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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逾七旬的红二代，与一位美国“资本家”、慈善家一道，以专业、尊严为本，亲力亲为推进慈善
2011年7月21日，70岁的陶斯亮包好了四盒茶叶作为礼物，来到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StarkeyCo.）总部。
这是一家制造助听器的企业，由比尔·奥斯汀（William L. Austin）创建于1967年，分支机构遍布全球32个国家，每年有70亿美元的业绩。1973年，奥斯汀创立斯达克听力基金会（Starkey Hearing Foundation，以下简称“斯达克基金会”），救助全球的贫困听障人，足迹已至50多个国家。这其中，没有中国。
陶斯亮心里打鼓，不知此行能否成功与斯达克基金会达成合作。中国有2800万的听障人士，作为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听基会”）理事长，她希望跟奥斯汀见一面，把这个国际慈善机构的模式引入中国。
美国之行，古稀之年的陶斯亮本不情愿。“太累了，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美国又不是什么旅游的好地方。”但这个合作意向是听基会理事万选蓉提出的，理事坚持，理事长“服从”。
到广州领事馆办签证时，陶斯亮甚至希望被拒签，如此便有了不去美国的借口。“不幸”，陶斯亮没能如愿，她顺利得到签证；幸运，她见到了只比她小一岁的奥斯汀。听完介绍，奥斯汀详细询问了一些情况，随后拍板，“明年去中国，先做6000人”。
打开“铁幕”
陶斯亮的美国之行成功了。
她没想到会得到如此令人振奋的结果。“幸亏没被拒签！”走出斯达克的大门，陶斯亮踌躇满志。她同样没能预见，回国后，处处碰壁。
救助6000听障者，需要15000部助听器，按市场价估算，高达7000多万元人民币，按规定，需要缴纳高额关税。国内的法律，没有对慈善性质的进口做优惠甚至免税规定。
“不能让中国的国际信誉破产。”陶斯亮决定，关税由听基会来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事办成。作为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四处奔走，找到残联等机构寻求支持。由于对项目不够了解，对方开始只是被动响应，随着沟通的逐渐深入，这些部门逐渐被陶斯亮打动。最终，听基会以最低标准缴纳了几十万元的税款，这批助听器得以进口。
奥斯汀的私人飞机落地中国那一刻，陶斯亮恍如做梦。
2012年8月，“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正式启动，活动由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及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共同发起。在西安、成都两地共捐赠定制型助听器12137台，资助贫困听障人士6300余人。此后10年，该项目预计在全国各省、市捐赠定制型助听器10万台。
一到中国，60人的斯达克团队便开始投入工作。作为医生，白发如雪的奥斯汀还要亲手为病患配助听器，只要有病人，就不休息不吃饭；他们采用“跪式服务”，同时为病患儿童准备一些毛绒玩具等小礼品。一位病患经测试被证明单耳听障，只需配一只助听器，但他坚持要配“一对”，奥斯汀说，“我相信病人的感觉”。
美国团队的专业精神，以及在细节上表现出的对人的尊重，让陶斯亮很受触动。对于有私人游艇、私人飞机的富豪奥斯汀还在亲力亲为做慈善，“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慈善家能做到这一点。”陶斯亮说。
在中国学习美国慈善经验的同时，美国也在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首站西安，在陶斯亮的协调安排下，当地为“美国朋友”们准备了国宾待遇的入城式；在成都，“美国朋友”得到了“可以抱抱熊猫”的优待。救助对象来自各个农村，他们安静有序，有警车开道，有食物和水供应，有临时厕所。
因为不了解中国人“出远门见客要穿最好衣服”的习惯，看到一些孩子衣着还比较漂亮，奥斯汀对他们是否来自农村产生疑惑。“有些农村也确实不一样了，从衣服上看不出来，但是家里其实很贫困。”陶斯亮告诉他。
