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６日，这一天，湖南省衡阳电业局的退休职工刘桂阳，应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摄制组的邀请，风尘仆仆，再次踏上了北京这块土地。２６日下午，刘桂阳在二女儿的陪同下，来到王光美的北京寓所。见到王光美，已６０岁的刘桂阳回想起几十年来的大起大落，酸甜苦辣，禁不住悲喜交加，扑在王光美的怀里放声大哭。王光美热泪盈眶，用颤抖的双手不断地拍着刘桂阳的背说：“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能活下来就好！能活下来就好！”这情景令在场的摄制组人员感动万分。
　　
　　一、京城被捕
　　
　　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６日傍晚，华灯初上，北京文津街国务院北门的外墙上忽然出现了四条标语，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中央领导同志，睁开你们的雪亮眼睛，到下面去看看农民的痛苦生活”、“打倒、铲除人民公社”、“农民吃野菜、树叶、糠，得了水肿病，肿脚肿身子，他们的痛苦生活是人民公社造成的”、“公共食堂罪该万死”。此事使中央有关领导十分震惊，立即向公安部摇电话，指示务必迅速侦查破案。
　　翌日上午９点钟，一位２０岁出头的农村姑娘，扎着两只羊角短辫，穿着一身老蓝色的列宁装急匆匆地走在前门大街上，额头上汗珠淋淋。突然，一辆警车跟踪而来，呼地开到她的身旁停下，车门弹开，走下两个公安人员：
　　“女公民，你被捕了！”
　　女青年一愣，惊奇地反问：“为什么？”
　　“你贴了反动标语。”
　　“咔嚓”一声，一副锃亮的手铐戴上了她的双手。
　　女青年当即被押往西城公安局。经审查，她叫刘桂阳，２２岁，高小毕业，湖南省郴州地区鲤鱼江发电厂女工。她张贴标语的目的令人惊讶。她企图通过张贴标语的办法见到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还说她的娘家饿死了一些人，她的姑妈也因饥饿难耐而自杀。一位警察责问她：“你姑妈自杀，不是政府逼死的，怪得政府吗？”
　　刘桂阳回答：“我姑妈如果像你们这样有吃有喝，会自杀吗？”她的话把警察闹了个倒闭气。在问话记录上签字时，刘桂阳郑重地写上：坚持要求让党中央知道！
　　她在西城公安局被关押了六天。当时公安部的一位领导，在案件报到他的手里后，认为在国务院门外贴反动标语，影响极大，便不问缘由，大笔一挥将刘桂阳定为现行反革命，送原籍处理。刘桂阳被鲤鱼江发电厂保卫科干部押回郴州，关押在郴县公安局拘留所。郴县人民法院根据公安局定性，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五年。９月１６日，又将她押到发电厂开宣判大会。会后，群众哗然，纷纷为她鸣不平。
　　
　　二、触目惊心
　　
　　刘桂阳为何不远千里，从湖南农村来到北京，并且胆敢在国务院大门外砖墙上张贴反动标语呢？
　　原来，刘桂阳这位郴州鲤鱼江发电厂的女工，是农业合作化时期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１９５７年春天，她不到２０岁，那时发电厂刚建成，需要招收一批工人，合作社把她推荐进了工厂，当运煤工。不久，与长她８岁、从部队转业到发电厂工作的李培务结婚。李系刘桂阳的老乡，衡阳县金溪公社人。刘桂阳思想进步，工作肯干，敢想敢说，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优秀团员；李培务为人忠厚，能吃苦耐劳，与刘桂阳情深意笃，小两口日子过得平平安安。
　　１９６０年初夏，刘桂阳收到娘家一封来信，打开一看，她惊呆了，上面写道：由于全家没有粮食吃，弟弟、父亲、母亲都患了水肿病，个个脸色发黄，四肢无力，爷爷倒在床上爬不起来，都快要死了……看了这封信，她十分焦急，呜呜地哭了起来，连忙向厂里请假，第二天便往老家湖南省衡阳县上峰公社白沙大队探亲。
　　火车到了衡阳，刘桂阳才下车，又风风火火上了到渣江的长途班车。汽车上坐着稀稀拉拉的旅客，大部分是农民，有些人因晕车呕吐，刘桂阳看到吐出来的是野菜和清水，十分同情他们。由于当时的上峰公社白沙大队还未通车，刘桂阳到渣江后，下车步行了９公里才到家。沿路她看到有１０多个农民被绳子串起，前后均有持枪的民兵押送，一问，原来这些人或偷公共食堂的蔬菜，或偷红薯，或偷尚未成熟的禾穗充饥而被逮住，正被押往公社去。到家乡时天已微黑，农家渐渐点起了煤油灯。她走进家门，只见父母坐在凳子上，神色忧郁，他们第一句话就问：“培务为何没来？”
　　刘桂阳答道：“原打算同我一起来看望爹妈，因厂里临时要抢修发电机组，不能来了。”
　　爹爹脸上出现一丝苦笑：“不来还好些，饭都没有吃的，来了怎么办呢？”
　　刘桂阳听了这话，方才注意到爹妈的脸色黄中泛白，肿得发亮，像涂了一层油。她伸出手指在妈妈脸上轻轻一按，立刻出现一个手印子，“爹爹，妈妈，你们都患了浮肿病了！”
　　妈妈鼻子一酸：“我跟你爹还算好，到底挺过了春天，不少乡邻乡亲，双腿一伸，都活活地饿死了。”
