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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合理的税制设计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则个人纳税更容易成为一场“猫鼠游戏”
刘涛是北京一家餐饮企业的老板。尽管整个企业都属于他，去年的盈利额也超过了12万，但他并没有打算去进行个税申报。“我根本没有给自己做工资，也就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没有“个人收入”，并不影响刘涛的个人生活。他的日常消费都是从公司的备用金中直接提取，“只要最后能够拿来足额的票据做好账，我日常的消费也就转化成了企业的成本”。
“税务部门要想完全掌握一个人的收入情况，必须形成一套全面的监管体系和联网机制，但實际上他们没有。所以除非我被税务局盯了，他们专门去银行、证券等部门调取我的信息，否则根本无法掌握我实际的个人所得”，刘涛说。
现实的纳税环境，使得很多人仅仅是把税务部门能够准确掌握的工资部分的信息进行了一次形式上的填报，并且还有一些收入多元化的高收入者逃脱了个税申报的义务。这显然并非税务部门的初衷。
个税申报中的漏洞，不仅给纳税人带来麻烦，也可能使逃税者心存侥幸。如此种种，都难以使申报成为一次轻松的守法之旅，而更易成为一场“猫鼠游戏”。
迄今的进度是，可能有逾半的应申报者仍在观望之中。有专家预测说，如果公众普遍存在抵触情绪，税收成本就会不断增加，那么，这项制度实施预期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税制能否更人性化
在中国人开始走入“个税时代”的同时，近些年来，德国、美国和法国都掀起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潮流，纷纷降低税率，原因是，个人所得税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高收入者的逃税、避税等使个人所得税很难实现调节作用。
而与此经验相悖的是，中国的边际税率高得“离谱”，薪金这一块，税率档次从5%到45%分了9档，最高边际税率高达45%，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副主任岳树民表示，我们国家适用45%税率的人其实很少，这一税率档次意义不大。工资薪金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率级距过多，大部分边际税率不适用。
岳树民表示，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不能只依靠个人所得税，还有消费税、财产税等多个税种的配合。高税率能调节收入差距，同时也可能打击高收入人群的积极性，如果税收征收力度太大，把他的收入拿走了一大部分，就不会有人愿意去投资，愿意去劳动，而经济发展还是依赖于有人去投资的。
另外，个税扣除标准 “一刀切”也广受诟病。“一刀切”便于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但制度本身“僵化”和“死板”，纳税人普遍有抵触情绪。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按照家庭实际支付能力征税，而不是按总收入征税，很多家庭的必要支出都可以在税前扣除。
史小军对“僵化”的解释，又回到了信息获得渠道的问题上：我们目前只能考虑人的自然属性，无法考虑人的社会属性，因为其前提是，需要我们能够通过各个途径，去掌控纳税人的各项信息。
对此，岳树民则表示，如果家庭中赡养老人，其家庭人口状况是可以从民政或者公安部门调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到呢？他说，有的时候就是其他相关部门并没有很好地配合。
京都律师事务所税务部的严成谈到，很多时候银行的利息或者股票的收益等等，是一个家庭的共同收益，“但按照现行的制度，只能是谁的名字算谁的。”而这与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类税制有关。
中国政法大学民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施正文指出，如果实行分类税制，就有不同的税率，纳税人就可以通过分解他的所得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的能力还不是很强，所以仍然沿袭了这种较为简单的征收方法。不过“十六大”已经明确提出，要由分税制向综合与单项相结合的税制转变，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目前的申报也正是为税制改革积累经验。
北京地税局个人所得税管理处副处长史小军指出，实行综合税制的前提是有完善的纳税环境。之所以还难以实行，正是因为目前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有限，综合的纳税环境尚未形成，比如金融流通领域存在大量现金流动，个人财产的登记制度也没有形成，从而给个税征缴带来很大困难；客观上，纳税人众多，收入结构复杂，给个税征缴带来很大困难。
惩戒与激励
一位由海外回归的创业者对记者说，我现在愿意回国投资，因为我发现这里是商人的天堂，是世界上做富人成本最低的国家，没有人会问，你缴税了吗？
对此，中央财大税务研究所副所长刘桓解释说，中国对逃税者的惩罚是有相应法律规定的，但执行却较为困难，因为很多情况下可能根本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否逃税。
但刘桓同时认为，公民纳税是一个基本素质，严格申报也是公民素质的培养过程。
而这背后应该有制度支撑，以让合法纳税的公民不仅获得社会的尊重，也能从纳税中获得好处。岳树民对记者说，纳税和不纳税所能获得的好处应该严格区别开来。
他表示，是否依法纳税应该是诚信的标志。譬如，求职者要找工作，需要工作经验，但目前原工作单位开出的单位证明却未必准确。而最准确的凭据是纳税证明，如果连纳税证明都没有，只能说明此人要么偷税了，要么没有工作过。同样，目前办理银行按揭所需的收入证明也是由单位出具，可信度较低，而纳税申报能够证明其真实的收入状况和还款能力。
税务专家们的设计，是把纳税作为一个诚信指标就来鼓励人们依法纳税，使纳税证明成为社会的通行证。目前，纳税记录并没有与诚信记录和社会评价联系在一起，逃税人很容易逃脱法律处罚，也得不到社会的惩戒；相反，诚信纳税人也难以得到社会荣誉和好处。
施正文表示，美国人只有一个社会保障号，从而把个人纳税和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联系到一起，只有你依法纳税，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以及贷款方面的便利。
施正文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让人们甘心纳税？他说，纳税人交了税，就有权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不能交完税之后却对怎么花这些税款毫无发言权。
