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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我从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此后，我和同批进入外交部的毕业生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1971年，我被调回外交部，上级安排我在欧美司国际组负责关于联合国的工作。那一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两阿提案”，中国重返联合国。从此，中国和联合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联合国中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
我第一次被派到联合国工作是1972年，任务是给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陈楚大使当翻译。1980年7月至1984年2月，我出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一秘，这是我第二次到联合国工作。那时，联合国的形势主要表现为美苏关系缓和以及第三世界和西方国家之间开启“全球谈判”。“全球谈判”具体指什么呢？那就是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发现了其“软肋”，即依赖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供应。它们想通过谈判使得该组织作出保证石油供应和稳定石油价格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则想利用“石油牌”来迫使发达国家在援助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让步，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我这次出使联合国三年多时间，基本上就做了这一件事情，即参与“全球谈判”。这一时期，中国正好处于一个跟两方都“说得上话”的地位。长期以来我们跟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斗争，已取得其信任;同时中国国内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们跟西方国家关系也有比较大的改善。虽然“全球谈判”最终没有成功，但是中国在谈判中发挥的“桥梁”作用，得到了各方的好评。
2004年9月21日，第59届联大高层次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让·平（中）主持会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左）和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右）在主席台就坐。
我第三次赴联合国工作是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在这一时期，安理会恢复作用，维和成为联合国的中心工作。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互相使用否决权，安理会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冷战结束后，安理會开始恢复活力。我到联合国的时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代表先是李道豫，后来是李肇星，我作为副代表的分工是管理安理会以外的所有问题，这样能够让正代表集中精力把安理会工作做好，但结果是，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理会度过的。因为安理会的会议实在太多了，一人应付不过来。拿1994年来说，安理会当年一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和273次非正式磋商。安理会在当年通过了77项决议和82项主席声明。此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过去几十年因争霸遗留或掩盖的一些矛盾开始显露，一系列地区冲突在原苏联地区、前南斯拉夫地区、非洲爆发出来，这亟需联合国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史上首次安理会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扩大联合国维和行动》宣言。此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
第三次出使联合国期间，我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任职期间，第一次朝核危机（1992年至1994年）出现了，美国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上以对朝鲜施压。中国的立场是不赞成把朝鲜问题提到联合国来，不赞成安理会召开正式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以及安理会就此事通过正式决议，认为这样做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美国派了一位叫卡罗奇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专门过来与我谈判此事。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上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说若中国不让步，明年最惠国待遇就没有了。我们当然也要守住原则。首先，我向他说明，中方在朝核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光对中国有利，归根到底对美国也有利。其次，若取消最惠国待遇，中美都要受到损害，因为这是互惠的关系。美方最终让步，接受了中国的方案，即安理会不开正式会议，仅由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朝核问题表示关注。
2001年，我第四次赴联合国任职，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从中国的外交官变成国际职员，负责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该部门是联合国秘书处里最大的部门，有1200多名工作人员。上任不久，该部门主管财务的司长向我提交了一份报表，数据显示该部门四年共计亏损3800万美元。经调查，我发现联合国“文山会海”导致了该部门的赤字。任职期间，我着重在“文山会海”方面开刀，最终“扭亏为盈”。2007年，我卸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我见证了中国的联合国外交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我们一直把联合国看作是宣讲中国外交政策、争取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的舞台。1974年4月10日，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全面阐述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在联合国里的角色也发生转变，从原来和77国集团一起战斗的“斗士”变成在南北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角色，联合国对中国而言不光是“讲堂”还是国际合作的平台。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开始全面参与联合国的活动，特别是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接受联合国援助，二是参加维和行动。中国过去对维和行动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其是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的工具，所以拒绝参与以及缴纳维和费用。据统计，曾经累计拒缴的费用达到5000万美元。1990年起，中国和联合国达成协议，我们参加维和行动，联合国抹去拒缴的费用。
第三个阶段就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联合国的演变和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我们在联合国又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一个角色体现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在联合国大会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参加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磋商，开始扮演大国的角色。因五常对维持冷战后世界稳定方面的利益基本一致，五常之间出现了坦诚务实的合作，所以那几年安理会表决时很少出现否决票。比如，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1990年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美国对决议进行了数次修改，修改到中国可以不用否决权为止。在此基础上，中国随后发表声明保留立场，投了弃权票。这件事情既符合我们的原则立场，又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开辟了道路。
