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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闻名遐迩的“欧洲花园”，美丽的郁金香花田将它点缀成“世界上最美丽的春天”，这里还有童话仙境里永恒的风车、木屐鞋。
但是这些美丽、浪漫的元素总使人忘记荷兰还是西方十大经济体之一，它拥有欧洲第一大港口鹿特丹，雄厚的经济和高科技基础，以及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与畜牧业。
同时，荷兰拥有强大的知识基础。该国14所大学中有12所位于世界前100名，数量居全球第3位。其科研成果引用率为1.44，位居世界第3位，人均发表学术成果居全球第2。
但让记者印象颇深的不仅是这些遥不可及的概念。
虽然已是周五下午4点钟，荷兰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Jan Reint Smit以及助理科技参赞简敬民仍欣然接受记者采访，并亲自到门口迎接。
使馆内可以媲美Apple店的纯白，黑色大理石桌子的会议室中只有整齐的几张椅子和墙上的两幅现代艺术。
Smit本人也相当简洁、专注。他没有汽车，在中国工作的3年中，他每天都是骑20分钟的车上班。他最大的爱好是爬长城，每年至少要爬5次长城，尤其喜欢慕田峪的自然风光。最喜欢的是四川菜和云南菜……
荷兰的科学与技术
《科学新闻》：在荷兰，科技与教育占据什么地位？科技投入更倾向于基础研究还是应用型研究？
Smit：荷兰不仅有着强大的知识和科学基础，商业基础也非常强劲。荷兰的科技投入与中国类似，R&D方面的投入占GDP的1.82%。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提高这个比例。
我们在应用型研究的投入更多。各公司都在投资短期见效的应用型研究，绝大多数公司想的只有明天。要不就迅速见效，要不就会破产。
中国的研究投入也更倾向于应用型研究，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这也更符合中国政府的策略，应用型研究能更快地产出真正的解决方案，真正的产品。在基础研究上，有时候你需要很多年才能有所突破，而且巨额的投资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
《科学新闻》：荷兰的社会氛围非常开放、包容。学术环境是否也是如此？
Smit：荷兰大学的研究人员非常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研究题目、自由做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他们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没有任何研究的限制。当然你做的研究必须引起别人的兴趣，否则很难吸引资金支持。但是政府不会进行任何干预，完全不参与研究题目的甄选。
无论是产业界、学术界还是政府，各方职责都非常分明，同时他们也会强势合作。政府主要负责预算、资金以及整个研究体系，创造各高校、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的合作氛围，设立基本的研究要求。应用型研究都是由产业界决定的，政府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科学新闻》：明年欧盟将推出新一轮的“地平线2020”计划，为经济危机下的各欧盟成员国带来700多亿欧元的科研预算。您将如何争取这笔资金？
Smit：经济危机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荷兰政府拨款的项目逐渐减少，整个学术预算也有所减少。因而，整个研究体系在过去几年进行了全面重组。原则上政府津贴会减少，研究人员将更多关注欧洲融资的可能性。但面对危机，我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仍然在欧洲的网络中非常活跃。同时，他们也紧抓国际合作。
明年推出的“地平线2020”将为整个欧洲带来大笔研究预算，所以竞争必将非常激烈。现在荷兰学术和产业界都在摩拳擦掌，准备申请这笔资金。同时，该项目面向欧洲以外的科学家开放，我也建议中国的科学家也可以去申请。
中荷科技合作蒸蒸日上
《科学新闻》：您在中国工作了3年。在您眼中，中荷两国科技合作最大的优势在哪里？您认为哪个科技领域的合作最为成功？
Smit：中荷两国的合作近年来蒸蒸日上。荷兰政府正在积极地促进两国高端人才的合作，两国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合作逐渐增多。目前，在荷兰学习的中国学生总数达到5000人，中国研究人员达1000人左右。
《科学新闻》：您认为两国在哪个科技领域的合作最为成功？
Smit：我们与中国有很多育种、农业方面的合作。以农业研究著名的荷兰瓦格宁根大学已与中国进行了多年的积极合作，研究如马铃薯、番茄、白菜以及提升植物抗病能力等方面的问题，生产出产量更高、疾病抵抗力更强的新品种。
但是农业、食品和育种只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领域。我们在高科技系统和材料方面还有着非常成功的合作案例，比方说微电子技术和纳米电子技术，LED技术、SSL固态照明。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和屯特理工大学都在中国积极地进行合作。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在中国建立了各大研究中心，与著名的中科院半导体所、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一起进行LED和SSL技术的科研教育工作。同时，今年初，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设立了办事处，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科学新闻》：您认为，中荷两国的科学交往中存在什么样的挑战？
Smit：我认为中荷两国都应该加大知识交流和研究资源交流的投入。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在两国建立更多联合研究中心。
当然，资金投入只是一个问题，还要创新思维模式。我们正在尝试各种新的合作方式，比方说建立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农业、食品质量、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及大型个性化医疗中心。就我所知，中国在荷兰的联合研究中心还不多，有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的个性化医疗中心、欧洲唯一一个中医药学研究基地以及华大基因研究院BGI最近在荷建立的基因组学研究所。