刘涛是北京一家餐饮企业的老板。尽管整个企业都属于他，去年的盈利额也超过了12万，但他并没有打算去进行个税申报。“我根本没有给自己做工资，也就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没有“个人收入”，并不影响刘涛的个人生活。他的日常消费都是从公司的备用金中直接提取，“只要最后能够拿来足额的票据做好账，我日常的消费也就转化成了企业的成本”。
“税务部门要想完全掌握一个人的收入情况，必须形成一套全面的监管体系和联网机制，但實际上他们没有。所以除非我被税务局盯了，他们专门去银行、证券等部门调取我的信息，否则根本无法掌握我实际的个人所得”，刘涛说。
现实的纳税环境，使得很多人仅仅是把税务部门能够准确掌握的工资部分的信息进行了一次形式上的填报，并且还有一些收入多元化的高收入者逃脱了个税申报的义务。这显然并非税务部门的初衷。
个税申报中的漏洞，不仅给纳税人带来麻烦，也可能使逃税者心存侥幸。如此种种，都难以使申报成为一次轻松的守法之旅，而更易成为一场“猫鼠游戏”。
迄今的进度是，可能有逾半的应申报者仍在观望之中。有专家预测说，如果公众普遍存在抵触情绪，税收成本就会不断增加，那么，这项制度实施预期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税制能否更人性化
在中国人开始走入“个税时代”的同时，近些年来，德国、美国和法国都掀起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潮流，纷纷降低税率，原因是，个人所得税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高收入者的逃税、避税等使个人所得税很难实现调节作用。
而与此经验相悖的是，中国的边际税率高得“离谱”，薪金这一块，税率档次从5%到45%分了9档，最高边际税率高达45%，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副主任岳树民表示，我们国家适用45%税率的人其实很少，这一税率档次意义不大。工资薪金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率级距过多，大部分边际税率不适用。
岳树民表示，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不能只依靠个人所得税，还有消费税、财产税等多个税种的配合。高税率能调节收入差距，同时也可能打击高收入人群的积极性，如果税收征收力度太大，把他的收入拿走了一大部分，就不会有人愿意去投资，愿意去劳动，而经济发展还是依赖于有人去投资的。
另外，个税扣除标准 “一刀切”也广受诟病。“一刀切”便于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但制度本身“僵化”和“死板”，纳税人普遍有抵触情绪。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按照家庭实际支付能力征税，而不是按总收入征税，很多家庭的必要支出都可以在税前扣除。
史小军对“僵化”的解释，又回到了信息获得渠道的问题上：我们目前只能考虑人的自然属性，无法考虑人的社会属性，因为其前提是，需要我们能够通过各个途径，去掌控纳税人的各项信息。
对此，岳树民则表示，如果家庭中赡养老人，其家庭人口状况是可以从民政或者公安部门调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到呢？他说，有的时候就是其他相关部门并没有很好地配合。
京都律师事务所税务部的严成谈到，很多时候银行的利息或者股票的收益等等，是一个家庭的共同收益，“但按照现行的制度，只能是谁的名字算谁的。”而这与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类税制有关。
中国政法大学民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施正文指出，如果实行分类税制，就有不同的税率，纳税人就可以通过分解他的所得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的能力还不是很强，所以仍然沿袭了这种较为简单的征收方法。不过“十六大”已经明确提出，要由分税制向综合与单项相结合的税制转变，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目前的申报也正是为税制改革积累经验。
北京地税局个人所得税管理处副处长史小军指出，实行综合税制的前提是有完善的纳税环境。之所以还难以实行，正是因为目前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有限，综合的纳税环境尚未形成，比如金融流通领域存在大量现金流动，个人财产的登记制度也没有形成，从而给个税征缴带来很大困难；客观上，纳税人众多，收入结构复杂，给个税征缴带来很大困难。
惩戒与激励
一位由海外回归的创业者对记者说，我现在愿意回国投资，因为我发现这里是商人的天堂，是世界上做富人成本最低的国家，没有人会问，你缴税了吗？
对此，中央财大税务研究所副所长刘桓解释说，中国对逃税者的惩罚是有相应法律规定的，但执行却较为困难，因为很多情况下可能根本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否逃税。
但刘桓同时认为，公民纳税是一个基本素质，严格申报也是公民素质的培养过程。
而这背后应该有制度支撑，以让合法纳税的公民不仅获得社会的尊重，也能从纳税中获得好处。岳树民对记者说，纳税和不纳税所能获得的好处应该严格区别开来。
他表示，是否依法纳税应该是诚信的标志。譬如，求职者要找工作，需要工作经验，但目前原工作单位开出的单位证明却未必准确。而最准确的凭据是纳税证明，如果连纳税证明都没有，只能说明此人要么偷税了，要么没有工作过。同样，目前办理银行按揭所需的收入证明也是由单位出具，可信度较低，而纳税申报能够证明其真实的收入状况和还款能力。
税务专家们的设计，是把纳税作为一个诚信指标就来鼓励人们依法纳税，使纳税证明成为社会的通行证。目前，纳税记录并没有与诚信记录和社会评价联系在一起，逃税人很容易逃脱法律处罚，也得不到社会的惩戒；相反，诚信纳税人也难以得到社会荣誉和好处。
施正文表示，美国人只有一个社会保障号，从而把个人纳税和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联系到一起，只有你依法纳税，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以及贷款方面的便利。
施正文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让人们甘心纳税？他说，纳税人交了税，就有权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不能交完税之后却对怎么花这些税款毫无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