总的来说，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联合国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发展。
（作者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前副代表、大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
四次赴联合国工作
我第一次被派到联合国工作是1972年，任务是给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陈楚大使当翻译。1980年7月至1984年2月，我出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一秘，这是我第二次到联合国工作。那时，联合国的形势主要表现为美苏关系缓和以及第三世界和西方国家之间开启“全球谈判”。“全球谈判”具体指什么呢？那就是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发现了其“软肋”，即依赖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供应。它们想通过谈判使得该组织作出保证石油供应和稳定石油价格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则想利用“石油牌”来迫使发达国家在援助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让步，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我这次出使联合国三年多时间，基本上就做了这一件事情，即参与“全球谈判”。这一时期，中国正好处于一个跟两方都“说得上话”的地位。长期以来我们跟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斗争，已取得其信任;同时中国国内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们跟西方国家关系也有比较大的改善。虽然“全球谈判”最终没有成功，但是中国在谈判中发挥的“桥梁”作用，得到了各方的好评。
我第三次赴联合国工作是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在这一时期，安理会恢复作用，维和成为联合国的中心工作。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互相使用否决权，安理会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冷战结束后，安理會开始恢复活力。我到联合国的时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代表先是李道豫，后来是李肇星，我作为副代表的分工是管理安理会以外的所有问题，这样能够让正代表集中精力把安理会工作做好，但结果是，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理会度过的。因为安理会的会议实在太多了，一人应付不过来。拿1994年来说，安理会当年一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和273次非正式磋商。安理会在当年通过了77项决议和82项主席声明。此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过去几十年因争霸遗留或掩盖的一些矛盾开始显露，一系列地区冲突在原苏联地区、前南斯拉夫地区、非洲爆发出来，这亟需联合国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史上首次安理会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扩大联合国维和行动》宣言。此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
第三次出使联合国期间，我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任职期间，第一次朝核危机（1992年至1994年）出现了，美国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上以对朝鲜施压。中国的立场是不赞成把朝鲜问题提到联合国来，不赞成安理会召开正式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以及安理会就此事通过正式决议，认为这样做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美国派了一位叫卡罗奇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专门过来与我谈判此事。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上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说若中国不让步，明年最惠国待遇就没有了。我们当然也要守住原则。首先，我向他说明，中方在朝核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光对中国有利，归根到底对美国也有利。其次，若取消最惠国待遇，中美都要受到损害，因为这是互惠的关系。美方最终让步，接受了中国的方案，即安理会不开正式会议，仅由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朝核问题表示关注。
2001年，我第四次赴联合国任职，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从中国的外交官变成国际职员，负责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该部门是联合国秘书处里最大的部门，有1200多名工作人员。上任不久，该部门主管财务的司长向我提交了一份报表，数据显示该部门四年共计亏损3800万美元。经调查，我发现联合国“文山会海”导致了该部门的赤字。任职期间，我着重在“文山会海”方面开刀，最终“扭亏为盈”。2007年，我卸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的演变
我见证了中国的联合国外交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我们一直把联合国看作是宣讲中国外交政策、争取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的舞台。1974年4月10日，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全面阐述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在联合国里的角色也发生转变，从原来和77国集团一起战斗的“斗士”变成在南北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角色，联合国对中国而言不光是“讲堂”还是国际合作的平台。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开始全面参与联合国的活动，特别是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接受联合国援助，二是参加维和行动。中国过去对维和行动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其是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的工具，所以拒绝参与以及缴纳维和费用。据统计，曾经累计拒缴的费用达到5000万美元。1990年起，中国和联合国达成协议，我们参加维和行动，联合国抹去拒缴的费用。
第三个阶段就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联合国的演变和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我们在联合国又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一个角色体现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在联合国大会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参加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磋商，开始扮演大国的角色。因五常对维持冷战后世界稳定方面的利益基本一致，五常之间出现了坦诚务实的合作，所以那几年安理会表决时很少出现否决票。比如，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1990年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美国对决议进行了数次修改，修改到中国可以不用否决权为止。在此基础上，中国随后发表声明保留立场，投了弃权票。这件事情既符合我们的原则立场，又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开辟了道路。
总的来说，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联合国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发展。
（作者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前副代表、大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