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一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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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惟一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我对着一桌巴黎的客人们兴高采烈地宣布说:“我的老板有一只胶皮手!”在法语中,老板这个词是英语中的厨师,所以这句话听起来的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个有一只胶皮手的厨师,你一定会想这只手会不会在做饭的时候融化呢?
  听到这话,客人们都把身子靠近了桌子,显然他们是在担心我是不是用错了词儿。“你的老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他们转过头去看着休,想在他那里找到答案。“他有工作吗?”我想休可能以为我不会注意,他放下手里的叉子,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是义工。”让我忍无可忍的是他说这句话时的态度,不是正大光明而是低声下气,就好像是你在听一个3岁的小孩子在兴高采烈地讲述他上学第一天的重大事件时,有人在旁边尴尬地解释说:“别听他瞎说,是幼儿园。”
  我不满地说:“是不是义工有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我也有老板呀!他的手确确实实是胶皮做的。”我在脑子里对这条重大新闻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了,甚至排演了好几次究竟应该怎样发布这条新闻,在字典里查了好几遍重要的单词,当然,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在我想象中绝对不是现在这种结局。
  休心不在焉地说:“肯定不是真正的胶皮,也许是一种特殊的塑料吧!”朋友们都点头称是,可是他们并没有见过我的老板,也没有看见他毫不在意地把铅笔夹在他那些假手指之间的动作。一只塑料手绝对不会这么轻而易举,一只塑料手在桌布上滑动的声音一定跟胶皮手不一样。我不依不饶地说道:“我相信我亲眼看见的,就是胶皮手,闻上去像是橡皮擦的味道。”
  如果有人对我说他的老板的手闻上去像是橡皮擦,我二话不说,对此笃信无疑。可是今天休好像是又犯病了,他接着我的话茬儿说:“你说什么?你的老板让你闻他的手了?” “嗯,没有。”我结结巴巴地说,“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不结了,那就一定是一只塑料手了。”
  “你说什么?难道说没伸到你鼻子前面让你闻一闻的就是塑料的?这是谁规定的?”我们俩共同的新年计划是在客人面前决不争吵,可是现在休却让这个计划越来越难以实现。我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那只手就是胶皮做的,而且是很厚的胶皮,就像是轮胎一样的胶皮。”“那么是可以膨胀的胶皮了?”客人们听了休的玩笑开心地笑了起来,我在心里却把所有人的缺点都想了一遍。一只能膨胀的手,真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根本不值得一提,难道这些人都看不出来吗?
  “听着,这不是我在商店里看到的,我和我的老板呆在同一间房间里。”我已经有些脸红脖子粗了。“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呢?”休挑战似的问道。“你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你的义工。你的老板有一只假手……还有什么呢?”
  让我先向各位解释一下,在巴黎找一份义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正好赶上是要大选的年份,人们无论干什么工作,政府都给钱。所以当我去申请义工的时候,惟一剩下的差事儿就是在地铁站为盲人上下车提供帮助,这个服务项目是我的老板创立的,他在售票室旁边的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设立了临时办公室。也邪门了,我去那天一个盲人也没出来逛街,可这也不是我的错呀!“听着!”我气哼哼地说道,“我在一个小黑屋里无所事事地呆了6个小时,那个有着一只胶皮假手的人对我不理不睬,你说还有什么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一切还不够吗?”
  朋友们开始互相递着眼神不解地看着我,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开始讲英语了。“讲法语。”休命令我说,“你要讲法语!”这就是那种时候,就是那种你突然意识到你要想说的和你所表达的有多么不同的时候,我知道法语里盲人、大选、小黑屋怎么说,可是加上动词、语气词和代词,说出来就不是我想表达的那么回事儿了。如果用英语,我的话有着双重含义,一层意思是说不管怎么说,我参加了义工,我工作了,另外一层含义是我饶不了休,他居然不让我好好讲一讲我们搬到巴黎后发生的惟一一件有趣的事儿。
  我冷冷地对他说:“算了,别提这事了!”休毫不客气地回嘴说:“随你便!”
