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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女性文学初期的目的是揭露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剥削与压迫，而其第二次浪潮不再囿于女性自身，而是承认男女的差异性，重建女性形象。本文选择了卡里尔·丘吉尔的《天之骄女》中的虚构与现实的表现手法来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第二次浪潮的特点。
关键词：虚构与现实；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1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向着更深层次发展，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席卷而来。不同于西方女性文学初次发展之时的目标：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唤醒女性自身主体意识，这一次，女权主义者提倡：不否认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异，而是要重建女性形象，打破外界对女性的固有认知。
卡里尔·丘吉尔是首位在男性作家主导的戏剧界获得认可的女性剧作家，她的剧作大多以女性为主题来批判社会现实。《天之骄女》是卡里尔·丘吉尔早期代表作，这部作品深切关注现实社会和当代女性的生活。
在丘吉尔的戏剧中，现实社会、现实生活往往与历史相结合。《天之骄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历史、艺术的和现实生活中具代表性的成功女性形象。该剧第一幕便以现实与虚构的共存营造出无与伦比的戏剧效果。丘吉尔将一个玛琳这样一位现代女强人放置到历史与想象的世界中，用她的眼睛去观察这五个特殊客人的生活。主人公是事业小有成就的现代女性玛琳，刚刚荣升伦敦一家名为“顶级女孩”就业中心的经理，为了庆祝晋升，她邀请了五个来自不同的世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的特殊客人，五位虚构的人物分别代表成功女性的不同类型，但是除了沉默寡言的格里塞尔达，其他四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父权制度的影响和迫害，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女性命运的经典缩影。
第一位是维多利亚时期有名的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她在四十岁到七十岁的三十年间，历尽千辛万苦完成了周游世界的壮举，不仅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也给了那些男人一记响亮的耳光，毕竟在当时就算是男人要周游世界也是相当不容易，但是她却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放弃了自己钟爱的自由，她视父亲如生命； 第二位是十三世纪的日本名妓尼乔，尼乔的父亲仅仅因为帝王的一句夸赞就把女儿献给皇帝，而后尼乔被抛弃，又无可奈何地被父亲像商品般转让出去，周旋于男人之间获取生活资本，曲意逢迎，最终遁入空门，不再留恋红尘，挣脱了七情六欲的束缚，也摆脱了男权社会赋予的枷锁；第三位是九世纪一位女扮男装做过教皇的琼，琼凭借出众的智慧在男性垄断的神学领域得到了丝毫不亚于男性的地位，成为以男性为主体的宗教界的首领，她精通物理，地理，哲学，这些向来被认为是男性才搞得定的学科，巾帼不让须眉，但她只能女扮男装获得男性社会的认可，一旦被揭穿，她的身体和精神便同时被冷漠无情的男性制度毁灭，不留一丝感情；另两位是虚构人物，分别来自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画中的女英雄杜尔·格莱特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贤妻良母格里塞尔达。杜尔·格莱特身披铠甲，率领众女子勇闯地狱，与恶魔奋战到底，是一位英勇不凡的女英雄；相较前几位，格里塞尔达是最符合传统男性审美规范的女人，温柔、和善、朴实、顺从、宽容、坚韧等等，正因为这样，她才在男权至上的世道生活安稳，一路顺遂，儿女双全，安享晚年，可谓终得圆满。与她们相似，这些特殊的客人是她们时代的成功女性代表，而马琳是现代社会的“天之骄女”。这场聚会，难得。
这种虚实结合的非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地反映出玛琳面临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孤独到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可以一起分享升职的喜悦，只能在想象中与虚幻的客人一起庆祝。这些前来为玛琳庆祝的客人国籍，时代，经历大都不同，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不平凡。作者通过将玛琳与这些不平凡的女性联系在一起，挣脱时空的枷锁，从而传递给观众和读者这样的信息：玛琳并不是前无古人的特例，以前就有少数女性挣脱了女性的传统形象的枷锁。正如玛琳的祝酒辞：“我们都历尽艰辛。来，为我们的勇气，为我们生活的改变和我们非凡的成就干杯。”
是的，她们有勇气，她们不平凡，但是这五位虚构人物，再就是玛琳，升职之后满怀喜悦却无人分享。说到底，在充满歧视的社会，女人无论怎样出类拔萃也难以证明什么。
《天之骄女》这部作品展示了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体制下，女性在各个方面都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是如何应对男性社会给予的重重压迫和不公平。为了体现这一主题，作家创造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完全虚构的虚假想象世界，另一个是真实的家居环境。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虚实杂糅，既有横向的人物并置，又有纵向的历史意识延伸，表现出作家的独具匠心。也意味着代表新浪潮的女性主义作家们在女性自身主体意识觉醒的基础上，以史为鉴，使女性的思想和力量进入全世界的视线。
参考文献：
[1]秦文. 凯丽尔· 丘吉尔—— 英国当代剧坛的女先锋[J] .外国文学动态， 2006， （4）.
[2]Bertolt Brecht. A Short Organum for the Theatre （1949）， From Brechton Theatre[M]. Trans John Willett， London： Eyre Methuen， 1979.
