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生首相来北京那几天，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开始播新版《四世同堂》，第一集是交代人物，20多口人恨不得每人都出来露一脸，我守在电视机前看这个戏，小羊圈胡同的老老少少们我都认识，小文夫妇，小崔，长顺，李四爷，冠家，这帮人简直就是我的老邻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向来觉得老舍这部小说是记忆的一个载体，它的长度也适合用电视剧来表现，相比之下，另一部《茶馆》要改编成电视剧会怎样，我就没什么期待了。我前两天还看了两眼电视剧《倾城之恋》，那跟张爱玲就没什么关系。
　　老版《四世同堂》，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小彩舞的京韵大鼓，还有结尾那个镜头——祁老爷子抱着妞子的尸体，说出最后一句台词——我们胜利了。老爷子原本坚信北京城是块福地，什么灾害都过不了3个月，但一场抗战竟是8年。电视剧似乎属于娱乐范畴，对《四世同堂》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新版与老版的比较之上，更大的话题没有，不像《南京！南京！》，又是人性，又是文化，抡的都是大词。
　　我身边有一帮朋友，看了《南京！南京！》都说特别震撼，极力鼓动大家去电影院看看，还有几位，对那个日本兵视角颇为不满——这个电影没有生活的肌理，你很难认同那个视角，你一旦不认同那个视角，也就看不下去。我到现在也没看过这个电影，倒是各种评论听到不少，有从产业方面发表的看法——青年一代导演终于能拍票房上亿的大片了，张、陈、冯主导的电影市场有了新鲜血液了；有从文化地位发表的看法——陆导是知识分子型的导演，是人文关怀的导演，现在正成为大师，将来必成为大师。
　　我身边还有一帮朋友，根本就不会去看这个电影，我显然和他们是一伙的。至于为什么不看，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吧。我的理由说起来简单，那就是抗拒集体记忆塑造。早些年我就看过一个苏联电影，好像是列宁同志很严肃地告诫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也就是说，怎么记住历史，按照什么标准去记住历史，那简直就是个立场问题。列宁同志还说过，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可能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也就是说，电影能教导人民该怎么感动，该有怎样的价值判断。《南京！南京！》先在外交部审查剧本，然后又经过文化部门的审查，筹备过程极其漫长，我相信导演的认真和野心，但我也记得10年前，《鬼子来了》前后的审查与挣扎，我想，要是某些问题，没有足够自由的表达空间，这问题也就没法讨论。要是我们的记忆与反思都被要求在规定好的框架里进行，那也没什么滋味了。
　　简单来说，你不能把一个电影藏起来，说这个你们不能看，然后又把另一个电影推出来，说你们可以看这个。我们的电影很少讨论严肃问题，冷不丁的出来一个这么严肃的电影，那我也只能严肃对待——不看。
　　许多记忆和对记忆的修补，都是用八卦的方式进行的。比如前不久，有报纸发文章，说冯亦代、黄苗子都曾是告密者，这一下，文化大师的品格好像又成了问题，但我还是怀疑，是非曲直也不是谁活得长谁最后就有资格给别人盖棺论定的，也不是谁把自己描绘成贵族就可以自动将别人贬低的。说起来，这也不过是文人嘴仗，不是谁岁数长点儿，讨论的问题自然就严肃而有历史意义了。
　　保罗·康纳顿写过一本书叫《社会如何记忆》，他的意思是说，在现代政治中，“组织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合法性，是控制和拥有那些信息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徐贲老师写过一本书叫《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他通过对阿伦特的解读来告诉我们：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
　　我发现好多人根本记不住事儿，好多人的记忆和我的记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我基本已经放弃加入集体记忆，也就等于放弃群体存在，我宁愿错误百出挂一漏万地塑造我自己的记忆。如果我们的机制就是改造和同化，以达成思想的“一体化”，那肯定会有投机分子掺和其中。
　　我要说什么来着？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