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的历史变迁和代际进化看，可将中国的环境立法50年概括为从第一代环境法到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进程，当前正处于从第二代环境法挺进第三代环境法的新时期。第一代环境法以环境保护观为指导思想，以生存权为核心权利，以“末端治理”“分散保护”为主要调整模式，具有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二分、保护和发展“两张皮”的基本特征，以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为典型代表。第二代环境法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发展权为核心权利，开始重视对发展能力的尊重和补偿，坚持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管理，具有在“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内保护和发展一体化治理的基本特征，以2008年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典型代表。第三代环境法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思想，以环境权为核心权利，以生产发达、生活美好、生态平衡的“三生共赢”为根本目标，致力于“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保护”，重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社会共治”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治理模式，具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生态—灾害”复合系统内“八位一体”系统性治理的基本特征，以2020年的《长江保护法》为典型代表。为推进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贯彻，可将其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二个坚持”，从而更好地明晰其相对于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进而助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好地指引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和环境法典的出台。环境法的法典化之路尚需进一步选择和论证，基于事实、事理、法理和政策等因素的考量，建议采用通则型立法模式，优先集中兵力制定“环境法总则”和“污染防治法通则”。环境法学必须加强向“事理”和“法理”两面作战的能力建设，促进自科法学研究方法的养成，不断实现“事实—事理—法理—法律”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