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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义勇队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活跃在祖国浙赣闽皖地区的一支英勇抗日队伍。1939年初，由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发起，在浙江金华誓师成立。队员从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1945年的四五百人。义勇队员的子女组团为台湾少年团，其团长也由李友邦将军兼任。
为了让人们了解和铭记当年台湾同胞热爱祖国、抗击日寇、收复台湾的英勇壮举，记者寻访了目前仍健在的3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
朱晓枫：“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岁月”
朱晓枫，原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现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离休干部。目前住在南京一家部队干休所，与老伴一起过着平静富足的晚年生活。朱晓枫母亲是中共地下党重要党员朱枫，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枫毅然投身抗日救亡洪流，辗转于武汉、桂林、上海等地。因为工作忙，1939年她将刚满10岁的朱晓枫托付给好友李友邦将军。李友邦把朱晓枫放在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让她和台湾的孩子们在一起上课学文化。
少年团按年龄分为大班、中班和小班，朱晓枫分到大班。
“我从小跟着妈妈到处走，适应能力特别强，属于性格比较独立的孩子。”朱晓枫说，“只要妈妈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呆着。我觉得在少年团的那些日子特别快乐。”
“从1939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少年团读书，经历了小学和初中阶段。”朱晓枫说，老师中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少年团”里也有秘密党组织，她就是在那时候入的党。“1945年，我不满15岁，语文老师潘超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朱晓枫说，虽然入党了，但组织里还有谁，她根本不知道。
在少年团，除了学习，还开展抗日宣传。她经常和好友黄莘一起去中班、小班，教比他们小的孩子们演唱抗日歌曲。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团员们常赴抗日前线巡回演出，慰问受伤将士，组织募捐。她们在抗日前线表演相声、快板、舞蹈、话剧、歌剧，鼓舞抗日将士的士气。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朱晓枫也随团去了台湾，在李友邦家住了半年后，又回到大陆，和母亲生活在一起。1946年，母亲朱枫为了工作，送女儿去苏北解放区读书，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朱晓枫与妈妈告别。“没想到这竟是永别。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妈妈。”
1949年后朱晓枫一直在南京军区卫生部门工作。1950年，组织通知，她妈妈已在台湾牺牲。刚满20岁的朱晓枫，听到消息后特别平静，她说：“妈妈一直在做地下党秘密工作，非常危险。我知道她牺牲前，还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她有一根手指头因受刑而残废了。”也是在这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为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在采访过程中，朱晓枫对70多年前往事的记忆已有些模糊，有的片段是她老伴帮助她回忆起来的。可当记者问她还能不能唱《台湾义勇队队歌》时，她内心深处的记忆似乎被唤醒：“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逐出祖国，要把它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整个摧毁”
黄莘：“这是妈妈留给我的毛衣”
黄莘，1928年出生，台湾云林人，上海电视台离休干部。
黄莘一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日本割据台湾后，施行“皇民化”加奴化的野蛮统治，强迫台湾同胞学日文、讲日语、取日本名字、入日本籍。黄莘的父亲不满日本殖民统治，带着5个子女来到祖国大陆。“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更加疯狂。作为医生的父亲，毅然参加了由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在父亲的影响下，黄莘和姐姐、弟弟三人一起参加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
黄莘与朱晓枫年龄相仿，二人又是好朋友，她在少年团的经历几乎和朱晓枫一样。黄莘也是在少年团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1945年日本投降，黄莘一家随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没想到，回台湾的义勇队遭台湾当局解散，黄莘被李友邦安排在家乡一所小学任教。1947年，黄莘再次离开台湾，回到祖国大陆工作。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身在无锡任教的黄莘，毅然参加解放军苏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解放后，黄莘转业到上海，一直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到离休。
从1947年到1982年，一转眼35年过去了。黄莘想家，身在台湾的母亲更想黄莘。1982年，母亲路过香港，联系黄莘未果。1987年，经过香港亲戚的联络，终于促使黄莘到香港与母亲和几个弟妹见面。母女见面，相拥痛哭。母亲告诉黄莘，全家十几口人，只有黄莘一人在外，父亲最为想念她，临终前还呼喊着女儿的名字。
