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老报人、文史作家郑逸梅在上海主编《金刚钻报》时，写下了大量的随笔文章，每天一篇，因为写得生动有趣，很受读者欢迎。不想却被文抄公盯上了，有个东北的作者从《金刚钻报》上抄下来，署上自己的名字，发给当地报纸，竟然还刊登了。这位正抄得得意时，不想却被当地另一位文抄公给再次抄下来，投到了《金刚钻报》，还托人恳请郑逸梅给予发表。郑逸梅哭笑不得，懒得打口水仗，只是把这件事记载了下来，以示警诫。
　　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和同学在学校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没想到，傅斯年在第一期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自己的老师马叙伦给揪了出来，说马叙伦在学术著作《庄子札记》中抄袭胡适的学术成果却不注明出处。可马叙伦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此事就成了一桩无头无尾的公案。
　　除了打口水仗，还有对簿公堂甚至惊动教育部的。
　　1928年，一套由林语堂编著的《开明英文读本》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此书很是畅销，并成为全国各学校的必备教科书。这引起了同行的眼热，其中上海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就决定也要出一本类似的书籍，并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本单位英文部编辑林汉达。1930年2月，林汉达编著出版了《标准英语读本》，世界书局立即向社会推介发行。
　　就在此时，有人向开明书店举报《标准英语读本》抄袭了《开明英文读本》。开明书店和林语堂都很重视，经过比对，发现雷同相似处很多，便将书中抄袭、雷同处一并附上函状告世界书局，希望他们停止出版。但世界书局不予理睬，继续发行。
　　开明书店无奈，只得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但沈知方认为这是两位作者之间的事，要林汉达个人去解决。二人之间协调无果，开明书店反倒把林汉达带去的介绍信和林汉达留给林语堂的便条等作为证据，制作成照相锌版，在《申报》等报纸上发表，指責世界书局的抄袭行为。面对开明书店舆论上的突袭，世界书局十分愤怒，立即登报警告开明书店。就这样，两家在报纸上打起了口水仗。
　　老谋深算的沈知方知道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就改变套路，重金聘请律师，以开明书店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为证据，提出了诽谤罪的刑事自诉，一下子扭转了局面。开明书店为了摆脱困境，反戈一击，由林语堂逐条列出林汉达抄袭、剽窃之处，将此事上报到南京教育部。最终，南京教育部断定《标准英语读本》确有抄袭、冒仿《开明英文读本》的地方，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
　　南京教育部的裁决意见下发后，恰巧第二天上海租界法院开庭宣判此案，法官虽然不便和南京教育部公然对抗，但此前已经形成审判意见，就只好变通一下，仍然判决开明书店对世界书局的诽谤罪成立，但予以从轻处罚，让开明书店交出罚金30元。对于抄袭问题，只是在判决书中作为附带问题一笔带过。
　　开明书店对此不服，表示要提起上诉，同时进一步在报纸上宣传造势，继续发起舆论攻击。后来，世界书局实在顶不住舆论压力，提出双方重新调解，并从南京教育部请人从中斡旋。最终，世界书局同意开明书店的要求，交出《标准英语读本》的纸型给开明书店负责销毁，这起轰动上海滩的抄袭大案总算有了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