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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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就不乏对周边国家的考察和记录,但并非学科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东方学”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民族危亡和出路探寻过程中形成的.近现代的佛学复兴运动最早表现出振兴东方文化的使命感,在当时的世界大势中首先作出“东方”的回应.“五四运动”前后,学界的“东西文化论争”进一步催生了“东方意识”的自觉,尤其是1924年泰戈尔的访华,既推动了“东西文化论争”的进一步深入,也突破了“以中国代替东方”的狭隘理解,客观上促进了现代世界整体中的“东方意识”的形成.商务印书馆主办发行的期刊《东方杂志》(1904—1948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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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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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就不乏对周边国家的考察和记录,但并非学科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东方学”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民族危亡和出路探寻过程中形成的.近现代的佛学复兴运动最早表现出振兴东方文化的使命感,在当时的世界大势中首先作出“东方”的回应.“五四运动”前后,学界的“东西文化论争”进一步催生了“东方意识”的自觉,尤其是1924年泰戈尔的访华,既推动了“东西文化论争”的进一步深入,也突破了“以中国代替东方”的狭隘理解,客观上促进了现代世界整体中的“东方意识”的形成.商务印书馆主办发行的期刊《东方杂志》(1904—1948),为中国“东方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最早提出“东方学”概念的梁漱溟是中国“东方学”的奠基者,他在20年代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是中国“东方学”确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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