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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7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无间道风云》改編自香港电影《无间道》，两部影片题材相同但叙事不同，描述了卧底们的灰色人生，在技术时代的背景之下，立足不同的文化语境，具有不同的文化指向性，就《无间道风云》而言，其实际是对当下技术时代的真实描绘与文化批判。
[关键词] 奥斯卡 《无间道风云》技术时代 批判
马丁·斯科塞斯翻拍香港电影《无间道》的《无间道风云》(《The Departed》)成为2006年度美国电影的最大贏家，不仅在全球拥有1.3亿美元的票房，而且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等四项大奖。几乎相同的故事要件，不乏相同的场景取材与甚至相同的人物对白，使人对《无间道》代表香港地区报名角逐第7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甚至没有入围最终候选名单一事而唏嘘。两部影片比较孰胜孰负，《无间道》真的遇人不淑?其实两部影片立足不同的文化语境，具有不同的文化指向性，就《无间道风云》而言，其实际是对当下技术时代的真实描绘与文化批判。
一、相同题材的不同叙事
改编后的《无间道风云》在题材上与《无间道》完全相同，讲述的都是警察与黑帮向对方互派卧底，随着双方斗争的不断升级，双方卧底相互指认的故事，不过一个是发生在香港，另一个发生在南波士顿。虽然如此，《无间道风云》采取了不同于《无间道》的叙事基点，并且修改了部分故事要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两部影片中警方选择卧底采用了不同的标准。陈永仁由于表现机敏不幸被黄警司选为卧底，比尔(Billy)则是因为出生在有不良社会记录的家庭，按照迪克曼警官的话说：“你们家像虱子一样扎根在南波士顿。”与之对应的黑帮的卧底，我们对刘健民的背景几乎一无所知，科林(colin)却出生在有着良好社会记录的家庭，个人档案完美得无懈可击。《无间道风云》以家庭出身作为叙事基点，借以表现美国上层社会的傲慢与偏见，成为剧本改编的一个重点，影片通过叙事对所谓机会公平的美国社会进行反思，并对卧底比尔充满关切与同情：其二、黑帮的卧底铲除其老大的动机各异。刘健民击毙韩琛出于摆脱做卧底的厄运，以及做回“好人”的幻想，他最终借助警方卧底陈永仁的帮助除掉韩琛。但是，刘健民的幻想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他试图逃避法律的严惩，其卧底的悲剧性命运指向自己试图侥幸的抉择。与之比较，科林解决卡斯特罗(Costello)则较为理性，在他知道卡斯特罗为联邦调查局线人，并最终自己可能会被卡斯特罗交给警方之后，他才决定处死卡斯特罗。在一片打斗后的废墟里，科林气愤地问：“你是联邦调查局线人?你他妈耍我吗?”卡斯特罗坦白说：“我当然要跟联邦调查局有联系!”卡斯特罗罪行累累却能平安无事的谜底真相大白。最后，科林在家中被迪克曼警官击毙，其悲剧性命运则指向了美国社会甚至联邦政府。
由此看来，马丁改编港片《无间道》是以美国社会为指向性的，他并不满足警方与黑帮通过卧底斗智斗巧的叙事架构，以及警员着装、配枪的扮酷卖点，而是对“卧底”事件进行刻意深描，用以表现当下美国社会实情，凸显影片不同的价值取向。以情节编排的文化语境为视角，《无间道》显然建立在“好人”与“坏人”的逻辑对立之上，有意将佛教的因果轮回作为故事发生的精神栖息，如片首的字幕打出：“《涅槃经》第十九卷：八大地狱之最，称为无间地狱，为无间断遭受大苦之意，故有此名。”《无间道》的命名即在于此，借以指称警匪双方卧底生活的不堪情形，从中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体现的是我们较为熟悉的价值观。《无间道风云》则不同，它建立在对社会现象理性追问的基础之上，基本问题表现为：为什么会有卧底产生?或卧底是怎样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的?它将答案有意放置在社会发展层面予以讨论，力图说明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传媒技术的进步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以及人性遭遇的灾难，表现出好莱坞文化电影的特有风格。
二、正邪边缘的灰色人生
