。其中，核心部门营销部也在裁员。在商业地产领域，2016年年初即有消息称，万达将地产销售业务目标缩减了40%。加上对组织架构的改革，13万员工中约3万人～5万人面临调整。 　　房地产是拉动投资的“第一支柱”，两家行业龙头的裁员消息无疑是一个信号。在内需方面，作为“拉动内需”重要行业的电子消费品，裁员潮同样正在迫近。
　　早在2015年年中，国内最大的个人电脑巨头联想即宣布，将在全球减少约3200名非生产制造员工，占全球整体6万员工的约5%。差不多同一时间，有消息爆出，华为将发起大规模裁员，仅运营商事业部就涉及两万，裁员总数达3万～5万人。不过，华为方面否认了这一消息，称只是淘汰考评不合格员工，并不存在大规模裁员。
　　在智能手机行业，一直有着“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的说法，但从2014年开始，这几家公司都没有逃脱裁员传闻。此外，今年1月，又有网友爆料称，“小米或裁员3000人”。但这一消息未得到官方承认。
　　因为智能手机的竞争激烈，甚至趋于恶性竞争，有业内人士认为，“裁员”消息可能是对手之间的攻击手段。不过，行业增长放缓则是事实。
　　2015年8月，全球知名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Gartner的报告显示，全球智能手机销售量已创下2013年以来最缓慢的增长速度。该公司专家认为，中国市场已达饱和，手机市场基本上只能靠少数首购族的换机需求来带动。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出口和内需。可以看出，以地产为代表的投资和以电子消费品为代表的内需都略显疲态，而同时，出口也不乐观。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中国进出口总值24.59万亿元，同比下降7%，为2009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下降1.8%和13.2%。
　　对此，一些分析认为，作为制造出口大国，出口和进口数据的“双降”，背后原因是海外市场的变化。欧美经过金融海啸和债务危机，目前正在去杠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甚至在负增长。
　　三驾马车的疲弱早已不是秘密，这未必意味着经济的深度衰退，更不意味着失业潮的到来。实际上，一些大企业的“裁员”，可以看作是自身发展战略的调整使然，而这种调整也折射了中国经济的结构之变。
　　以深陷“股权之争”的万科来说，其转型路径已逐渐清晰。在住宅市场的上升期，这家最大的住宅销售商盈利模式并不复杂：它并不拿最好的地，而是拿那些“性价比”最高的地，然后利用自己的品牌溢价，快速销售，资金快速周转。别人一次赚得多，但它每次赚得快，这是业界称道的“万科模式”。
　　
　　随着住宅地产市场的饱和，这种“快建快卖”的模式显然会最早遭遇冲击。因此，万科也最早宣称转型。它公开的策略是，未来10年，要向城市配套服务商转型，将加大装修与智能家居等业务的探索力度。在北京，万科的确已经组建了装修公司。
　　同样，万达也声称要朝“轻资产”转型。王健林表示，该公司将变成一个商业服务公司，同时，要做好文化、金融和电子商务板块。其他地产商，最热衷的“转型方向”之一是养老地产，简而言之，地产商似乎都要转型为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这个趋势和国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也是不谋而合的。
　　2015年，我国GDP增速比上年下滑0.4个百分点，但城镇就业增加了1100万人，比上年还多增了30万人。这背后的原因是，第三产业更容易创造就业机会。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撰文认为，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改革极其重要。他说，服务业每单位产出所吸纳的就业比第二产业多30%，服务业较快发展对中国控制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未来任务

　　就业其实是个全球问题。有人认为，2016年世界经济的走向，将取决于美国人民能否都找得到工作。
　　这个并不精确的命题，植根这样一个逻辑：作为世界货币，“美元加息”将直接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向，而“美元加息”与否以及其实施幅度，又取决于美国国内的失业率数据。长期以来，美联储在关于利率变动理由的表述中，用得最多的指标是失业率。另一个指标是通胀率，但它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前者服务的。
　　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政治精英的国家治理目标则有很多相同之处，解决国民“饭碗”显然都是重中之重。美国并非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它的联邦政府无法像中央集权国家的中央政府那样，将GDP数据作为地方官考核的指标，但它同样会利用中央银行体系来调控经济、服务于就业问题。
　　一种有趣的说法是：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为解决就业问题无所不用。这个国家一直靠着两个系统来解决国民就业，一是美联储，宽松货币、适度通胀，可以提振经济，创造岗位。二是监狱系统，这个国家拥有全球最多的在押囚犯，他们的“就业”在铁窗之内。
　　中国应对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法显然不同，创业热潮就是一例。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日前表示， 2015年，我国新登记企业443.9万户，增长了21.6%，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约1.2万户。另外，新产业、新业态和服务业等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使过剩劳动力顺利实现跨地区、跨行业流动就业，没有出现待岗滞留等问题。
　　不过，尽管“失业潮”的说法并不客观，但经济领域的一些信号必须要引起重视。
　　世界上任何经济体，要创造就业，政府“铁公基”、教育产业化这些方式，只能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让企业家敢于投资，让企业创造就业岗位，这才是最可持续的健康模式。如果资本只是热衷于在房地产市场套利，有管理经验和资金的企业主都成为了炒房客。那么，风险必然是根本性的。
　　对当下的中国而言，经济体内部最大的风险之一是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威胁。如果无论货币当局如何降息刺激经济，企业都不愿意扩大投资，那么这个信号是极度危险的。实际上，当前中国的一年期利率，早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但企业主扩大生产或技术升级的欲望，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乐观。
　　在里根政府时代，美国人的“供给侧改革”，首先就提到了减税。减税的本质是政府对供给侧的“让利”，即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供给部门—企业群体，好让它们有能力提升技术、改善供给的质量。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否做到了这一点？
　　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内，失业被分为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三类。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周期性失业基于经济周期而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摩擦性失业则会随着信息的通畅和时间推移，自然消除。对经济体影响最严重的，是结构性失业。
　　所谓结构性失业，是指经济体内部的产业变动必然要求劳动力供应能迅速适应这种变动，但问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势必会滞后，所以会导致结构性失业。要解决失业问题，必须要改善劳动力供应的结构，这是一个耗费时间和资源的事情。
　　中国正在主动进行供给侧改革，显然，出现结构性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些失业终将被消化，但问题在消化之前，也对中国的社保和教育培训体系提出了新要求。这些“配套”，我们是否准备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