中荷科技互利共赢
在Smit和简敬民眼中，中荷两国的科技交往不仅促进了两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更加快了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科学新闻》：在您二位看来，中荷两国的科学发展如何服务于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Smit：荷兰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所以很多方面的合作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欢迎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在荷兰进行研究合作，尤其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比方说医疗以及老龄化。
现代科学和技术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像建立生态城市、低碳生活、可持续发展并解决可再生能源。
简敬民：在老龄化方面，我们尽可能地改善老年人的健康，鼓励他们延长工作年限。现在荷兰的退休年龄是65岁，马上就会变成67岁。同时，我们也在研究针对老年人的保健系统。
中国的养老院都想要建在风景秀丽的野外，但老年人更希望留在城市里，靠近医疗服务和自己的社区。这都是社会问题。我们已开始采用eHealth，进行更个性化的远程医疗护理系统，设计针对老年人的医院。我们非常希望两国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合作。
《科学新闻》：中国的科学发展如何促进荷兰乃至整个欧洲的科学发展？荷兰应该如何吸引中国的注意力？
Smit：总体来说，我们非常认可中国的科学成就。中国的研究投资非常大，这是好势头，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增加两国的合作。我们正在与欧盟代表团组织各大城市和高校的“地平线2020中国行”。
同时，我们应进行更多的荷兰推广。大家一提到荷兰就想到风车、鲜花，我们很高兴，因为很多人知道我们的国家。但我想说的是，荷兰不只是鲜花和风车，它也是高科技国家，我们的知识基础非常强大。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度并不是很高。现在，荷兰研究委员会和皇家科学院都在中国积极推进联合科学研究。
《科学新闻》：面对未来发展，您认为两国在科技合作上存在哪些潜力？
Smit：荷兰具有广泛、浓厚的知识基础，因此两国的合作存在很多潜力，比方说纳米电子或微电子学、集成电路技术、环境等等。但我认为最具潜力的是医学技术。
我们的医疗学术中心都隶属于欧洲最先进的医疗中心。这些医疗中心致力于传染性疾病、癌症、心血管方面的研究，同时研究如何建立医院以及整个医疗系统的改革。中国人口众多，我们也知道中国很关注这个领域，因此我认为未来在这方面的合作潜力非常巨大。同时，我们也在努力帮助中国建立智慧城市、低碳生活，希望能够促进双方的互利共赢。
但是这些美丽、浪漫的元素总使人忘记荷兰还是西方十大经济体之一，它拥有欧洲第一大港口鹿特丹，雄厚的经济和高科技基础，以及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与畜牧业。
同时，荷兰拥有强大的知识基础。该国14所大学中有12所位于世界前100名，数量居全球第3位。其科研成果引用率为1.44，位居世界第3位，人均发表学术成果居全球第2。
但让记者印象颇深的不仅是这些遥不可及的概念。
虽然已是周五下午4点钟，荷兰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Jan Reint Smit以及助理科技参赞简敬民仍欣然接受记者采访，并亲自到门口迎接。
使馆内可以媲美Apple店的纯白，黑色大理石桌子的会议室中只有整齐的几张椅子和墙上的两幅现代艺术。
Smit本人也相当简洁、专注。他没有汽车，在中国工作的3年中，他每天都是骑20分钟的车上班。他最大的爱好是爬长城，每年至少要爬5次长城，尤其喜欢慕田峪的自然风光。最喜欢的是四川菜和云南菜……
荷兰的科学与技术
《科学新闻》：在荷兰，科技与教育占据什么地位？科技投入更倾向于基础研究还是应用型研究？
Smit：荷兰不仅有着强大的知识和科学基础，商业基础也非常强劲。荷兰的科技投入与中国类似，R&D方面的投入占GDP的1.82%。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提高这个比例。
我们在应用型研究的投入更多。各公司都在投资短期见效的应用型研究，绝大多数公司想的只有明天。要不就迅速见效，要不就会破产。
中国的研究投入也更倾向于应用型研究，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这也更符合中国政府的策略，应用型研究能更快地产出真正的解决方案，真正的产品。在基础研究上，有时候你需要很多年才能有所突破，而且巨额的投资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
《科学新闻》：荷兰的社会氛围非常开放、包容。学术环境是否也是如此？
Smit：荷兰大学的研究人员非常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研究题目、自由做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他们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没有任何研究的限制。当然你做的研究必须引起别人的兴趣，否则很难吸引资金支持。但是政府不会进行任何干预，完全不参与研究题目的甄选。
无论是产业界、学术界还是政府，各方职责都非常分明，同时他们也会强势合作。政府主要负责预算、资金以及整个研究体系，创造各高校、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的合作氛围，设立基本的研究要求。应用型研究都是由产业界决定的，政府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科学新闻》：明年欧盟将推出新一轮的“地平线2020”计划，为经济危机下的各欧盟成员国带来700多亿欧元的科研预算。您将如何争取这笔资金？