奥斯汀于1980年代曾在中国做工程师，这一次，中国的发展给他带来巨大震撼。他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大门是一面铁幕，没想到就这样打开了。”在陶斯亮看来，这不过是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中国的大门早已打开”。
在一条斯达克基金会的募款宣传片中，奥斯汀说：“不了解中国，就不了解世界。”
“二代”站台
陶斯亮1991年加入中国医学基金会，当了10年会长。当时，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因缺乏碘摄入，部分人口智力低下，甚至有很多“傻子村”。而这是一个2岁以前服用几滴碘油就能解决掉的问题。1993年1月，医学基金会推出防治碘缺乏病的“智力工程”，一面为贫困地区补碘，普及常识；一面在政协提案呼吁政府重视。
呼吁了很久，不见大的起色，陶斯亮动用私交，找到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刘延东。刘延东带了一批院士、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跟陶斯亮去了广西百色考察。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等到政府立法，强制推行碘盐。
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工作的10年，陶斯亮同时在中国市长协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这是一个以“为城市发展服务，为市长工作服务”为宗旨的官方组织，由北京市市长担任会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担任执行会长。1991年，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成立，陶斯亮兼任执行会长，并于2000年发起了“中国女市长‘手拉手’扶贫助学”活动。全国各地女市长等社会各界人士，随陶斯亮先后前往江西省东乡山区捐资助学。“后来义务教育普及，减免学费，这个也就做不下去了。”陶斯亮说。
由于市长协会的工作繁忙，2002年，61岁的陶斯亮辞去中国医学基金会会长一职，当时她想接下来连市长协会的工作也一并辞掉，以便腾出时间写书。
听说陶斯亮辞去了医学基金会的工作，当时的卫生部人事司副司长找到陶斯亮，坚持让她到听基会当理事长。“我是一百个不愿意，但推辞不掉，我这人认真，结果一进去就出不来了。”陶斯亮说。 2009年5月17日，第19个全国助残日，“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在上海正式成立。曾任市长协会执行会长、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参加成立仪式。陶斯亮告诉俞正声，6岁以前植入人工耳蜗或者佩戴助听器，孩子可以回归有声世界，甚至可以成为播音人才，治疗费用不多，每个人大概需要8千到1万元。回去后，俞正声给当时分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写了封信，反应这一情况。
年底，“国家贫困聋儿人工耳蜗/助听器抢救性康复项目”全面展开。项目由中国残联负责组织实施，总投入超过4亿元。
“现在需要我们帮助的儿童已经不多了，政府都包下来了，我们就做一些补充式的，以及一些成年人、老人的听障救助。”陶斯亮说。
陶斯亮还经常拉来一些“元勋后代”，免费帮听基会“站台”。包括毛泽东之女李敏、周恩来的侄女周炳德、陈云之女陈伟力、陈毅之子陈丹淮、彭德怀的侄女彭刚、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等十几个“红二代”。其中，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如今已87岁高龄，也是参加次数、投入时间最多的一位。
刘少奇诞辰110周年时，美术界和书法界的一些艺术家创作了一批书画作品，作为缅怀。“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启动时，刘爱琴将这178幅艺术作品全数捐献给了听基会。
延续家风
陶斯亮是新中国开国元勋陶铸的女儿，红二代。
1969年冬，林彪下达一号通令，将陶铸押往合肥。43天后，陶铸去世。遗体被一烧了之。死前，亲人不准探望；死后，亲人也未被告知去料理后事。
父亲无声诀别，而他生前的教诲却影响了陶斯亮的一生。
