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1642年），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斩于京城西市，震惊整个明朝官场。要知道，明朝兵部尚书身负国防重任，位高权重，崇祯为何说杀就杀？
　　1640年，松錦之战爆发，皇太极率八旗铁骑兵分三路，围困锦州、松山等重镇，清军一路势如破竹，眼看就要突破关宁防线了。
　　与此同时，明朝内部也战火不断，李白成攻城略地，兵锋直指京城。一时间，朝廷两线作战，心力交瘁。
　　陈新甲建议崇祯先安内再攘外，暂时与皇太极议和。这一建议正中崇祯下怀。但明朝官场十分看重气节，他虽贵为天子，也不敢将“议和”二字公然宣之于口。于是，崇祯很含蓄地对陈新甲说：“城围且半载，一耗不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
　　一句“可款则款”算是为议和定下了基调，心有灵犀的陈新甲马上推荐马绍愉作为谈判大使，赴沈阳执行谈判任务。
　　按理说，两国谈判这样的大事自然需要崇祯的敕书。可崇祯只赐予马绍愉二品衔，没给他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马绍愉到达宁远后根本无法与清军接洽，无奈之下，只得派人回去取崇祯的敕书，然后在崇祯千叮咛万嘱咐的“保密要领”中开始与清军和谈。
　　马绍愉派人取敕书时，清军也加紧了对锦州、松山的围困。等到双方开始谈判时，锦州、松山已被攻陷。可以说，马绍愉刚坐到谈判桌旁便处于弱势地位了。
　　和谈开始后，拥有绝对优势的皇太极狮子大开口，向明朝索要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的岁币。面对皇太极的漫天要价，马绍愉就地还价，一口气杀到黄金1万两、白银100万两。数轮讨价还价后，双方最终达成共识，马绍愉的和谈之旅算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兴奋不已的他立刻给陈新甲写了封信，详细报告和谈细节。
　　无论明朝还是清朝都将和谈视为最高机密，可陈新甲看完信后顺手放在桌上，仆人误以为那是普通的塘报，便交给塘报官传抄。
　　于是，明朝百官很快得知详细的和谈条件：明朝每年馈赠黄金10万两、白银200万两，清朝回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明界，塔山为清界;遇凶吉大事，两国互相庆吊。
　　这份干货满满的“塘报”犹如掉入油锅的星火，让明朝官场瞬间炸锅。弹劾的奏章如雪花般飞到崇祯案前，一众自诩“清流”的官员更是群情激奋，唾沫星子差点淹死崇祯。崇祯决定弃卒保帅，严斥陈新甲，试图让他背锅。哪知陈新甲自认奉旨办差，写了封自辩书，还在其中引用多条圣谕。这一举动彻底激怒崇祯，于是他杀了陈新甲，还给他泼上“私款辱国”的脏水。
　　陈新甲死后，明朝不但丧失了宝贵的和谈机会，也没其他能力出众的实干官员，陷入更深重的内忧外患。
　　1644年，李白成大军逼近北京。崇祯一度想迁都南京，但他向百官问计时，大臣为避免成为第二个陈新甲，竟没一人肯提出迁都的主张。
　　一直拖到三月，眼看李白成大军离北京越来越近，有个好心的官员忍不住说：“不如先送太子去南京吧。”不料立刻有官员反驳说：“难道想效法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吗？”
　　最终，北京城破，崇祯带着“百官皆可杀”的恨意黯然去了煤山，而那些“一身正气”的官员则满脸谄媚地迎接新主人。
　　早在陈新甲死时，崇祯翻盘的机会就已断送。可惜他至死不悟，还将亡国的责任甩给手下，徒留一段让人叹恨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