以比尔、科林、卡斯特罗为代表的卧底们游走在正邪边缘，工作的两面性以及犯罪的暴力性使他们追求生活完美的理想成为泡影，由此而来的生活苦闷是显而易见的，犹如片名所影射的，他们如同生活在无间地狱。来自南波士顿社会底层的比尔。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于辩解的孩子，由于家庭的不良记录，遭到昆南与迪克曼警官的粗暴对待，被指派到黑帮做警察的卧底。比尔的叔叔杰西曾是黑帮成员，这也许是警方选择的理由所在，但给我们的真实印象是，标榜个人奋斗的美国社会竟患有血统论的“青光眼”。加入黑帮的比尔不久即面临一个事实，即作为黑帮成员的每一次行动都是犯罪，为使自己扣动枪支的手指不颤抖，也使自己的伪装不被察觉，他迫使自己服用安定，并且数量越来越大，以至于患上安定依赖症。比尔想做回自己，但已经不可能，他作为社会个体，已经被融入卧底的生活秩序里，周旋于警匪之间，不可能被人替换。“如果他想要‘成为他自己’，如果他渴望自我表现，那么，在他的自我保存的冲动与他的真实的个体自我之间立刻就形成一种张力。”也许是这种张力的存在使他陷于痛苦境地，终于不得不接受心理辅导。他的心理疗救的主观努力感染了心理医生曼德琳，在她眼里，无论比尔看似多么不可理喻，但终究是自己的病人。他做卧底是在洗刷自己家庭的耻辱，还是在对自己理想生活的嘲讽，我们对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苦孩子充满同情。
科林是另一个灰色人物，他的个人档案接近完美，升职为内部调查组的负责人，住在靠近市政厅的高级公寓里，这些为他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充分合理性，但他的黑帮卧底身份，使之成为不可能，他的命运和卡斯特罗扭在一起。他相继除掉卡斯特罗与比尔之后，似乎已经察觉自己灵魂的不归路，以至于在自己家中，他面对迪克曼的枪口却不加反抗。卡斯特罗具有攻击性的人格，在片首富有诗性的画外音里，我们充分领略其人生观：“我不想成为环境的产物，相反，我希望环境为我所左右。——没人会施舍给你，你得自己争取。”科林深得卡斯特罗的影响，他相信“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没有人会施舍给你”，他们富有主体性的人生观使之注定是一个悲剧，因为他们都是卧底，在做卧底的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做回自己，相反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束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出于对个体思想开放性与主观能动性的事实的认可，影片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他们都不想犯罪，他们不断表现的精神颓唐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对于他们而言，不犯罪是不可能的。
三、技术时代的人性乐章
针对“卧底”这一角色，《无间道风云》给我们留足了想象空间，科林与比尔互为警方与黑帮的卧底绝非个案，事实上，卡斯特罗留在警方的卧底绝非科林一人，昆南与迪克 曼警官留在黑帮的卧底也绝非比尔一人，更为拍案惊奇的是，黑帮老大卡斯特罗竟然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影片对“卧底”这一角色进行了刻意深描，将生成“卧底”的社会根源直指美国联邦政府，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黑帮是可以被联邦政府操纵的，联邦政府允许黑帮的存在另有企图，而它对黑帮的这种暧昧态度造就了卧底必然的灰色人生。比尔与科林的卧底生活在影片中交互展示，他们无不为卧底的身份尴尬、痛苦并质疑，心理面临着崩溃。比尔想结束该死的卧底生活，他对昆南抱怨说：“我一天到晚在伪装别人”，“为什么不抓卡斯特罗，有充分的证据?”昆南的答复引人深思：“冷静点，这世上大部分人每天都在伪装”，“正在立案，需要时间”，问题的症结直指包括法治状况的美国整个社会。接下来，我们看到比尔面对心理辅导专家曼德琳询问时不断闪回的暴力场面，以及他必须依赖大量安定才能生活下去的事实。而科林对卧底的生活深有悔意，深感自己的孱弱与无助，这与他内部调查组负责人的身份远为不符，面对曼德琳对自己的爱情抉择，科林不无颓唐地说：“如果我不选择当州警，而是选择去法学院学习的话，我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如果我不在警队，在另一个城市也许情况会好很多。我希望你知道，没必要留下来，如果我们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你一定要先离开我，因为我做不到，我他妈的是爱尔兰人，我只会一辈子生活在错误的阴影里。”由于比尔的存在，卡斯特罗最终被搞得焦头烂额，在前往非法交易现场的轿车内，身为联邦调查局卧底的他咆哮道：“可恶的内鬼，我发誓要对付他们。”而开车的法国佬回答说：“弗朗西斯(乳名)，这个国家就是这样。”
