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个时代，大家都读不下长的、严肃的文本了。

　　王小波留下了无数著作，谈论有趣与理性，然而互联网上如今最流行的，是他那封著名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
　　村上春树写了无数小说，从《且听风吟》的空寂到《舞舞舞》的资本主义消费到反战的《奇鸟行状录》。而互联网上如今最流行的，是《挪威的森林》里他对绿子那段情话，“爱你像春天的熊”之类。
　　马尔克斯写了浩繁无边、种类各异的小说，然而互联网上一般只认“很多年后”这个开头，以及“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标签。
　　同理，林徽因的《人间四月天》，比她所有的建筑成就有名。
　　简而言之，大众一边抱怨“哎呀呀现在都是徒有虚名的人谁都不肯认真创作”，一边有本事将任何一位文化创造者，简化成微博/微信心灵鸡汤素材。是的，据说，现在大家每天都在汲取些碎片化信息，但是，如果细想一下，也许，世上就没有过“大家都阅读严肃长文本”的时代。
　　本雅明有过一个统计：1820年代，巴黎有阅读（书籍或报纸）习惯的，只有7万人。剩下的都不读书，一半是因为文盲，一半是因为没这习惯。当时最畅销的书，是欧仁·苏《巴黎的秘密》，是本带有八卦色彩的小说;大仲马就是被这书启示，才打算写《基督山伯爵》的。他的编辑劝他写一个以巴黎上流社会为背景的复仇故事，“因为市民都想窥探上流生活的隐私”。而且，《基督山伯爵》这些不朽著作，是连载出版的。可以想见，当日巴黎市民也一边读大仲马，一边咬牙切齿：“还不快更新？等死我了！”
　　中国呢？市民读物大兴盛，众所周知，是明代的小说。明朝开国到正德年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首，当时一度被合为《英雄谱》，是歌颂英雄传奇。正德到嘉靖年间，第二代。民间刊刻发达，神魔小说发展，于是《西游记》出来。其他演义类继续，比如《宋书志传》《大宋中兴演义》。第三阶段，隆庆万历年代，《金瓶梅》出现。从描述英雄神魔，到凡人故事，《三言二拍》也是这时候出现了。一句话：明朝小说流行的历史，是先历史剧，再仙侠剧，最后，大家都看上婆媳剧家庭伦理剧了。
　　而且，即便到明朝，读书人也只占总人口的极少部分，老百姓更多了解书本内容，是靠听话本、听评书。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都存在大量文盲。夸张点说，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城市居民识文断字的水平，和今日北京上海会英语的比率相近。说书与唱曲，是普通市民的重要娱乐。文学主要靠口头传颂，而不靠书籍。说书的先生，自己都未必识字，只是口口相传。解放后，中国曲艺人学认字，能读三列国（《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的人，都算是秀才了。
　　所以，历来的老百姓，都爱读家长里短的短文本，爱读碎片化的八卦。反过来，中国人民只在某些特殊年份，比如20世纪80年代，比如清末民初，才有阅读大部头新知识的全民狂热——因为被封闭太久了。但那势必不能持久，因为日子没法永远宏伟，还是得在意柴米油盐。
　　另一种常见的误解是：文本的价值，需要跟长度与题材挂钩。但我们有足够多的反例。《论语》的大多数句子，都是一条微博的长度。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记一夜间看月事，还不过一百字。汪曾祺先生只写短故事，写小县城里的故事，没什么烟火气，干净但不枯寂，热闹温和，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对日常贩夫走卒的事情，有兴趣。这一点，他和沈从文先生是一脉相承的。
　　没有人敢说鲁迅先生的题材不够严肃，但他的世界，其实也很家常：鲁镇、乡村、吃鱼要放葱叶、看戏的夜晚去吃蚕豆。张爱玲的文学价值，也从来不因她小说的篇幅之短、世界之小（大多局限在上海）而失色。
　　所以，短一点，家常一点，碎一点，也许并没那么糟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