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次曝光》作为当下电影文化环境中试图重塑主流价值的文本之一，对社会现实与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与批判，并且延续了《苹果》与《观音山》市场与艺术并重的思路，是对中国文艺片市场化做出的重要探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影片叙事结构与风格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道德批判的窠臼，其价值表述呈现出种种艰难的迹象。这一现象值得分析。
　　[关键词] 叙事学 母题 价值表述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1.013
　　方励、李玉和范冰冰合作的《苹果》和《观音山》为文艺片如何卖座提供了两个较好的范本。《二次曝光》延续前两部关注现实的立场，用心理惊悚与悬疑的商业片手段打造深具现实文化反思意味的电影叙事，讲述人情寡淡，情感混乱的上一辈给女儿造成的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电影在叙事形式与美学内涵上呈现出价值表述艰难的困境。这些原因不仅与创作者本身叙事策略选择有关，更与当下中国电影文化环境与整个时代文化语境的状况与变迁有关。
　　变迁：从“弑父—反叛”到“无父—狂欢”再到“寻父—迷茫”
　　从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来说，父亲意味着禁锢、约束与控制，同时也意味着秩序、依傍与归属。新时期中国电影在第五代的一批电影中显现出“弑父”的强烈反叛姿态，《红高粱》、《菊豆》等莫不如此，其反叛的对象包括久久难以走出的封建文化“铁屋子”，同时也包括极左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想，他们用一盘盘凝聚着现代性焦虑的胶片同封建文化和极左意识形态挥手作别。然而他们的理想主义之火很快被90年代商业文化的洪流所浇灭了，在物质至上，信仰崩塌的时代，用世俗躲避崇高，痞子便成了英雄，王朔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如《顽主》、《大喘气》、《轮回》等就比较好地呈现出90年代文化在“无父”的世俗中尽情狂欢的姿态。而到了近年来，出现了狂欢退潮的些微倾向，呈现出重新“寻父”的迷茫、困惑的复杂文化心理，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重构文化主流的艰难与阵痛。《二次曝光》，包括前段时间王小帅的《日照重庆》都是以“寻父”的叙事模式出现在大银幕上的，在这些表意实践中，价值表述艰难的现象也是文化整体“寻父”历程中的困惑与失落之无意识显影。
　　《二次曝光》难以用影像建构一个“寻父”历程的想象，这与其说是一个电影叙事策略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价值表述艰难的问题，并且这种困境已经深入到叙事形式之中，电影叙事在前后呈现出明显的割裂感与风格的错位。或者说影片前半部分的顺利表述在于创作者对“无父”的苦痛状态的沉溺，这种沉溺也是一种创作快感，人在无法改变残酷事实的情况下通常会讲述或者美化它，讲述和美化也是分不开的，比如在古典悲剧中，讲述的过程是崇高感逐步显现的过程，同时也是用崇高感美化苦痛的过程，因此我们看到了叙事活动本身对于叙述者与接受者共同的伦理意义：抚平创痛，抱慰缺失。
　　然而创作者在影片前半部分沉溺于苦痛叙述的时候，原本的叙事伦理诉求已经与观众的注意力悄悄地擦肩而过了，祥林嫂逢人便说她的遭遇，但村里的人听来听去也就习惯了。观众看前半段时见到的是一个精神崩溃的女人和流畅、具有极强主观色彩又不失惊悚的精彩形式美呈现，或许这些可以与当下都市女性潜意识中的情感焦虑产生某种若有若无的伦理对话，或许可以较好地满足男性观众的窥视快感，但后半部分展现的价值缺失与寻觅过程对前半部分的注解没有真正的深入到前半部分的叙事肌理，这使影片整体的叙事伦理效果遭到了极大损伤。因为叙事伦理效果的充分达成依赖于对创作者、观众与故事中人物之间的伦理遭遇与对话的充分展开。在信仰缺失、众神狂欢的时代，致力于用电影梳理与编制大众与故事人物共同的伦理经纬，对社会与文化进行腹语术式的反思与发言，其叙事实践本身难能可贵，但终究没能找到一种更好的兼顾艺术与商业的叙事策略。在影片前半部分，李玉精心设计的大量肩扛、手提摄影与梦魇般的主观镜头的确非常精彩，但也只能是为看惯了“大片”和“3D”的观众提供了另一种别样的视觉奇观而已。
　　母题：“始乱”之激情难掩“终弃”之失落
　　李玉显然意识到了当前文化语境中价值表述艰难的问题，因此她选择了一种在叙事艺术史上成功经验颇多的情感母题来保驾护航。“始乱终弃”的情感母题在历史中由于不同的创作目的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如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呈现出道德教化的伦理诉求。但这一母题在长期的叙事实践中逐渐形成对自由与规则、反叛与归顺、边缘与主流的二元对立价值取向的包容态势，这是现代叙事肯定人性复杂性的一种伦理理想守望姿态的体现，电影《画皮》中张生的一句“我爱你，但我已经有佩蓉啦。”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始乱”已经被现代文化的自由观念洗刷掉了情感混乱的传统批判意味，在《二次曝光》的叙事中同时具有宋其想象中的刘东对她的始乱终弃，和现实中母亲对父亲的始乱终弃两个母题体现，对于后一层来说，母亲的“终弃”带有比较强的罪责意味，导演淡化母亲“终弃”的合理性原因展现，强化父亲的愤怒情绪，目的无疑在于社会批判与反思，父亲的做法深刻影响了宋其对男性乃至情感的看法：男性无比残忍，情感无比脆弱。宋其的孤独感与情感焦虑反而加强了她对刘东的情感倚赖度，对自己本身极不信任的情感的高度倚赖最终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这些是导演本来要展现的东西。