　　刘桂阳一听，忍不住泪水在眼里打转。接着，悲伤而泣的母亲还告诉女儿：姑妈因为提出分点自留地种菜以熬过饥荒，结果被拉到群众大会上挨了批斗，姑妈不堪凌辱，丢下饿得哇哇直叫的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跳塘自杀了。刘桂阳听不下去了，不觉哽咽起来。母亲为她擦干了眼泪，同她来到已病得不省人事的爷爷的房间，母亲告诉老人，桂妹子回来了。爷爷毫无反应，却是颤抖着双手摸索着说：“餐票哪里去了？”因为那时餐票是个宝，有了它就意味着可以到公共食堂里去吃饭，一时不会挨饿。
　　当晚，刘桂阳做姑娘时的小姐妹们，听说她回来了，就都来看她。大家没有说上几句，便互相抱头哭泣。刘桂阳好容易才止住哭，擦干泪，问道：“我们这地方虽不是鱼米之乡，但有山有水，有田有土，蔬菜拌粮食，加上红薯半年米，也能凑凑合合吃饱。三年没回家，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真使人触目惊心呵！”
　　农业合作化那阵，老社长把刘桂阳等七个女青年挑出来，成立了响当当的“铁姑娘队”，让她当队长。插秧时节，春雨纷纷，七姐妹披戴笠，赤着脚板，挑着百来斤的秧把，在滑溜溜的田埂上来来往往，大步流星，楠竹扁担颤颤悠悠。县里下来检查生产的干部见了，翘起拇指啧啧称赞道：“看呵，真像七个仙女……”从此，七个姑娘被大家称为七仙女。她们扶犁掌耙，抛粮下种，上山开荒，修塘筑坝，处处带头打先锋，真是脚上绑铜锣，走到哪里响到哪里，就是那么多壮实的小伙子，见着她们也要让三分。可眼前，除了刘桂阳的脸上还透着年轻妇女的红润，其余六姐妹一个个满面菜色，憔悴不堪，完全失去了昔日的铁姑娘风采。
　　姐妹们围着刘桂阳，你一言我一语细说开了：
　　“桂阳姐，你想不到吧，三年来我们社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公社成立没多久，一场大辩论，老社长成了右倾保守派，被摘掉了乌纱帽。”
　　“你走后，铁姑娘队没给你丢脸，我们哪一次没有拼命争上游，插红旗、炼钢铁、修公路都少不了我们，到头来还破坏生产，群众怨声载道。就说我们种试验田吧，我们深翻６米，下足了肥料，合理密植，可是公社书记响应上级号召，晚稻放高产卫星，把几十亩正在抽穗扬花的晚禾连根拔出来，让我们不分昼夜运禾苗往试验田里塞，禾苗和集合开会那样挤得密密麻麻，结果根烂了，晚稻颗粒无收。老人们来到田边，骂我们是‘败家子’，我们不服气，骂他们是‘老顽固’，现在看来，他们骂得对呵！”
　　“大跃进那年，本是个好收成，晚稻正待收割，县里便大闹炼钢铁，男男女女都上山烧木炭，挖矿石，修公路，扶钢铁元帅升帐，村里只留下老人和孩子，晚稻烂在田里无人收，红薯烂在地里无人挖，茶子熟了没人摘。紧接着又刮起共产风，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结果把积蓄的老底子全刨光了。干部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公社食堂就是通天路；还说共产主义已到长沙了，原准备敲锣打鼓去迎接，可惜公路没修好，现在只好穷过渡……”
　　“１９５９年虽说不上大丰收，也算得上平常年景。报粮食产量时，公社、大队夸大话，硬逼着加码，一次报得比一次高，后来国家按报产征粮，生产队和盘托出还交不齐，结果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米的口粮，男女老少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病倒的病倒，浮肿的浮肿……”
　　


　　“桂阳姐，我们都在担心，这样下去，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第二天，刘桂阳来到丈夫李培务的小叔家，婶婶想找些东西给侄媳吃，左翻右寻硬是没有，后在外头不知从哪弄来半把黄豆，在锅台上炒时，四个孩子就盯上了，还没炒熟就被抢了个精光。更惨的是到李培务的二叔家，刘桂阳见婶婶锅台上摆满了苦菜叶、黄麻叶、糯米藤等野草，便脱口而问：婶婶还喂了猪呀！哪知婶婶嗔怪道：“桂妹子，你哪知道，这是给人吃的呵！”一天走了几十里路，刘桂阳还没吃过一点东西，婶子找了些餐票到食堂端来两钵似干非干似稀非稀的饭，哪能下咽。
　　几天探亲，所见所闻，刘桂阳眼睁睁地看着叔叔上山挖野菜，一头栽倒在地上起不来了，１０岁的外甥因吃下谷糠，活活胀死。此情此景，刘桂阳惊呆了！刘桂阳愤怒了！她相信姐妹们的话是真的，她似乎看不出共产主义的影子在哪里。她把病情严重的父亲接到发电厂，半个月后父亲说家里要收禾，挣扎着要回去。刘桂阳只好打发丈夫送父上路，自己和１岁多的儿子留在厂里。这时候的刘桂阳夜夜失眠，脑海里总是浮现农村的画面，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她的面前：家乡饿死了人，中央领导要是知道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一定能研究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把社员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是的，一定要把情况告诉党中央。刘桂阳想着，血气往上直冲。
　　
　　三、履险上访
　　