1990年，两岸关系有所缓和。黄莘获准赴台省亲。这期间，卧病多时的母亲去世，省亲成了诀别。然而，由于台当局不批准，黄莘老伴一直不能入台。直至2002年，夫妻俩才一起去了台湾，可惜黄莘的父母都已不在，他们只得前往父母的墓地祭拜。为纪念她人生道路最初的引路人，黄莘在台湾拜访了李友邦将军的夫人严秀峰女士，并专程到李友邦将军墓地献花致敬。
记者赴上海采访黄莘时，88岁高龄的黄莘女士已病重住院。有关黄莘的情况，是其老伴、同样是抗战老兵的高宇先生提供的。
赶到医院，见黄莘非常虚弱，已无法接受采访。其子姚小未提议，拿出外婆送给妈妈的礼物—一件毛衣，看能否出现奇迹。原来，1990年母亲去世前，送给女儿一件她亲手编织的毛衣。黄莘非常珍惜这件毛衣，平常舍不得穿，想念母亲时，就拿出来看看。
奇迹出现了。毛衣到了黄莘手里，她眼中刹那间放出柔亮的光彩。她轻轻抚摸着毛衣，嘴里不停喃喃地重复：“这是妈妈留给我的” 黄中一：“我爱我的小伙伴们”
今年已94岁高龄的黄中一，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两个多钟头的采访，他思路敏捷、娓娓道来。谈起70多年前的往事，就好像在述说昨天的故事。
黄中一原名黄志义，1940年受中共地下党指派，应李友邦将军邀请，到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担任指导员。当年不过18岁的他，待小伙伴们亲如弟妹，关心照顾他们，被小伙伴们亲切地称为“黄大哥”。
在那段烽火岁月里，他组织孩子们学文化、说相声、排独幕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以台湾同胞的视角，让“打倒日寇，保我中华”等抗战口号在所到之处深入民心，也得到所到地方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后方也有危险。黄中一回忆说，那是1941年，他带领7名少年团员和电影队一起到浙江宁波地区慰问前线官兵。一天清晨，他接通知说镇海沦陷，要他们立即撤退。他们刚离开宁波市区，市区就传来了爆炸声。他们刚过新昌，新昌又被敌机投下大量燃烧弹。在腹背受敌的紧急关头，他们沉着应对，勇敢无畏，在黑夜中毅然冲过嵊县，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抗战胜利后，他把少年团的这批孩子送回台湾，得到了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长李友邦将军的高度评价。
黄中一老人记忆力非凡。他对少年团每个孩子了如指掌，他至今仍能说出每一位团员的姓名、年龄等基本情况。对于带孩子们学习、表演的抗战歌曲、相声和独幕剧，他更是如数家珍。特别对《台湾少年》、《表》等当年颇受欢迎的剧目，他都能够从编排的角度为我们详细介绍。对于带领少年团走过的金华、武夷山、龙岩、连城等地，他都能把时间、地点、何人、何事乃至每一个细节准确复述出来。
2009年，时年88岁的黄老受邀去了台湾，和台湾义勇队的许多老朋友相见，迈入耄耋之年的老队员们在一块叙旧，黄老笑着说，“他们还是叫我黄大哥，啊呀，开心得不得了。”
在迎接抗战胜利70周年暨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黄中一对记者说，台湾义勇队当年的抗日活动，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峡两岸同胞并肩战斗、抵抗外敌的历史见证。在新时期的今天，台湾同胞应发扬爱国爱乡的优秀传统，为两岸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为了让人们了解和铭记当年台湾同胞热爱祖国、抗击日寇、收复台湾的英勇壮举，记者寻访了目前仍健在的3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
朱晓枫：“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岁月”
朱晓枫，原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现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离休干部。目前住在南京一家部队干休所，与老伴一起过着平静富足的晚年生活。朱晓枫母亲是中共地下党重要党员朱枫，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枫毅然投身抗日救亡洪流，辗转于武汉、桂林、上海等地。因为工作忙，1939年她将刚满10岁的朱晓枫托付给好友李友邦将军。李友邦把朱晓枫放在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让她和台湾的孩子们在一起上课学文化。
少年团按年龄分为大班、中班和小班，朱晓枫分到大班。
“我从小跟着妈妈到处走，适应能力特别强，属于性格比较独立的孩子。”朱晓枫说，“只要妈妈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呆着。我觉得在少年团的那些日子特别快乐。”
“从1939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少年团读书，经历了小学和初中阶段。”朱晓枫说，老师中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少年团”里也有秘密党组织，她就是在那时候入的党。“1945年，我不满15岁，语文老师潘超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朱晓枫说，虽然入党了，但组织里还有谁，她根本不知道。
在少年团，除了学习，还开展抗日宣传。她经常和好友黄莘一起去中班、小班，教比他们小的孩子们演唱抗日歌曲。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团员们常赴抗日前线巡回演出，慰问受伤将士，组织募捐。她们在抗日前线表演相声、快板、舞蹈、话剧、歌剧，鼓舞抗日将士的士气。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朱晓枫也随团去了台湾，在李友邦家住了半年后，又回到大陆，和母亲生活在一起。1946年，母亲朱枫为了工作，送女儿去苏北解放区读书，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朱晓枫与妈妈告别。“没想到这竟是永别。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妈妈。”
