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一场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和一次惨绝人寰的大逃荒之后，张国立扮演的“老东家”决定不再往前走了，所有的亲人、朋友，死的死逃的逃，活着本身都变成了一件因孤独而意义待考的事，那就回家吧，死，也死在家里。于是，老东家逆着逃荒的人流走去，并收留了一个在路边痛哭的小女孩。许多年后，这位小女孩的后代中出现了这个故事的讲述者。
　　从结局来看，《一九四二》无疑是一出冰冷彻骨的悲剧，三千万逃荒的灾民，一路流亡而去，因战争、疾病、寒冷和饥饿渐次凋敝，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得救，对于活下来的灾民来说，体面、尊严甚至民族大义都变得空前犹疑，在这场生存大战中，没有赢家，只有苦熬过来的幸存者。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饭都吃不饱，一切都会在饥饿中变得轻飘飘。性、身体乃至人身自由都成了待价而沽换取粮食的工具，礼义廉耻所构筑的传统价值观在空前的饥饿中变得薄如蝉翼，不仅传统的儒家宗法理念被弃若敝履，就连基本的家庭伦理也饿得不堪一击——丈夫出卖妻子，父亲兜售儿女，通奸匪劫，不一而足。史实太骇人，在我们这个没有分级制的电影市场里，导演必定大量舍弃了过于“刺激”的素材，并大幅弱化了电影中种种因饥饿而导致的道德、伦理冲击（当然也考虑到了普通观众的接受度），不过即使这样，当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到《一九四二》时，其震撼程度仍是无法比拟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他的大饥荒研究中指出，导致全面性大饥荒的原因往往不是粮食总供给量的不足，而是由于信息封锁、分配不公等个人权利的“贫困”所致。天灾人祸，天灾在前头，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还是人祸。电影《一九四二》基本上分为两条大线索，一条是老东家等人的逃荒，另一条就是国民政府应对饥荒的措施。当然，日本侵略军给救灾造成了不言而喻的困难，但国民政府在饥荒时依然贪污腐化、橫征暴敛，凡此种种，相互叠加，终于酿成了这场灾难。要不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如实报道这场饥荒，给蒋介石施加了压力，恐怕蒋还迟迟不会开仓放粮。
　　总的来看，《一九四二》力图客观地还原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对灾民的罔顾。
　　有意思的是，《一九四二》也呈现了日本侵略军用军粮赈济灾民的史实，当然笔墨并不多，对于日军的暴虐行径，影片也忙不迭地进行了交待——日本鬼子给了灾民救命的白馍，但接下来就是不由分说的滥杀。很显然，《一九四二》的深处隐藏着一个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相冲突的主题，导演在处理这一敏感主题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应当说，影片现在所呈现的面貌，既符合大的历史事实，也不会在立场上授人以柄。
　　历史是复杂的，当大饥荒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变得轻飘飘时，记述这段历史的《一九四二》反而厚重了起来。当我们这些“未来人们的眼睛”注视大银幕上的《一九四二》时，我们的睫毛正在拨开历史风尘，我们的瞳孔正在看透岁月篇章——对经历了那场大灾难的同胞来说，这是一场迟到但必须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