  我起身离开餐桌去拿了一杯水,回来后听见休正在给大家讲我们雇来修理浴室洗脸盆的下水管道修理工。我插嘴说:“这个人只有一只胳膊。”休不满地说:“你胡说什么呀,他有两只胳膊。”“没错,是有两只胳膊,可是有一只胳膊不好使。”休接着说:“嗯,那他也是有两只胳膊,他的那只胳膊就在袖子里,也不能说他没有一只胳膊吧!”
  他一贯如此,总是在客人面前反驳我,让我下不了台阶。而我呢,也是当仁不让,在这种情况下,总是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不给他任何回答问题的机会。我理直气壮地对他说道:“请你给胳膊下个定义,什么是胳膊呢?如果你的定义是那个从你肩膀里长出来的,长长的、毛茸茸的东西是胳膊的话,那没错,他是有两只胳膊。如果你的定义是那个从你肩膀里长出来的,长长的、毛茸茸的东西能活动,而且还能干活的话,那他就只有一只胳膊,对不对?我知道,因为是我帮着他把那个洗脸盆搬到了三楼上面的,是我,而不是你!听见了吗?”
  客人们开始不舒服了,我才不管呢!按理说,休是對的,那个下水管道修理工确实有两只胳膊,可是我们又不是在法庭上,稍微夸大其词又没有法官判你死刑,有什么可怕的。人们喜欢想象,你给他们一个生动的形象,他们就可以在大脑里尽情想象,而不是坐在那里像傻子一样呆呆地只听着你讲得天花乱坠。我们以前没有探讨过这些吗?他不但不给我捧场,反倒拆我的台,好像我是个满口胡言乱语的骗子似的,这点让我恨得咬牙切齿。
  在他用一只胳膊的下水管道修理工的故事毁掉了我的可信度后,人们对胶皮手的兴趣也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客人们甚至连塑料手也不想了,他们现在想的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手,有骨头有血有肉的手,他们脑子里的形象已经被抹掉了,而且他们也永远无法懂得一只手之所以称之为一只手是因为手能活动自如,而不仅仅是单纯有一个手的形状。我老板的手有指甲,有指纹,你可能还能给他看手相,不过他的手是粉红色的,而且硬硬的一点也不灵活,就像是一只你在教某种危险动物学握手时用的假手一样。我不知道这只胶皮手是怎么连上去的,是在哪里连上去的,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可以毫不费劲地把这只手卸下来,然后再轻而易举地装上去。在我们两个人坐在小黑屋里傻等着那些根本就不出屋的盲人们的时候,无所事事的我就开始想象着这只手如果放在床头柜上看上去会是什么样,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睡觉的时候会把这只手放在床头柜上,我觉得带着这只假手睡觉没什么意义,其实这只假手一点用也没有,手指打不开也合不上,就是一个糊弄人的假象,就跟假发和假眼睫毛一样。
  餐桌上的谈话在继续,可是这个晚上却早就给枪毙了,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一切。过不了几分钟,客人们就会看看自己的手表,找一些家里保姆要早走的借口,然后就会起身告辞。给他们拿来了大衣,我们站在走廊里一次又一次地说着再会,再会!他们也边说着再会边走下楼梯。然后,我把餐桌清理干净,休去刷碗,我们谁也不说话,却都在心里想着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两个人关系的终结呢?这个机会挺不错的。人们没过多久就会说:“哎呀,我听说你们两个人是因为一只塑料手而分手的!这是真的吗?”听到这话,我又会立即义愤填膺,我们两个人会为这事儿没完没了地一直争吵下去,直到我们中的一个人死去为止,即便是我们两个人有一个死了,这种争论也不会停止。如果是我先死的话,我的墓碑上会这样写着:那是一只胶皮手!他可能会选择埋在我的旁边,不过他会买一个更大的墓碑,在上面写上:你说的不对,那是一只塑料手!
  不管是死是活,我们都永远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既然是这样,我干脆就放他一马吧!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的生活要完完全全依靠这个人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一直想象着那只假手如何在挥舞着向人们道别,如何伸向空中示意出租车停下来,如何做着手能做的各种事情……休会问我为什么总是面带微笑,我会对他说:“啊!没什么原因!”就这样什么也不解释了,自己想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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