1962年陶斯亮中学毕业，她本想报考中山大学，学中文、新闻或者历史。但陶铸想让女儿“学一门手艺，端个实实在在的饭碗”。在他看来，这个有“骄娇二气”的女儿应该到部队中接受磨练。于是，陶斯亮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1967年，陶斯亮大学毕业，先后在解放军第七医院、26医院和空军总医院当职业医生，长达20年之久。1987年后，陶斯亮在统战部工作4年。
陶铸对女儿管教严厉，大学毕业才允许她谈恋爱，对象不能是干部子弟，后来，她嫁给了一位作家。除了留给她一些钱用作结婚，别无其他，一切必须靠自己。
不只父亲，母亲曾志对陶斯亮的影响也颇深。
1989年，曾志以陶铸的名义向福建福安六中捐款，筹建一座教学楼，那是陶铸曾经战斗过的闽东地区。当地为了纪念陶铸和曾志夫妇，取名为铸志楼。
曾志一生俭朴，甚至连时令蔬菜都很少吃。“一张纸撕成几块用，”陶斯亮说，“她的钱真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去世前，曾志留下遗嘱，交给陶斯亮两个任务。其一，将个人积蓄交给中组部一部分，做老干部基金；其二，另一部分钱捐给家乡的希望小学。同时留下的还有多年来领工资留下的八九十个空信封，以证曾志捐款之清白。
曾志去世后，她在希望工程捐助的一个女孩看到报纸，给陶斯亮来信。从此，陶斯亮延续母亲的善行，一直给女孩提供资助。如今，这个贫困地区走出的学生已改变命运，在北京做白领。
父辈资产，“一点也没留给我，我母亲说‘共产党员不该有遗产’。”陶斯亮说，“跟现在那些贪官有天壤之别。”
73岁的陶斯亮，一方面继承了父辈的遗志，另一方面更具国际视野。在这个“红二代”眼中，在文艺复兴、科技发展、宗教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从卡内基、洛克菲勒到比尔·盖茨、巴菲特，西方“资本家”已不再是马克思笔下的“残酷的剥削者”。在“世界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启动仪式上，陶斯亮将奥斯汀定位为“一个伟大的慈善家。”同时，陶斯亮也看到了中国的不足。“很多中国企业家现在还处在‘土豪’阶段，只看到金钱的货币作用，没看到金钱的社会作用，不知道金钱还能推动社会进步发展。”
“现在中国是个国民社会，没进入公民社会。”陶斯亮说，“但这一步肯定要迈过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_白筱 摄影_张旭
2011年7月21日，70岁的陶斯亮包好了四盒茶叶作为礼物，来到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StarkeyCo.）总部。
这是一家制造助听器的企业，由比尔·奥斯汀（William L. Austin）创建于1967年，分支机构遍布全球32个国家，每年有70亿美元的业绩。1973年，奥斯汀创立斯达克听力基金会（Starkey Hearing Foundation，以下简称“斯达克基金会”），救助全球的贫困听障人，足迹已至50多个国家。这其中，没有中国。
陶斯亮心里打鼓，不知此行能否成功与斯达克基金会达成合作。中国有2800万的听障人士，作为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听基会”）理事长，她希望跟奥斯汀见一面，把这个国际慈善机构的模式引入中国。
美国之行，古稀之年的陶斯亮本不情愿。“太累了，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美国又不是什么旅游的好地方。”但这个合作意向是听基会理事万选蓉提出的，理事坚持，理事长“服从”。
到广州领事馆办签证时，陶斯亮甚至希望被拒签，如此便有了不去美国的借口。“不幸”，陶斯亮没能如愿，她顺利得到签证；幸运，她见到了只比她小一岁的奥斯汀。听完介绍，奥斯汀详细询问了一些情况，随后拍板，“明年去中国，先做6000人”。
打开“铁幕”
陶斯亮的美国之行成功了。
她没想到会得到如此令人振奋的结果。“幸亏没被拒签！”走出斯达克的大门，陶斯亮踌躇满志。她同样没能预见，回国后，处处碰壁。
救助6000听障者，需要15000部助听器，按市场价估算，高达7000多万元人民币，按规定，需要缴纳高额关税。国内的法律，没有对慈善性质的进口做优惠甚至免税规定。
“不能让中国的国际信誉破产。”陶斯亮决定，关税由听基会来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事办成。作为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四处奔走，找到残联等机构寻求支持。由于对项目不够了解，对方开始只是被动响应，随着沟通的逐渐深入，这些部门逐渐被陶斯亮打动。最终，听基会以最低标准缴纳了几十万元的税款，这批助听器得以进口。
