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作为“土木再生”的一名成员，前往遭受汶川地震的甘肃文县踏勘现场，土木再生计划在文县的丹堡乡、哈南寨乡、李家坪乡，以及成县的苇子沟乡筹建小学，并为新设计的学校提出七条要求，其中有一条是“社区共享”，也就是说， 新学校除了坚固结实之外，学校也应该成为村民聚会场所，甚至是乡村议事中心。
　　 这一条是针对目前乡村凋敝的现实而定的，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多次运动的吹袭，加上近20年城市化的洗劫，乡村活力不再，昔日富饶丰盈之地，现在鸡鸣狗盗之徒横行，以至于“故乡沦陷”的话题成为文人们的集体写作话题，许多文章，直指农村的情感纽带和村社自我管理能力日渐萎缩，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农学家董时进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唯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藉着居住，自然而然地认识乡下。” 在他那个年代，村民的公共生活活跃在乡村的宗祠里，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在村公所的院子里……只要往那里一坐，便坐拥乡村的核心。
　　 但如果现在董时进再去乡村的话，他可能要改变想法，现在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建设几乎是一个空白，乡村宗祠等传统公共议事场所遭到毁弃，村民沒有地方聚众议事聊天，就连村口的老槐树也被城里的房地产商出价收罗挖走，村委会成为村主任等少数人员的特权场所。特别是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久曲必舒，日淤必溢，在利益诉求和政策杠杆的撬动下，现在情况在悄悄改变，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利益的分配矛盾日益显现，成为村里的一个公共议题，当这些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时，情绪就会发酵成强烈的社会诉求，譬如广东的乌坎村，就是在现实利益缺乏公正分配，导致群体事件，最终实现了村领导直选。一人一票，选举所在地就在乌坎小学。由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让学校——这个教书育人的建筑空间，临时变身为村公所和议事厅。
　　 除了这种因突发事件引起的建筑空间性质的变化，另外一种情况是，知识分子介入乡村建设而引发的废弃建筑重新被激活，2010年，艺术家欧宁在一本笔记本上写下《碧山计划》草稿，是长期以来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对乌托邦的研究、对皖南及其乡建计划的一些构思。次年8月，欧宁邀请了一群艺术家、诗人、设计师到访安徽黟县碧山村，举办了碧山丰年祭，仪式在村里的祠堂举行，那一日，还上演了由村民自我表演的“出地方”，凋敝依旧的祠堂成为了公共娱乐中心。
　　 以上两种是临时性的变身，另外一位乡建活跃分子——孙君，他在湖北五山村建立起了永久性的公共精神性空间：茶坛。茶坛建在一座小山包，站在这里可以俯瞰万亩茶园。建坛取五座山顶峰之土各九斤， 用五河之水各九斤，采当年之头茶上中下品各九斤九两九钱九分……填埋在茶坛正中，极其庄严神圣。孙君也曾对我坦言：建筑仪轨的神秘化，有利于凝聚村人信仰，重塑乡村精神核心。最终是为了发展茶叶经济。
　　 无论是乌坎的自发型的乡村公共空间突变，还是碧山村与五山村因知识分子的介入重塑了乡村的公共空间，都在表明，对于乡村治理，以往的威权式的统治已经不再适合，村民有自我治理能力，在有经验的乡建专家的指引下，这种治理能力会迅速成长，乡村公共空间会越来越多，届时会有村集体成为实验建筑师的甲方，正儿八经地设计建造村民的议会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