这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是个人需要被自己的姓名、出生日期、社会保险号码、银行号码等资料证明的国家，是一个社会与个人监控无处不在的国家，“计算机获取的是全景式无所不知的控制的延伸和加强，它使社会控制更为遍布、更为渗透、更为全面，也更日常化和平凡化，几乎无人可以逃避。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监视变得连续而包罗万象，是一个弥漫的全方位的视点。”在这个意义上，昆南死后，身为内部调查组负责人的科林面对迪克曼的质询时才会嚣张地说：“我可以调查任何人，想查谁就查谁!”影片未了，科林死在家中地板上，镜头摇至窗台，上面赫然活动着一只老鼠。在这个充满意味的景深镜头里，玻璃窗外即是有金色穹形屋顶的市政厅，对于科林不幸命运的成因，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会让人不寒而栗。《无间道风云》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实情，也反映出当下技术时代的整体特征。当下是一个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但也是科技乌托邦情节遭到强烈质疑与否定的时代，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机器统治”，“这整个机器由一个官僚集团所操纵，而官僚集团本身也是一架机器——被归结为机器的人。所有那些在更大的机器中工作的人都依赖于这架官僚机器。国家、城市、工业与商业的企业都有官僚集团所控制。”针对《无间道风云》而言，这个官僚集团或机器就是美国联邦政府，比尔、科林与卡斯特罗等卧底都是这架机器的组成部分，只是占据了自己不情愿的位置。技术化也许是一条我们不得不沿着前行的道路，但影片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做卧底的痛苦迫使他们为自己的真实本性而斗争，影片高扬了人文主义精神，对新时期人的存在与命运提出深切关怀与严峻思考。
[关键词] 奥斯卡 《无间道风云》技术时代 批判
马丁·斯科塞斯翻拍香港电影《无间道》的《无间道风云》(《The Departed》)成为2006年度美国电影的最大贏家，不仅在全球拥有1.3亿美元的票房，而且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等四项大奖。几乎相同的故事要件，不乏相同的场景取材与甚至相同的人物对白，使人对《无间道》代表香港地区报名角逐第7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甚至没有入围最终候选名单一事而唏嘘。两部影片比较孰胜孰负，《无间道》真的遇人不淑?其实两部影片立足不同的文化语境，具有不同的文化指向性，就《无间道风云》而言，其实际是对当下技术时代的真实描绘与文化批判。
一、相同题材的不同叙事
改编后的《无间道风云》在题材上与《无间道》完全相同，讲述的都是警察与黑帮向对方互派卧底，随着双方斗争的不断升级，双方卧底相互指认的故事，不过一个是发生在香港，另一个发生在南波士顿。虽然如此，《无间道风云》采取了不同于《无间道》的叙事基点，并且修改了部分故事要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两部影片中警方选择卧底采用了不同的标准。陈永仁由于表现机敏不幸被黄警司选为卧底，比尔(Billy)则是因为出生在有不良社会记录的家庭，按照迪克曼警官的话说：“你们家像虱子一样扎根在南波士顿。”与之对应的黑帮的卧底，我们对刘健民的背景几乎一无所知，科林(colin)却出生在有着良好社会记录的家庭，个人档案完美得无懈可击。《无间道风云》以家庭出身作为叙事基点，借以表现美国上层社会的傲慢与偏见，成为剧本改编的一个重点，影片通过叙事对所谓机会公平的美国社会进行反思，并对卧底比尔充满关切与同情：其二、黑帮的卧底铲除其老大的动机各异。刘健民击毙韩琛出于摆脱做卧底的厄运，以及做回“好人”的幻想，他最终借助警方卧底陈永仁的帮助除掉韩琛。但是，刘健民的幻想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他试图逃避法律的严惩，其卧底的悲剧性命运指向自己试图侥幸的抉择。与之比较，科林解决卡斯特罗(Costello)则较为理性，在他知道卡斯特罗为联邦调查局线人，并最终自己可能会被卡斯特罗交给警方之后，他才决定处死卡斯特罗。在一片打斗后的废墟里，科林气愤地问：“你是联邦调查局线人?你他妈耍我吗?”卡斯特罗坦白说：“我当然要跟联邦调查局有联系!”卡斯特罗罪行累累却能平安无事的谜底真相大白。最后，科林在家中被迪克曼警官击毙，其悲剧性命运则指向了美国社会甚至联邦政府。
