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是指用一定理由来说明自己对某一事物或问题的见解,揭露对方的矛盾,以取得胜利的一种论战过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辩论,若面对别人的故意“刁难”时,如何急中生智,进行巧辩呢?下面给同学们讲讲几名作家“巧辩”的故事,但愿能让你有所收获。
　　刘绍棠:归谬反驳
　　著名作家刘绍棠到国外访问,一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刘先生,听说贵国进行改革开放,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样一来,你们的国家不就变成资本主义了吗?”刘绍棠反戈一击:“照此说来,你们喝了牛奶,就会变成奶牛了?”
　　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一个谬论,刘绍棠根据这一谬论,设置了一个与之相似的谬论——喝牛奶就会变成奶牛。这就构成了一种与对方谬论相同而又荒唐的关系,产生了强大的反驳威力,一举就驳倒了对方。
　　蒋子龙:将计就计
　　1982年秋,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蒋子龙满脸笑容地说:“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金斯伯格不由赞赏:“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
　　艾伦·金斯伯格的怪谜是个“无解的方程”,纵你绞尽脑汁也是徒劳。面对这个“不怀好意”的计谋,蒋子龙采取了将计就计的谈话策略——“你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这句话除了具有“我用你放进去的方法拿出来”的字面意思外,实际上还隐含着另一个信息——“如果你根本就放不进去,我也就无须拿出来。”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被蒋子龙成功地抛了回去。
　　谌容:有意偷换
　　上世纪80年代,作家谌容以《人到中年》而驰名文坛。1986年,她应邀访美。在一所大学进行演讲时,一个美国人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听说您至今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么,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私人感情如何?”谌容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您的情报非常准确,我确实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我的丈夫是个老共产党员,而我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尚未有离婚的迹象。可见,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有多么深!”
　　这个提问者似乎居心叵测,要一个非共产党员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谈她对共产党的私人感情,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聪明的谌容有意将“中国共产党”与“我的丈夫”这两个概念偷换,结果既深刻地说明了问题,又轻松地摆脱了窘境。
　　王蒙:空话回避
　　1986年6月,王蒙出任文化部部长。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他:“ 50年代的王蒙和80年代的王蒙,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王蒙答道:“50年代我叫王蒙,80年代我还叫王蒙,这是相同之处;不同的是,50年代我20多岁,而80年代我50多岁。”
　　美国记者的问话是别有用心的,50年代的王蒙是右派,80年代的王蒙是部长,谈这样的个人遭遇、政治命运,往往容易授人以柄,王蒙心里头明白,才不会钻这个“圈套”,所以,他在名字、年龄方面做文章,说了一番空话,貌似绝对正确,也很“切题”,实际上话里没有与发问者所想要得到的相关确切有用的信息,答了也等于没答。
　　梁晓声:以问制问
　　有一次,英国一家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梁晓声,并要求梁晓声毫不迟疑地回答他的问题。梁晓声点头认可。谁知,记者的问题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也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你看来究竟是好还是坏?”梁晓声一怔,很快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但他灵机一动,立即反问:“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闻名的作家,那么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还是坏?”
　　英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之所以刁钻,是因为梁晓声尚未开口就已经十分被动,无论说“好”还是说“坏”,结果都会陷入前后受夹、左右为难的境地。但进退维谷之际,梁晓声却迅速提出了一个同样“刁”的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巧借对方的手甩对方的耳光。如此机敏,令人叹服!
　　沙叶新:妙引成语
　　有一次,沙叶新应邀出访美国,在与美国社会各界人士的接触中,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与交流。其间,有人向沙叶新突发奇问:“您认为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沙叶新从容答道:“美国虽然科技发达但有自身的弊端,中国虽然科技落后于美国但有自身的好处;美国、中国都有自身的缺陷,这叫‘美中不足’……”一段话下来,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和谐。
　　这也是一个“二难”的问题。沙叶新接过话茬就是不偏不倚地各打三十大板,对中美两国均一分为二,既肯定“好”一面,也指出不足的一面,可谓合情合理,公正客观。“美中不足”这一成语的引用,实在精妙。它既是语意还原——美国和中国都好,但各有不足之处;又语义双关——世上从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事、物,包括国家也是一样。这个回答,风趣灵活,且辩证分析,沙叶新不愧为“腹有诗书口自畅”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