奥斯汀的私人飞机落地中国那一刻，陶斯亮恍如做梦。
2012年8月，“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正式启动，活动由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及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共同发起。在西安、成都两地共捐赠定制型助听器12137台，资助贫困听障人士6300余人。此后10年，该项目预计在全国各省、市捐赠定制型助听器10万台。
一到中国，60人的斯达克团队便开始投入工作。作为医生，白发如雪的奥斯汀还要亲手为病患配助听器，只要有病人，就不休息不吃饭；他们采用“跪式服务”，同时为病患儿童准备一些毛绒玩具等小礼品。一位病患经测试被证明单耳听障，只需配一只助听器，但他坚持要配“一对”，奥斯汀说，“我相信病人的感觉”。
美国团队的专业精神，以及在细节上表现出的对人的尊重，让陶斯亮很受触动。对于有私人游艇、私人飞机的富豪奥斯汀还在亲力亲为做慈善，“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慈善家能做到这一点。”陶斯亮说。
在中国学习美国慈善经验的同时，美国也在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首站西安，在陶斯亮的协调安排下，当地为“美国朋友”们准备了国宾待遇的入城式；在成都，“美国朋友”得到了“可以抱抱熊猫”的优待。救助对象来自各个农村，他们安静有序，有警车开道，有食物和水供应，有临时厕所。
因为不了解中国人“出远门见客要穿最好衣服”的习惯，看到一些孩子衣着还比较漂亮，奥斯汀对他们是否来自农村产生疑惑。“有些农村也确实不一样了，从衣服上看不出来，但是家里其实很贫困。”陶斯亮告诉他。
奥斯汀于1980年代曾在中国做工程师，这一次，中国的发展给他带来巨大震撼。他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大门是一面铁幕，没想到就这样打开了。”在陶斯亮看来，这不过是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中国的大门早已打开”。
在一条斯达克基金会的募款宣传片中，奥斯汀说：“不了解中国，就不了解世界。”
“二代”站台
陶斯亮1991年加入中国医学基金会，当了10年会长。当时，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因缺乏碘摄入，部分人口智力低下，甚至有很多“傻子村”。而这是一个2岁以前服用几滴碘油就能解决掉的问题。1993年1月，医学基金会推出防治碘缺乏病的“智力工程”，一面为贫困地区补碘，普及常识；一面在政协提案呼吁政府重视。
呼吁了很久，不见大的起色，陶斯亮动用私交，找到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刘延东。刘延东带了一批院士、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跟陶斯亮去了广西百色考察。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等到政府立法，强制推行碘盐。
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工作的10年，陶斯亮同时在中国市长协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这是一个以“为城市发展服务，为市长工作服务”为宗旨的官方组织，由北京市市长担任会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担任执行会长。1991年，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成立，陶斯亮兼任执行会长，并于2000年发起了“中国女市长‘手拉手’扶贫助学”活动。全国各地女市长等社会各界人士，随陶斯亮先后前往江西省东乡山区捐资助学。“后来义务教育普及，减免学费，这个也就做不下去了。”陶斯亮说。
由于市长协会的工作繁忙，2002年，61岁的陶斯亮辞去中国医学基金会会长一职，当时她想接下来连市长协会的工作也一并辞掉，以便腾出时间写书。