1949年后朱晓枫一直在南京军区卫生部门工作。1950年，组织通知，她妈妈已在台湾牺牲。刚满20岁的朱晓枫，听到消息后特别平静，她说：“妈妈一直在做地下党秘密工作，非常危险。我知道她牺牲前，还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她有一根手指头因受刑而残废了。”也是在这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为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在采访过程中，朱晓枫对70多年前往事的记忆已有些模糊，有的片段是她老伴帮助她回忆起来的。可当记者问她还能不能唱《台湾义勇队队歌》时，她内心深处的记忆似乎被唤醒：“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逐出祖国，要把它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整个摧毁”
黄莘：“这是妈妈留给我的毛衣”
黄莘，1928年出生，台湾云林人，上海电视台离休干部。
黄莘一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日本割据台湾后，施行“皇民化”加奴化的野蛮统治，强迫台湾同胞学日文、讲日语、取日本名字、入日本籍。黄莘的父亲不满日本殖民统治，带着5个子女来到祖国大陆。“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更加疯狂。作为医生的父亲，毅然参加了由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在父亲的影响下，黄莘和姐姐、弟弟三人一起参加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
黄莘与朱晓枫年龄相仿，二人又是好朋友，她在少年团的经历几乎和朱晓枫一样。黄莘也是在少年团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1945年日本投降，黄莘一家随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没想到，回台湾的义勇队遭台湾当局解散，黄莘被李友邦安排在家乡一所小学任教。1947年，黄莘再次离开台湾，回到祖国大陆工作。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身在无锡任教的黄莘，毅然参加解放军苏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解放后，黄莘转业到上海，一直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到离休。
从1947年到1982年，一转眼35年过去了。黄莘想家，身在台湾的母亲更想黄莘。1982年，母亲路过香港，联系黄莘未果。1987年，经过香港亲戚的联络，终于促使黄莘到香港与母亲和几个弟妹见面。母女见面，相拥痛哭。母亲告诉黄莘，全家十几口人，只有黄莘一人在外，父亲最为想念她，临终前还呼喊着女儿的名字。
1990年，两岸关系有所缓和。黄莘获准赴台省亲。这期间，卧病多时的母亲去世，省亲成了诀别。然而，由于台当局不批准，黄莘老伴一直不能入台。直至2002年，夫妻俩才一起去了台湾，可惜黄莘的父母都已不在，他们只得前往父母的墓地祭拜。为纪念她人生道路最初的引路人，黄莘在台湾拜访了李友邦将军的夫人严秀峰女士，并专程到李友邦将军墓地献花致敬。
记者赴上海采访黄莘时，88岁高龄的黄莘女士已病重住院。有关黄莘的情况，是其老伴、同样是抗战老兵的高宇先生提供的。
赶到医院，见黄莘非常虚弱，已无法接受采访。其子姚小未提议，拿出外婆送给妈妈的礼物—一件毛衣，看能否出现奇迹。原来，1990年母亲去世前，送给女儿一件她亲手编织的毛衣。黄莘非常珍惜这件毛衣，平常舍不得穿，想念母亲时，就拿出来看看。
奇迹出现了。毛衣到了黄莘手里，她眼中刹那间放出柔亮的光彩。她轻轻抚摸着毛衣，嘴里不停喃喃地重复：“这是妈妈留给我的” 黄中一：“我爱我的小伙伴们”
今年已94岁高龄的黄中一，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两个多钟头的采访，他思路敏捷、娓娓道来。谈起70多年前的往事，就好像在述说昨天的故事。
黄中一原名黄志义，1940年受中共地下党指派，应李友邦将军邀请，到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担任指导员。当年不过18岁的他，待小伙伴们亲如弟妹，关心照顾他们，被小伙伴们亲切地称为“黄大哥”。
在那段烽火岁月里，他组织孩子们学文化、说相声、排独幕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以台湾同胞的视角，让“打倒日寇，保我中华”等抗战口号在所到之处深入民心，也得到所到地方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后方也有危险。黄中一回忆说，那是1941年，他带领7名少年团员和电影队一起到浙江宁波地区慰问前线官兵。一天清晨，他接通知说镇海沦陷，要他们立即撤退。他们刚离开宁波市区，市区就传来了爆炸声。他们刚过新昌，新昌又被敌机投下大量燃烧弹。在腹背受敌的紧急关头，他们沉着应对，勇敢无畏，在黑夜中毅然冲过嵊县，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抗战胜利后，他把少年团的这批孩子送回台湾，得到了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长李友邦将军的高度评价。
黄中一老人记忆力非凡。他对少年团每个孩子了如指掌，他至今仍能说出每一位团员的姓名、年龄等基本情况。对于带孩子们学习、表演的抗战歌曲、相声和独幕剧，他更是如数家珍。特别对《台湾少年》、《表》等当年颇受欢迎的剧目，他都能够从编排的角度为我们详细介绍。对于带领少年团走过的金华、武夷山、龙岩、连城等地，他都能把时间、地点、何人、何事乃至每一个细节准确复述出来。
2009年，时年88岁的黄老受邀去了台湾，和台湾义勇队的许多老朋友相见，迈入耄耋之年的老队员们在一块叙旧，黄老笑着说，“他们还是叫我黄大哥，啊呀，开心得不得了。”
在迎接抗战胜利70周年暨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黄中一对记者说，台湾义勇队当年的抗日活动，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峡两岸同胞并肩战斗、抵抗外敌的历史见证。在新时期的今天，台湾同胞应发扬爱国爱乡的优秀传统，为两岸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