　　刘桂阳自娘家回到发电厂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她决定履险请命：我要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写出来，亲自上北京交给毛主席，向他老人家诉说农民的疾苦。于是，她从街上买回了材料纸和墨水。
　　她的丈夫李培务知道了她这个想法大吃一惊，说：“这太冒险了，万一出了问题，丢下孩子怎么办？再说，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能见到毛主席吗？国家的事情，你能改变得了吗？”
　　刘桂阳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决心已定，自有办法。要是我回不来了，请你带好孩子，再找个合适的女人过日子吧。”
　　７月２３日深夜，刘桂阳独坐灯下，认真地把农村的情况如实写下来。她文化水平不高，写了又改，改了又抄，直忙到凌晨３点。这时她又冒出一个念头，将家里过年时写春联剩下的两张红纸裁成四小张，匆匆写了四张标语，心想要是见不到毛主席，就把它张贴出来，以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达到反映情况的目的。她把这些不像标语又不像大字报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写下了一张遗书：
　　李培务同志：
　　我于今日远离家乡，我为挽救全国人民生活贡献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万一如此，望你把儿子抚养成人。
　　妻 刘桂阳
　　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３日
　　清晨，刘桂阳不顾丈夫的又一次哀哀劝阻，毅然决然从银行取出结婚时都舍不得花的１００元存款，带上两斤全国粮票，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情，把遗书交给了丈夫，含泪吻别在床上睡得正甜的幼儿，以赴死的决心和气概，独自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四、北京所为
　　
　　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６日上午８点多，刘桂阳抵达北京。但偌大的北京城，人山人海，到哪里去找中央政府呢？她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后又问交通警察，警察打量她一阵，反问她：“是不是找国务院接待室？”
　　刘桂阳连连点头，说：“正是正是。”
　　警察又说：“信访组是专门处理各地来京上访、告状等事宜的。”
　　循着警察指明的道路，刘桂阳东找西找，拐弯抹角，来到了中南海外墙。她见这里有一大二小三个门，两边小门各站一个警察，中间大门站了两个警察，便上前问这里是不是国务院，站岗的没有好气：“这里是部队，不是什么机关！”这时她见旁边公园里有一位老人在浇花，就忙去询问。老人右手一指：“转个弯，那里有个大门就是国务院。”刘桂阳终于找到了信访组，说明来意，请求面见中央首长。
　　信访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干部抓抓脑壳，为难地回答说：“中央首长很忙，没时间接见，信访组专门负责将群众来信来访内容整理成文据实上报中央办公厅。你要反映农村情况，我们很欢迎，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刘桂阳坐下来，详细地将回娘家探亲的耳闻目睹如实讲了出来。信访组的干部一边听一边记录。末了，他告诉刘桂阳：“你反映的农村情况很具体，也很重要，国家目前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党中央、国务院正在总结教训，研究对策。请你回去告诉乡亲，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要想方设法战胜灾荒，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信访组干部握着刘桂阳的手，对她专程从湖南来到北京反映情况的行动给予表扬。
　　刘桂阳从国务院接待室出来，满心欢喜，脚步轻快，但走了一段路，不由得沉思起来：自己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没有见到中央领导，反映的情况会打折扣吗？党中央能如实地知道吗？她愈想心里愈不踏实，她决心要见到毛主席。为了寻找毛主席的住址，她不知问了多少行人，来来往往坐了多少次车，可就是没有人说得清楚，总是找不到。天色渐渐暗下来，她心急如焚，肚子又饿得咕咕直叫，这才想起一天还没吃东西，就花两块钱买来半斤饼子，狼吞虎咽般吞下。她于心不甘，又一次来到文津街国务院北门的外墙边，定一定神，不得不实行第二步计划了。她从背包里掏出四条标语，分别用医用胶布粘在墙上。贴时并没引起行人的注意，倒是有个小学生上前来歪着头看了一阵，大吃一惊，忙告诉大门外站岗的警察。由于门是凹进去的，看不到外墙，警察不相信，小学生要他们去看看，他们一看，十分惊讶，忙把标语撕下来。
