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语》中记载，弟子问孔子士的标准是什么，孔子用四个字回答：“行己有耻。”意思是，修养自己，要知道什么是羞耻。见诸日常行为，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譬如巧言令色、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孔子认为是可耻的。可见，在当时“行己有耻”就是衡量士的标准之一了。而一个读书人，如果怀抱理想，有志于道，却以饮食衣着的不够讲究而自惭，这样的人，孔子认为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自人类之始，就耻于与野兽为伍，耻于赤身裸体。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不知耻，必然会被知耻的人群和社会所抛弃，因此，“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也。”历代思想家都把“知耻”置于人格修养的重要位置，实际上告诉我们，修身要从知耻开始。纵览历代圣人先哲，哪一位不是珍名惜荣的人杰？从司马迁“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欧阳修“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一不是心系社稷苍生的嘉德懿行。明末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对此一问题的含义提得更高。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他援引管子的话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是用以治人的，廉耻是用以立人的。一个人如果不廉，就会无所不取；如若不耻，则必然无所不为。身为国家大臣，假若无所不取和无所不为的话，那么，国家不乱亡才怪呢！
　　顾炎武还认为，在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至为重要。自从夏商周三代以后，世道衰微，不顾礼义，抛弃廉耻，尽管如此，就像岁寒知松柏，风雨有鸡鸣那样，仍然有不随波逐流的志士，他们不顾环境的险恶，不同流合污，成为众人皆醉我独醒之人。《颜氏家训·教子》中有一个故事，北齐有位士大夫，为了让儿子将来能在朝廷里做官，要他学习鲜卑族语言和弹好琵琶，将来靠这些技艺去服侍鲜卑族出身的公卿大臣。颜之推教育儿子说：“这是不顾廉耻，你们可不能这样做啊！”为此，顾炎武十分感慨地说：“颜之推生于乱世，尚能说出这样有骨气的话，那么，那些低三下四没有廉耻的人，应该感到惭愧！”知耻，才能明辨是非，有所为，有所不为。朱熹说：“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知耻，“立人之大节”。
　　開元中，夷州刺史杨濬坐赃当死，唐玄宗命杖六十，流放古州。宰相裴耀卿劝道：“解体受笞，事颇受辱，止可施之徒隶，不当及于士人。”明代李贽评点：无羞恶本心，“虽曰士人，实同徒隶”。这里的徒隶，指的是服劳役的犯人。雍正时，一个身陷牢狱的墨吏上了份奏折，称自己“辜负天恩，羞惧交并”。雍正批语：知汝惧死实甚，然羞则未也。“怕死是真，羞耻却未必”，此言一针见血。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礼记·中庸》中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只有深怀荣辱之心才更富有激情与干劲，才能在人生旅程中不畏艰险、奋勇向前。
　　清代王豫在《蕉窗日记》中说：“士不可一刻忘却耻字。”即便在封建时代，这样的良吏也不少。白居易为官数十年，他始终怀着感恩和抱愧之心履职尽责、下恤庶民。“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目不能忘”，从他写的诗句中可窥一斑。
　　耻感文化对人的一个基本行为要求就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这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知耻则有所不为”，进一步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而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教人知耻，可以别禽兽，化风俗；可以使人知耻而后知自尊自强 ；可以引导人从善、向善。
　　知耻能使人自我鞭策，激起不甘落后、奋发向上的精神，成为进步、自强的动力。古语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都难免会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问题是当我们有了过错并已经被自己认识到时，能否放下面子和所谓的自尊，勇于认错。须知，诚心认错是改过向善的前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懂得了“知耻而后勇”的道理，才能发挥出力量和勇气来改正错误，奋发进取，努力向上。鲁迅先生正是因为“灵魂中有毒气和鬼气”而感到羞耻，所以才“无情地解剖自己”“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成为民族的精神风骨。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