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业社会“无限度的扩张”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必然推动世界风险社会向后世界风险社会挺进,新冠疫病以“风暴眼”方式横扫世界,将人类强行推进后世界风险社会.抵御风险的政治动员将超越地缘国家而走向世界主义,因为后世界风险既源于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更来源于环境、自然、物种和人类自身的局限及其历史,形成时间生成空间、空间敞开时间的互为推动特质,导致不可控的自为状态和“政府失灵”.要走出以后环境风险、后技术风险、后疫病风险、后政治-经济风险为表征的后世界风险社会,必须检讨现代化之启搏器的实利主义全球化,才可化解后世界风险社会的焦虑和恐慌,引导后风险时代生态理性地面对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而走向新的世界联合,重建共生存在文明.其基本努力是重建“人的世界性存在”、“自然为人立法”和“有限生存”的存在认知,以“自然、社会、人”共生存在为指南,以同情理解为动力,探求共生共治行动准则,重建共生共治的行动框架和行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