由此看来，马丁改编港片《无间道》是以美国社会为指向性的，他并不满足警方与黑帮通过卧底斗智斗巧的叙事架构，以及警员着装、配枪的扮酷卖点，而是对“卧底”事件进行刻意深描，用以表现当下美国社会实情，凸显影片不同的价值取向。以情节编排的文化语境为视角，《无间道》显然建立在“好人”与“坏人”的逻辑对立之上，有意将佛教的因果轮回作为故事发生的精神栖息，如片首的字幕打出：“《涅槃经》第十九卷：八大地狱之最，称为无间地狱，为无间断遭受大苦之意，故有此名。”《无间道》的命名即在于此，借以指称警匪双方卧底生活的不堪情形，从中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体现的是我们较为熟悉的价值观。《无间道风云》则不同，它建立在对社会现象理性追问的基础之上，基本问题表现为：为什么会有卧底产生?或卧底是怎样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的?它将答案有意放置在社会发展层面予以讨论，力图说明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传媒技术的进步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以及人性遭遇的灾难，表现出好莱坞文化电影的特有风格。
二、正邪边缘的灰色人生
以比尔、科林、卡斯特罗为代表的卧底们游走在正邪边缘，工作的两面性以及犯罪的暴力性使他们追求生活完美的理想成为泡影，由此而来的生活苦闷是显而易见的，犹如片名所影射的，他们如同生活在无间地狱。来自南波士顿社会底层的比尔。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于辩解的孩子，由于家庭的不良记录，遭到昆南与迪克曼警官的粗暴对待，被指派到黑帮做警察的卧底。比尔的叔叔杰西曾是黑帮成员，这也许是警方选择的理由所在，但给我们的真实印象是，标榜个人奋斗的美国社会竟患有血统论的“青光眼”。加入黑帮的比尔不久即面临一个事实，即作为黑帮成员的每一次行动都是犯罪，为使自己扣动枪支的手指不颤抖，也使自己的伪装不被察觉，他迫使自己服用安定，并且数量越来越大，以至于患上安定依赖症。比尔想做回自己，但已经不可能，他作为社会个体，已经被融入卧底的生活秩序里，周旋于警匪之间，不可能被人替换。“如果他想要‘成为他自己’，如果他渴望自我表现，那么，在他的自我保存的冲动与他的真实的个体自我之间立刻就形成一种张力。”也许是这种张力的存在使他陷于痛苦境地，终于不得不接受心理辅导。他的心理疗救的主观努力感染了心理医生曼德琳，在她眼里，无论比尔看似多么不可理喻，但终究是自己的病人。他做卧底是在洗刷自己家庭的耻辱，还是在对自己理想生活的嘲讽，我们对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苦孩子充满同情。
科林是另一个灰色人物，他的个人档案接近完美，升职为内部调查组的负责人，住在靠近市政厅的高级公寓里，这些为他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充分合理性，但他的黑帮卧底身份，使之成为不可能，他的命运和卡斯特罗扭在一起。他相继除掉卡斯特罗与比尔之后，似乎已经察觉自己灵魂的不归路，以至于在自己家中，他面对迪克曼的枪口却不加反抗。卡斯特罗具有攻击性的人格，在片首富有诗性的画外音里，我们充分领略其人生观：“我不想成为环境的产物，相反，我希望环境为我所左右。——没人会施舍给你，你得自己争取。”科林深得卡斯特罗的影响，他相信“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没有人会施舍给你”，他们富有主体性的人生观使之注定是一个悲剧，因为他们都是卧底，在做卧底的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做回自己，相反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束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出于对个体思想开放性与主观能动性的事实的认可，影片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他们都不想犯罪，他们不断表现的精神颓唐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对于他们而言，不犯罪是不可能的。
