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已有职业院校近1.4万所，在校生3085万人，年招生1076万人，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按十八大“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要求，按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的要求，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和质量建设，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思考和解决。
　　一、对职业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再认识，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出现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职业教育不仅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国民基本素养、提高产业和产品质量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更深刻地体现着教育面向人人、面向社会，改善民生、满足人的自由充分发展和主体性需要的人本主义精神。因此，应立足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审视职业教育发展，进一步树立“大职业教育”的观念，而不是将职业教育简单认作为单一目标服务，简单归口于某一行政管理部门。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但在认识层面，仍未突破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重普教、轻职教，重理论、轻实践，重学历、轻技能”的现象还较为严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仍是“剃头的挑子一头冷一头热”。社会视觉中，将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等同于体力和低层次劳动者，往往将接受普通教育学生视为脑力和高层次劳动者，职业教育仍是公众意识和社会评价体系中较受轻视的一个板块。因此，老百姓普遍不认可、不愿意送孩子上职校，除非是无法接受普通教育而情非得已。职业教育遭遇的尴尬境地和“不公正待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学生报考的积极性和社会参与的主动性。
　　基于此，就需要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战略布局、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进一步确立职业教育的国家战略地位和未来发展规划；就需要加强整合和统筹，加强有关行政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形成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就需要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和舆论引导，使“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由技入道，技道平等”等理念深入人心，大力弘扬“劳动可贵，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风尚和职业规范，使职业教育的参与者（教师、学生、社会力量）在骨子里感到“受尊重，有奔头”。
　　二、对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再认识，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作为一种开放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跨越了职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的界域，要规范并保障这种“跨界”教育，就必须同时遵循职业和教育的双重规律，在为职业教育制定的法律框架内，整合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双重需要。由此，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中，必须打破在企业里办培训或者在学校里办教育的思维，形成相互衔接、系统集成、“跨界”联动的管理体制机制。
　　现行职业教育管理的体制机制既有政策缺位、指导不力的情况，也有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的情况。一方面，人力资源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教育的管理职能上存在交叉之处，分别肩负着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用人的劳动制度与育人的教育制度分离，劳动市场的用人信息与职业教育的育人供给脱节，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学历证书分离。行业企业没有参与职业教育的科学有效途径，难以对职业教育人才予以客观评价和认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鉴于此，需要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职业教育与各类教育的衔接与统筹。尤其是需要加快探索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课程互融、学籍互联、学生互转、证书互通的新机制，打通职业教育发展和各类技能人才开发的“断头路”，建设职业教育发展的“立交桥”，构建外部开放、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使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就业有门，升学有路”。
　　三、对职业教育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再认识，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我国1996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一些地方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的措施不力、投入不足、发展不够；职业教育城乡差距很大，不少中、西部地区职业学校条件简陋，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部分职业学校办学机制僵硬，教学模式陈旧，校企合作办学开展不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制度尚未得到全面推行；一些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相对较弱，不能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等等。因此，有必要通过修订《职业教育法》，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
　　职业准入政策是实现合理就业的重要保证，也是制约就业者必须接受职业教育或培训，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措施。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劳动市场和人才市场正在逐步完善。但目前还很不健全，企业用人缺乏职业资格标准，尚未完全建立职业（就业）准入制度，劳动市场没有对就业者普遍提出必须具有职业资格的限制要求，出现劳动者接不接受职业教育或培训照样可以就业的非合理就业现状，一部分企业在用人方面“尽量用低”，影响了员工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应加大职业准入制度推行的力度，扩大“准入”的范围，使应该实施准入政策的行业、企业和职业岗位尽快建立劳动准入制度，以此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并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坚实政策保障。同时，还要深化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确定不同学历劳动者工资的低限标准，不断增强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意识。
　　四、对职业教育的责任主体和办学初衷进行再认识，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尽管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方面也有很大投入，但与职业教育发展实际需要相比仍明显不足，甚至在教育经费总比例中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以中职教育为例，从1997年到2009年，我国中职教育经费投入增长了3.13倍，但占教育经费总量的比例不增反降，从13.26%下降到7.24%，目前已不到7%。
　　职业教育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进行实训基地建设和技能训练，办学成本比普通教育要高。然而由于投入不足，生均经费远低于人才培养需要，各级职业学校将“高标准收费”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一些学校财力不足、欠债较多，办学条件落后，发展举步维艰。在“高标准收费”的背景下，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缺乏报考职业院校的物质条件，可能从此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职业教育的生源素质受到较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职业教育的“平民性”内涵，违背了职业教育在惠及城市和农村普通家庭、促进和保障教育公平等方面的初衷，也不利于有关产业的升级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因此，就需要制定增加职业教育投入的政策，保证职业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占据一定比例，确定经费投入体制，制定人均经费标准，完善学生资助体系，实施学费减免等政策。当然，职业教育不能期望完全依赖政府的投入，还必须激活自身的产业属性，积极吸引行业企业及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多教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