听说陶斯亮辞去了医学基金会的工作，当时的卫生部人事司副司长找到陶斯亮，坚持让她到听基会当理事长。“我是一百个不愿意，但推辞不掉，我这人认真，结果一进去就出不来了。”陶斯亮说。 2009年5月17日，第19个全国助残日，“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在上海正式成立。曾任市长协会执行会长、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参加成立仪式。陶斯亮告诉俞正声，6岁以前植入人工耳蜗或者佩戴助听器，孩子可以回归有声世界，甚至可以成为播音人才，治疗费用不多，每个人大概需要8千到1万元。回去后，俞正声给当时分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写了封信，反应这一情况。
年底，“国家贫困聋儿人工耳蜗/助听器抢救性康复项目”全面展开。项目由中国残联负责组织实施，总投入超过4亿元。
“现在需要我们帮助的儿童已经不多了，政府都包下来了，我们就做一些补充式的，以及一些成年人、老人的听障救助。”陶斯亮说。
陶斯亮还经常拉来一些“元勋后代”，免费帮听基会“站台”。包括毛泽东之女李敏、周恩来的侄女周炳德、陈云之女陈伟力、陈毅之子陈丹淮、彭德怀的侄女彭刚、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等十几个“红二代”。其中，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如今已87岁高龄，也是参加次数、投入时间最多的一位。
刘少奇诞辰110周年时，美术界和书法界的一些艺术家创作了一批书画作品，作为缅怀。“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启动时，刘爱琴将这178幅艺术作品全数捐献给了听基会。
延续家风
陶斯亮是新中国开国元勋陶铸的女儿，红二代。
1969年冬，林彪下达一号通令，将陶铸押往合肥。43天后，陶铸去世。遗体被一烧了之。死前，亲人不准探望；死后，亲人也未被告知去料理后事。
父亲无声诀别，而他生前的教诲却影响了陶斯亮的一生。
1962年陶斯亮中学毕业，她本想报考中山大学，学中文、新闻或者历史。但陶铸想让女儿“学一门手艺，端个实实在在的饭碗”。在他看来，这个有“骄娇二气”的女儿应该到部队中接受磨练。于是，陶斯亮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1967年，陶斯亮大学毕业，先后在解放军第七医院、26医院和空军总医院当职业医生，长达20年之久。1987年后，陶斯亮在统战部工作4年。
陶铸对女儿管教严厉，大学毕业才允许她谈恋爱，对象不能是干部子弟，后来，她嫁给了一位作家。除了留给她一些钱用作结婚，别无其他，一切必须靠自己。
不只父亲，母亲曾志对陶斯亮的影响也颇深。
1989年，曾志以陶铸的名义向福建福安六中捐款，筹建一座教学楼，那是陶铸曾经战斗过的闽东地区。当地为了纪念陶铸和曾志夫妇，取名为铸志楼。
曾志一生俭朴，甚至连时令蔬菜都很少吃。“一张纸撕成几块用，”陶斯亮说，“她的钱真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去世前，曾志留下遗嘱，交给陶斯亮两个任务。其一，将个人积蓄交给中组部一部分，做老干部基金；其二，另一部分钱捐给家乡的希望小学。同时留下的还有多年来领工资留下的八九十个空信封，以证曾志捐款之清白。
曾志去世后，她在希望工程捐助的一个女孩看到报纸，给陶斯亮来信。从此，陶斯亮延续母亲的善行，一直给女孩提供资助。如今，这个贫困地区走出的学生已改变命运，在北京做白领。
父辈资产，“一点也没留给我，我母亲说‘共产党员不该有遗产’。”陶斯亮说，“跟现在那些贪官有天壤之别。”
73岁的陶斯亮，一方面继承了父辈的遗志，另一方面更具国际视野。在这个“红二代”眼中，在文艺复兴、科技发展、宗教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从卡内基、洛克菲勒到比尔·盖茨、巴菲特，西方“资本家”已不再是马克思笔下的“残酷的剥削者”。在“世界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启动仪式上，陶斯亮将奥斯汀定位为“一个伟大的慈善家。”同时，陶斯亮也看到了中国的不足。“很多中国企业家现在还处在‘土豪’阶段，只看到金钱的货币作用，没看到金钱的社会作用，不知道金钱还能推动社会进步发展。”
“现在中国是个国民社会，没进入公民社会。”陶斯亮说，“但这一步肯定要迈过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_白筱 摄影_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