　　


　　刘桂阳盼望通过标语能引起国家领导人对严重灾情的重视。但是，她毕竟太年轻，太幼稚，而且带有很大的情绪，因而事与愿违，铸成了一个错误……
　　她被捕入狱，过了半年多的铁窗生活，后来经医院检查，因腹中有孕，便保外就医回到厂里。
　　
　　五、春风送暖
　　
　　１９６１年６月２６日，金灿灿的阳光刚刚射进窗口，微风拂熙。几辆黑色的小轿车驶进了鲤鱼江发电厂。车门打开，下来好几个干部。
　　不一会儿，厂党委书记把刘桂阳叫到办公室。早在这一年２月，郴县王县长找她谈话，说不判她的罪了，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久，她生下大女儿，休息一段时间便回到厂里上班。刘桂阳踏进办公室，见这么多陌生的干部，心里怦怦直跳。这时，一位颀长的中年干部将手伸过来，紧紧握着刘桂阳的手。她抬眼打量一下，只见这位中年干部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面孔和善，额头上刻着几道皱纹，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像个大知识分子。
　　中年干部微微笑着说：“刘妹子，这次刘主席来湖南，本来要到厂里来看望大家，因太忙抽不开身，就委托我来向大家问好，向你问好。你受苦了，你是无罪的！”
　　厂长忙着介绍，说他就是湖南省委书纪张平化，随同来的还有郴州地委书纪陈洪新。
　　座谈会上，张平化对刘桂阳的敢讲真话的勇气表示赞赏。他说：“你们很多同志家在农村，了解情况，不只是刘桂阳有意见，大家都有意见，只是不敢讲。我们不但要帮助她，而且要学习她……”
　　刘桂阳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拉着张平化的手，感动得热泪双流。
　　这时她才知道，她之所以能免遭厄运，重新获得公民权，是刘少奇关心的结果。原来，１９６０年，正值共和国多事之秋，而早在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７日当选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一天，当他从一份《公安工作简报》上看到刘桂阳一案后，迅速拿起话筒接通了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办公室。徐子荣匆匆赶到中南海，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当刘少奇得知以“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五年有期徒刑时，当即明确作出指示：
　　刘桂阳案判决不妥，要告诫政法部门的同志，凡涉及对人民群众案件的判决，应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切不可草率决案，以免伤害群众，影响党的威信。刘桂阳的案件，要进行复查。
　　第二天，当时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马上奉命带领工作组赴衡阳、郴州进行实地调查。年底，他们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精神，对刘桂阳案重新复查。他们发现定刘桂阳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证，是因为贴了四条标语，而四条标语中确有两条有问题。
　　一条是：
　　中央领导同志，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民的痛苦生活！
　　一条是：
　　打倒、铲除人民公社。
　　这两条标语，前一条带有对立情绪和责问口气；后一条可以认为是反动标语。被指为问题严重、性质恶劣的是：标语贴在庄严、神圣的国务院大门的围墙上。除此而外，复查干部没有发现更多的问题。他们认为，仅凭这两条有问题的标语，将刘桂阳打成反革命，处理过重。他们在实地调查中，曾到过刘桂阳的娘家衡阳县上峰公社及其婆家金溪公社，从领导到群众对刘桂阳是一片赞扬声，而她所反映的情况，件件真实，毫无虚假。他们又到过郴州鲤鱼江发电厂，厂领导和工人们的态度十分鲜明，刘桂阳是发电厂的优秀工人，到北京上访，为民请命，完全出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虽有错误言行，但不应打成反革命。
　　湖南省公安厅研究了刘桂阳案，写出了详细的复查报告。报告说刘桂阳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属实，但她将此归咎于人民公社，以致提出打倒、铲除人民公社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其动机是让中共中央、毛主席了解农村情况，而且刘一贯表现很好，所以仍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判罪，故撤销原判，无罪释放，不开除、不歧视，仍让其回原单位继续工作，但要进行耐心教育。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０日，《湖南省公安厅关于刘桂阳调查处理报告》呈送到了刘少奇手中，他仔细查阅后，亲自批示道：