Smit：经济危机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荷兰政府拨款的项目逐渐减少，整个学术预算也有所减少。因而，整个研究体系在过去几年进行了全面重组。原则上政府津贴会减少，研究人员将更多关注欧洲融资的可能性。但面对危机，我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仍然在欧洲的网络中非常活跃。同时，他们也紧抓国际合作。
明年推出的“地平线2020”将为整个欧洲带来大笔研究预算，所以竞争必将非常激烈。现在荷兰学术和产业界都在摩拳擦掌，准备申请这笔资金。同时，该项目面向欧洲以外的科学家开放，我也建议中国的科学家也可以去申请。
中荷科技合作蒸蒸日上
《科学新闻》：您在中国工作了3年。在您眼中，中荷两国科技合作最大的优势在哪里？您认为哪个科技领域的合作最为成功？
Smit：中荷两国的合作近年来蒸蒸日上。荷兰政府正在积极地促进两国高端人才的合作，两国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合作逐渐增多。目前，在荷兰学习的中国学生总数达到5000人，中国研究人员达1000人左右。
《科学新闻》：您认为两国在哪个科技领域的合作最为成功？
Smit：我们与中国有很多育种、农业方面的合作。以农业研究著名的荷兰瓦格宁根大学已与中国进行了多年的积极合作，研究如马铃薯、番茄、白菜以及提升植物抗病能力等方面的问题，生产出产量更高、疾病抵抗力更强的新品种。
但是农业、食品和育种只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领域。我们在高科技系统和材料方面还有着非常成功的合作案例，比方说微电子技术和纳米电子技术，LED技术、SSL固态照明。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和屯特理工大学都在中国积极地进行合作。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在中国建立了各大研究中心，与著名的中科院半导体所、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一起进行LED和SSL技术的科研教育工作。同时，今年初，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设立了办事处，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科学新闻》：您认为，中荷两国的科学交往中存在什么样的挑战？
Smit：我认为中荷两国都应该加大知识交流和研究资源交流的投入。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在两国建立更多联合研究中心。
当然，资金投入只是一个问题，还要创新思维模式。我们正在尝试各种新的合作方式，比方说建立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农业、食品质量、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及大型个性化医疗中心。就我所知，中国在荷兰的联合研究中心还不多，有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的个性化医疗中心、欧洲唯一一个中医药学研究基地以及华大基因研究院BGI最近在荷建立的基因组学研究所。
中荷科技互利共赢
在Smit和简敬民眼中，中荷两国的科技交往不仅促进了两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更加快了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科学新闻》：在您二位看来，中荷两国的科学发展如何服务于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Smit：荷兰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所以很多方面的合作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欢迎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在荷兰进行研究合作，尤其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比方说医疗以及老龄化。
现代科学和技术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像建立生态城市、低碳生活、可持续发展并解决可再生能源。
简敬民：在老龄化方面，我们尽可能地改善老年人的健康，鼓励他们延长工作年限。现在荷兰的退休年龄是65岁，马上就会变成67岁。同时，我们也在研究针对老年人的保健系统。
中国的养老院都想要建在风景秀丽的野外，但老年人更希望留在城市里，靠近医疗服务和自己的社区。这都是社会问题。我们已开始采用eHealth，进行更个性化的远程医疗护理系统，设计针对老年人的医院。我们非常希望两国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合作。
《科学新闻》：中国的科学发展如何促进荷兰乃至整个欧洲的科学发展？荷兰应该如何吸引中国的注意力？
Smit：总体来说，我们非常认可中国的科学成就。中国的研究投资非常大，这是好势头，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增加两国的合作。我们正在与欧盟代表团组织各大城市和高校的“地平线2020中国行”。
同时，我们应进行更多的荷兰推广。大家一提到荷兰就想到风车、鲜花，我们很高兴，因为很多人知道我们的国家。但我想说的是，荷兰不只是鲜花和风车，它也是高科技国家，我们的知识基础非常强大。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度并不是很高。现在，荷兰研究委员会和皇家科学院都在中国积极推进联合科学研究。
《科学新闻》：面对未来发展，您认为两国在科技合作上存在哪些潜力？
Smit：荷兰具有广泛、浓厚的知识基础，因此两国的合作存在很多潜力，比方说纳米电子或微电子学、集成电路技术、环境等等。但我认为最具潜力的是医学技术。
我们的医疗学术中心都隶属于欧洲最先进的医疗中心。这些医疗中心致力于传染性疾病、癌症、心血管方面的研究，同时研究如何建立医院以及整个医疗系统的改革。中国人口众多，我们也知道中国很关注这个领域，因此我认为未来在这方面的合作潜力非常巨大。同时，我们也在努力帮助中国建立智慧城市、低碳生活，希望能够促进双方的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