[3]Sarah Lyall. The Mysteries of Caryl Churchill[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5， 2004.
关键词：虚构与现实；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1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向着更深层次发展，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席卷而来。不同于西方女性文学初次发展之时的目标：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唤醒女性自身主体意识，这一次，女权主义者提倡：不否认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异，而是要重建女性形象，打破外界对女性的固有认知。
卡里尔·丘吉尔是首位在男性作家主导的戏剧界获得认可的女性剧作家，她的剧作大多以女性为主题来批判社会现实。《天之骄女》是卡里尔·丘吉尔早期代表作，这部作品深切关注现实社会和当代女性的生活。
在丘吉尔的戏剧中，现实社会、现实生活往往与历史相结合。《天之骄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历史、艺术的和现实生活中具代表性的成功女性形象。该剧第一幕便以现实与虚构的共存营造出无与伦比的戏剧效果。丘吉尔将一个玛琳这样一位现代女强人放置到历史与想象的世界中，用她的眼睛去观察这五个特殊客人的生活。主人公是事业小有成就的现代女性玛琳，刚刚荣升伦敦一家名为“顶级女孩”就业中心的经理，为了庆祝晋升，她邀请了五个来自不同的世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的特殊客人，五位虚构的人物分别代表成功女性的不同类型，但是除了沉默寡言的格里塞尔达，其他四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父权制度的影响和迫害，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女性命运的经典缩影。
第一位是维多利亚时期有名的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她在四十岁到七十岁的三十年间，历尽千辛万苦完成了周游世界的壮举，不仅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也给了那些男人一记响亮的耳光，毕竟在当时就算是男人要周游世界也是相当不容易，但是她却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放弃了自己钟爱的自由，她视父亲如生命； 第二位是十三世纪的日本名妓尼乔，尼乔的父亲仅仅因为帝王的一句夸赞就把女儿献给皇帝，而后尼乔被抛弃，又无可奈何地被父亲像商品般转让出去，周旋于男人之间获取生活资本，曲意逢迎，最终遁入空门，不再留恋红尘，挣脱了七情六欲的束缚，也摆脱了男权社会赋予的枷锁；第三位是九世纪一位女扮男装做过教皇的琼，琼凭借出众的智慧在男性垄断的神学领域得到了丝毫不亚于男性的地位，成为以男性为主体的宗教界的首领，她精通物理，地理，哲学，这些向来被认为是男性才搞得定的学科，巾帼不让须眉，但她只能女扮男装获得男性社会的认可，一旦被揭穿，她的身体和精神便同时被冷漠无情的男性制度毁灭，不留一丝感情；另两位是虚构人物，分别来自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画中的女英雄杜尔·格莱特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贤妻良母格里塞尔达。杜尔·格莱特身披铠甲，率领众女子勇闯地狱，与恶魔奋战到底，是一位英勇不凡的女英雄；相较前几位，格里塞尔达是最符合传统男性审美规范的女人，温柔、和善、朴实、顺从、宽容、坚韧等等，正因为这样，她才在男权至上的世道生活安稳，一路顺遂，儿女双全，安享晚年，可谓终得圆满。与她们相似，这些特殊的客人是她们时代的成功女性代表，而马琳是现代社会的“天之骄女”。这场聚会，难得。
这种虚实结合的非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地反映出玛琳面临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孤独到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可以一起分享升职的喜悦，只能在想象中与虚幻的客人一起庆祝。这些前来为玛琳庆祝的客人国籍，时代，经历大都不同，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不平凡。作者通过将玛琳与这些不平凡的女性联系在一起，挣脱时空的枷锁，从而传递给观众和读者这样的信息：玛琳并不是前无古人的特例，以前就有少数女性挣脱了女性的传统形象的枷锁。正如玛琳的祝酒辞：“我们都历尽艰辛。来，为我们的勇气，为我们生活的改变和我们非凡的成就干杯。”
是的，她们有勇气，她们不平凡，但是这五位虚构人物，再就是玛琳，升职之后满怀喜悦却无人分享。说到底，在充满歧视的社会，女人无论怎样出类拔萃也难以证明什么。
《天之骄女》这部作品展示了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体制下，女性在各个方面都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是如何应对男性社会给予的重重压迫和不公平。为了体现这一主题，作家创造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完全虚构的虚假想象世界，另一个是真实的家居环境。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虚实杂糅，既有横向的人物并置，又有纵向的历史意识延伸，表现出作家的独具匠心。也意味着代表新浪潮的女性主义作家们在女性自身主体意识觉醒的基础上，以史为鉴，使女性的思想和力量进入全世界的视线。
参考文献：
[1]秦文. 凯丽尔· 丘吉尔—— 英国当代剧坛的女先锋[J] .外国文学动态， 2006， （4）.
[2]Bertolt Brecht. A Short Organum for the Theatre （1949）， From Brechton Theatre[M]. Trans John Willett， London： Eyre Methuen， 1979.
[3]Sarah Lyall. The Mysteries of Caryl Churchill[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5，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