　　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相信中央，这能说明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在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办法也是错误的，但不应该判罪。因此，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处理意见。
　　同时批示湖南省委：
　　建议湖南省委张平化（时任书记）亲自找刘桂阳谈一谈，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地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认识上的错误，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随后，郴县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判。刘少奇的批示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刘桂阳冰冻的心田，顿时令她暖融融的。她非常激动，一再检查自己的错误，并感谢领导对她敢于反映情况的鼓励。她更加相信中共中央的英明正确，工作也干得更加出色。
　　这个昔日的铁姑娘，今日年轻气盛，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普普通通的运煤女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此，她的命运便同国家主席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
　　
　　六、患难真情
　　
　　“文化大革命”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袭来时，刘少奇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被打倒了，厄运也再次降临到刘桂阳的头上，这个过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又成了刘少奇修正主义黑线上的人。鲤鱼江发电厂的造反派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２日出版了一张报纸，第二版以《砸碎刘少奇反革命的黑“指示”，誓死捍卫三面红旗——把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刘桂阳捕捉归案》为题，接下的几个小标题是：
　　一、“刘桂阳案件”发生的时代背景；
　　二、“刘桂阳案件”的作案过程；
　　三、“刘桂阳案件”撤销原判的真相；
　　四、大造反革命舆论，为社会上牛鬼蛇神大开绿灯；
　　五、砸碎刘少奇反革命翻案的黑“指示”，把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刘桂阳捕捉归案。
　　文章写道：旧省委走资派张平化带领一批黑爪牙，专程赶到我厂……从此以后，省公安厅工作组、公检法“三家”一批又一批的“记者”、“专家”来到我厂进行反革命调查、串联、访问，并在《人民公安》刊物上大造反革命翻案舆论，大写特写反动文章。如１９６１年《人民公安》刊物第１０期编辑部文章《论刘桂阳案件》，湖南省公安厅文章《刘桂阳撤销原判后的反映》，通报全国政法系统“认真学习，提高政策水平”。文中还说：“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千方百计包庇阶级敌人，全国有名的我厂‘刘桂阳案件’就是铁证。”
　　紧接着刘桂阳的家被抄，她无休止地被批斗，白天胸脯上挂着３０斤重的大黑牌，剪掉头发，游街示众；晚上，跪在玻璃瓷片上向“红太阳”请罪，受尽了折磨和屈辱。１９６８年９月刘桂阳被关进牛棚后，她见一根点剩的蚊香，想吞下自杀，可惜屋子里没有水，自杀不成。这时一位老婆婆偷偷地绕到窗户边跟她说：“多亏了你呀，不然公共食堂再开两年，人都要饿死光了！”这句话如一颗石子投进水里，在她的心里掀起了波澜：“是呀，我有什么错呢？我不能死，我要坚持活下去！”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６日，刘桂阳被郴县公检法军管会抓去，当天下午，在县城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刘桂阳被加判徒刑五年，合并执行十年有期徒刑。年迈多病的父母听到这个判决，有如晴天霹雳，哀哀痛哭，终因经受不住打击，父亲悲愤地死去，母亲整日疯疯癫癫。她被再次投入铁窗时，最大的孩子年仅１０岁，最小的女儿还未脱乳。