　　在这里，始乱终弃的情感母题基于作品的社会批评诉求被改造成一种新的模式，“终弃”的动因不再是由于“始乱”的反主流性从而要重返规则的世界，而是为了阐释极端自由对正常自由的戕害。因此，宋其“寻父”的过程是一种和解的过程，是她与自己和解的过程，也是想象中父母和解的过程，影片出现了航拍来展现她踏上寻父的旅程，声势浩大地出发、寻觅，最后找到的父亲符号并非是一种秩序和规则的象征，相反是混乱和失序。在梦幻般精美的水下摄影中，宋其在想象中完成记忆的和解和自我的蜕变。然而想象终归是想象，人的认识具有一种巫术倾向，总是试图将现实世界同想象中的世界相符合。片尾海市蜃楼和幼年女孩的出现将一切变得疑云密布起来：宋其的精神究竟有没有恢复正常？海边的一切是否真实？或许就这样在诗情的想象中过活？电影中宋其“寻父”无果其实也是社会文化对她的始乱终弃，我们去“寻父”，去追溯价值信仰，所追溯到的也是一个又一个空洞的理想主义与价值允诺，这也是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文化对我们所有人的始乱终弃。 　　影片前半部分精彩的视听语言呈现与惊悚又主观化的形式风格在中段突然摇身一变，以父亲的讲述来揭示尘封的过往，这也使电影感突然弱化。形式的急剧变化造成了影片前后风格的割裂感。李玉拍这部电影既然在叩问价值信仰，那么影片的表述本身也是一种“寻父”的精神之旅。社会文化心理的混乱与失序理所当然影响到了叙事形式与风格，影片在政府主导意识形态与电影市场残酷的竞争夹缝中奋力表达其艺术思想，但最后整体效果依然不佳，前半部分有商业特色的悬疑惊悚味道突然消失了，转而在后半部分用不是很恰当的方式展现其艺术追求与文化反思，这也不妨戏称为创作者对观众的“始乱终弃”。
　　就这样，文本内部人物之间的始乱终弃，创作者对观众的始乱终弃和社会文化对大众（包括创作者）的始乱终弃三者之间形成某种结构性关系。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循环：价值意义在叙事中的环形路径
　　事实上，与其说影片是在尝试对价值信仰重建给出自己的答案，不如说是在传达价值真空的焦虑。母亲是由于难忍生存压力的重负与寂寞才去出轨，养父在反对儿子与养女的情感背后去与母亲偷情，影片是在这种伦理道德的无奈与矛盾的前提下对道德沦丧与文化失序给予批判的，但表面上传达的东西却显得很简单：父辈道德沦丧，孽障要子女承担。影片的叙述层除了正面表现母亲的死，基本没有留给观众在道德上同情她的机会，叙述层有意对故事层中母亲的艰难与无奈进行淡化甚至遮蔽，造成道德批判力度的强化，其实也暴露了叙述者本身的焦虑。影片叙事在进行强烈批判的同时又不能否认问题的复杂性，自由也应得到肯定。宋其和刘东的情感自由也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以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挣脱为前提的。这就形成了伦理价值取向的悖论与循环。
　　后现代叙事思潮本身就面对着这种困境，它对中心、崇高与宏大叙事的解构的同时往往带有对中心价值非常强烈的留恋倾向，但是优秀的后现代叙事能够比较好地处理这个问题，防止价值取向的过度偏失与移位，反而在伦理两难中得以叩问人存在的意义。《洛丽塔》中亨伯特的社会身份是一位代表价值中心的文学教授；《大话西游》中孙悟空最后的选择也是踏上对佛理大道的求索之途，再联系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些文本或多或少都有涉轻与重、灵与肉的价值循环表述，无论是拥有中心价值身份的亨伯特对于不伦之恋的着迷，还是孙悟空虽然选择追寻佛法正途却又同时对充满荒诞混乱的世俗与复杂的情感宇宙抱有无限依恋……《二次曝光》在强烈的道德批判背后隐藏着后现代叙事难以绕开的价值意义的环形路径，其表述焦虑致使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突破后现代的价值循环叙事以对社会主流价值重塑发言的强烈欲望无法伸张，其导致的失语焦虑使其导向道德批判，反而使文本表意呈现出单向度与封闭性的不良倾向。道德批判只能引人深思，传统的道德伦理本身难以担当当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重塑的重任。凡此种种，显示了影片寻找价值重塑出口的强烈愿望，然而其表述焦虑却只能使影片本身在道德批判与苦难铺陈的俗性美学中停留，难以上升到具有超越性的神性美学高度。这也可以作为影片价值表述艰难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不管怎么说，《二次曝光》在中国电影对现实普遍失语的环境下，坚持地延续《苹果》与《观音山》的现实指涉度并探索到人物幽深的主观心理层面。这一努力本身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方励、李玉与范冰冰能否真正成为长期活跃在市场上的文艺片“铁三角”？他们的艺术追求能够走多远？能否在接下来的作品中突破价值表述的难关？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
　　陈树超，1989年3月出生，原籍山东临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