三、技术时代的人性乐章
针对“卧底”这一角色，《无间道风云》给我们留足了想象空间，科林与比尔互为警方与黑帮的卧底绝非个案，事实上，卡斯特罗留在警方的卧底绝非科林一人，昆南与迪克 曼警官留在黑帮的卧底也绝非比尔一人，更为拍案惊奇的是，黑帮老大卡斯特罗竟然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影片对“卧底”这一角色进行了刻意深描，将生成“卧底”的社会根源直指美国联邦政府，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黑帮是可以被联邦政府操纵的，联邦政府允许黑帮的存在另有企图，而它对黑帮的这种暧昧态度造就了卧底必然的灰色人生。比尔与科林的卧底生活在影片中交互展示，他们无不为卧底的身份尴尬、痛苦并质疑，心理面临着崩溃。比尔想结束该死的卧底生活，他对昆南抱怨说：“我一天到晚在伪装别人”，“为什么不抓卡斯特罗，有充分的证据?”昆南的答复引人深思：“冷静点，这世上大部分人每天都在伪装”，“正在立案，需要时间”，问题的症结直指包括法治状况的美国整个社会。接下来，我们看到比尔面对心理辅导专家曼德琳询问时不断闪回的暴力场面，以及他必须依赖大量安定才能生活下去的事实。而科林对卧底的生活深有悔意，深感自己的孱弱与无助，这与他内部调查组负责人的身份远为不符，面对曼德琳对自己的爱情抉择，科林不无颓唐地说：“如果我不选择当州警，而是选择去法学院学习的话，我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如果我不在警队，在另一个城市也许情况会好很多。我希望你知道，没必要留下来，如果我们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你一定要先离开我，因为我做不到，我他妈的是爱尔兰人，我只会一辈子生活在错误的阴影里。”由于比尔的存在，卡斯特罗最终被搞得焦头烂额，在前往非法交易现场的轿车内，身为联邦调查局卧底的他咆哮道：“可恶的内鬼，我发誓要对付他们。”而开车的法国佬回答说：“弗朗西斯(乳名)，这个国家就是这样。”
这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是个人需要被自己的姓名、出生日期、社会保险号码、银行号码等资料证明的国家，是一个社会与个人监控无处不在的国家，“计算机获取的是全景式无所不知的控制的延伸和加强，它使社会控制更为遍布、更为渗透、更为全面，也更日常化和平凡化，几乎无人可以逃避。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监视变得连续而包罗万象，是一个弥漫的全方位的视点。”在这个意义上，昆南死后，身为内部调查组负责人的科林面对迪克曼的质询时才会嚣张地说：“我可以调查任何人，想查谁就查谁!”影片未了，科林死在家中地板上，镜头摇至窗台，上面赫然活动着一只老鼠。在这个充满意味的景深镜头里，玻璃窗外即是有金色穹形屋顶的市政厅，对于科林不幸命运的成因，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会让人不寒而栗。《无间道风云》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实情，也反映出当下技术时代的整体特征。当下是一个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但也是科技乌托邦情节遭到强烈质疑与否定的时代，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机器统治”，“这整个机器由一个官僚集团所操纵，而官僚集团本身也是一架机器——被归结为机器的人。所有那些在更大的机器中工作的人都依赖于这架官僚机器。国家、城市、工业与商业的企业都有官僚集团所控制。”针对《无间道风云》而言，这个官僚集团或机器就是美国联邦政府，比尔、科林与卡斯特罗等卧底都是这架机器的组成部分，只是占据了自己不情愿的位置。技术化也许是一条我们不得不沿着前行的道路，但影片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做卧底的痛苦迫使他们为自己的真实本性而斗争，影片高扬了人文主义精神，对新时期人的存在与命运提出深切关怀与严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