　　幸而刘桂阳的丈夫是个患难见真情的男人，他理解自己的妻子，他总觉得妻子没有错，不相信她是现行反革命，她上北京贴“反动标语”只是为了能见毛主席，向中共中央反映情况，而没怀有反革命目的。因此，在刘桂阳多次提出离婚，别连累他时，他毅然回绝了。妻子被拉去游街时，他牵着孩子默默相陪，不时投给她鼓励的目光；妻子跪瓷片时，他请求造反派让他“接班”；别人的标语、大字报贴在他家的墙壁上、门窗上，他忍辱负重。这些都给刘桂阳结了冰块的心田送去了爱抚和慰藉。妻子进入监牢，四个孩子的五口之家的重担全压在他一人肩上。小女儿夜夜啼哭，没有奶吃，他既当爹又当妈，一个晚上起床好几次，嚼饭喂她。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整天哭着要妈妈，他含着眼泪哄他们，说妈妈就会回来。在政治上，他要忍受着难以忍受的不平待遇。他是反革命家属，开职工会不让他参加，有困难得不到应有的补助。有人劝他：“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她坐了监牢，成了反革命分子，你出身好，难道不会再找个女人，重新组合家庭？”他愤愤地回答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我不是那种无情无义朝秦暮楚的男人，我相信我的妻子是无罪的，她总有一天会回到我的身边。”于是，他把夫妻真情写在纸上，一封封长信飞进铁窗，展现在刘桂阳的眼前，给了她勇气和力量。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４０多元，连蔬菜也买不起，不得不常以盐开水当小菜给孩子们吃，但是他毫无怨言，默默地咬紧牙，挺起根根瘦骨，支撑这个苦难多舛的家，倔强地生活着。大儿子因营养不良，患了肾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１９７３年３月，刘桂阳收到丈夫发来的电报：“大儿子病危，期望见妈妈一面。”她拿着电报，眼泪簌簌而下。劳改队的领导很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准假让她回家探望。她匆匆赶到家里，跌跌撞撞推开虚掩的房门，儿子已被送进医院急救室。屋里积满灰尘，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她急急火火赶到厂医院，儿子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刘桂阳犹如五雷轰顶，她双手把孩子的尸体紧紧地抱在怀里，呼天抢地痛哭……
　　
　　七、平反昭雪
　　
　　十年动乱，一场横祸。人们终于熬过了严冬，共和国终于迎来了春天。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符合全国人民意愿的决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与共和国主席命运紧紧相连的刘桂阳，也迎来了她人生又一个春天。
　　不久，她接到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当她双手捧着判决书，急促地读着时，不禁双手颤抖。
　　“……刘桂阳同志以张贴标语的方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当时农村情况，其方法不当，但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特依法判决如下：
　　撤销原郴专公检法军管会（６９）军刑字第１８号判决书，宣告刘桂阳无罪。”
　　看着，想着，２０多年来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２０多年来强忍在心头的屈辱和哀痛，此时，全部化作了如雨的热泪……
　　１９７４年底，由于工作的需要，刘桂阳的丈夫李培务调入衡阳电业局变电管理所，接着刘桂阳也成了衡阳电业局传达室一名收发员，后又做过几年保管员，直至１９８７年退休。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月工资３０多元计算，国家还补发了刘桂阳２０００多元工资。
　　退休后的刘桂阳已进入花甲之年，老夫妻仍是情深意笃，相濡以沫。她除了带孙子，操持家务外，还与老伴打门球，看新闻节目，但她最大的兴趣是看报纸，每年都要订阅《人民日报》、《湖南农村报》，经常到农村的亲戚家里走一走，问问情况，像当年那样，执著地关心国家大事。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是刘少奇诞辰９０周年，怀着对共和国主席无限崇敬之情，刘桂阳特意和老伴走了一趟花明楼，参加刘少奇纪念馆开馆仪式，并带回一叠刘少奇的照片，压在卧室书桌玻璃板下，以便每天一起床，就能看到这位伟人。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６日，刘桂阳应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摄制组的邀请，再次踏上北京。历史居然有如此巧合，这恰恰是她３８年前上北京请命贴标语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