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中记述了他于18世纪末游览当时的苏州城，被丝绸深深吸引的经历，他说“丝绸在中国一直是国家秘密，也是整个民族的秘密”，生产的过程相互隔绝，“种桑树的人不管养蚕”，所有的树苗和蚕都不允许外人接触或带走。或许他曾试图寻找有关丝绸的秘密，然而终究无功而返。
　　对阿兰·佩雷菲特而言的“秘密”，其实早在汉代就已经在东西方交流的多条丝路轨迹上留下了向外传播的痕迹。丝绸之路这条无形的纽带，大约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就发挥着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作用。古代中国的丝绸和蚕桑就此持续传播到周边国家，与瓷器、茶叶一道，被视若珍宝，风靡一时。抚今追昔，这以古老的秘密冠名的交流轨迹，不仅伴随着陆地的延展而使东西方物产得以流通，还跟随着海上的风帆连通着世界各地，成为东西方文化最初有迹可循的沟通依据。
　　吹散历史的风沙，丝路文明交往中的神话、传说、故事乃至巫术、魔法、祈愿等，都为丝绸织造及其相关技艺增添了更为神秘的色彩。不过，扎根东方大地的人并不关心对于他们来说显而易见的谜底。一个答案的揭晓，往往意味着更多思索和疑惑的产生。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其意义要远远超过秘密本身。而值得不断追索的是：为什么有些物品出现在这里而不是那里？为什么这些物品只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地方？
　　源远流长
　　在古代中国，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过程，不仅是体系化的生产链，更是独具特色的文化叢，是当地与周边环境相互适应的文明进展和生态循环。不同于绩麻织布的是，栽桑养蚕并不完全与人们现实的基本需求画等号，而是在源起之时便有着至关重要的文明传承使命。生存的环境，造就了栽桑和养蚕在古老中国大地上的文明进展。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生产丝织物的群体。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有相关的证据。
　　在黄河流域，李济先生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西阴村发现过半枚蚕茧，其上有用石刀或骨刀割裂的清晰痕迹。从1926年起迄今，这项考古发现依然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丝绸起源的实物证据。这枚蚕茧出现在这里，绝非偶然，尽管目前为止只探索到这一个证据，然而，它明确地诉说着，在距今6000至4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几种类型都处在相较于今更为温暖湿润的时期，中原地区适宜蚕桑生长。切痕清晰的大半枚茧壳，说明蚕桑养殖作为在中国发生与发展的技术，已是不争的事实。1928年，李济先生曾经带着这半枚蚕茧去检测，认为它是属于家蚕的，因为它个头非常小，发现时又在坑底，那样的地层和位置野蚕无法后来混入。
　　蚕桑文化在晋南地区流行的民间故事中也有所提及：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嫘祖教民养蚕于夏县。这片拥有天然盐湖的区域，不仅是黄帝大战蚩尤之地，还是上古三王尧、舜、禹的活动区域。相关的重要文化遗址，分散在今运城市的芮城、垣曲、夏县、永济、河津等地。《通鉴外纪》提及嫘祖发明蚕丝，“治丝茧以供衣服”。《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可以说，早期养蚕的发端与中华文明起源时期几乎同时。
　　无独有偶，直至中国历史上的近现代时期，江浙一带都是桑蚕的繁育之地。在长江流域，乡间一年四季的生活中能养两次蚕。养蚕缫丝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根据蚕茧收获的质量，销售时价变动较大。倘若几十万只蚕没有上山结茧，则意味着完全没有收入。因此，春蚕能抵半年粮，上忙蚕事，下忙种稻，民间认为“蚕事胜耕田”。自明清以来，蚕神崇拜、蚕室布置、养蚕禁忌等民俗在江浙尤为盛行。每到岁末，人们还要举行“照田蚕”活动来祈求来年的丰收。即便到了十七八世纪，依然可在时人著述中看到，古人食稻而祭先穑，衣帛而祭先蚕。衣食都有由来和凭借，民俗仪式也随之相沿而来。如今的蚕桑养殖，正在逐渐向西部地区移动，江浙一带更着力于高精丝织品的设计开发与加工制造。
　　文化载体
　　今人大多着眼于丝绸带来的美观和效益，将注意力放在穿着打扮上。其实，在古代，“帛”曾经是对所有丝织品的总称，也作为书写载体，记录着中华民族源起之时关于自然和世界的探索与思考。帛，上为“白”，下为“巾”，这种字形和结构组合，从古至今在多种字体书写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始终如一，维持着原初的样子。对于白色丝织品的崇敬，至今在中国多民族的生活区域和重要仪式中仍然可以寻觅到雪泥鸿爪。织帛、缯帛、縠帛等，都是指已经织好的丝织物。帛书、帛画是记录和传承文明极为宝贵的载体。谷帛则是将谷物和布帛并称，来指代人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
　　中文的构词法揭示了人们潜在的认知，用“帛”的词语，并不指生活当中最普遍的或基本的内容，恰恰相反，多指那些最为珍贵和最为珍视的内容。比如“束帛”，以五匹帛为一束，用来聘请、馈赠与酬谢那些有恩于己或极为重视的人物;比如“竹帛”，用来指代书籍，早期的竹片和丝帛，作为纸张发明之前的重要书写载体，通常只有极为精炼和极为珍贵的思想才有机会写在上面，以期流芳后世;再比如“玉帛”，《尚书·尧典》里讲“五玉三帛”，现在人们仍然推崇“化干戈为玉帛”的智慧和气度。由于帛中的锦绣绫罗、绢缣素缯非常珍贵，自先秦之时就长期充当实物货币，具有实质的价值。“绵帛”，意即丝绵绢帛，这些在《史记》《汉书》，乃至《南史》中，从来与微小、细弱、轻飘无关，而是基于高贵的价值用于自谦的全部奉献与牺牲。
　　丝绸，并非仅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泛着流光的轻薄悦目之物，曾经还是洋溢着思想芬芳的高贵精神产物的重要载体。
　　独具特色的文化、漫长的发展历史和绝妙的工艺水平，都让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在今天大放光彩，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数千年来，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不仅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财富，还借助陆地与海洋的丝绸之路广为扩散，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与丝织品有关的项目，例如传承至今的杭罗、宋锦、蜀锦等传统织造技艺与相关民俗仪式中的轧蚕花、扫蚕花地、嫘祖信俗、马头娘传说等，共同构成了中国丝绸文化的总体特质。
　　中国的蚕桑养殖和丝绸织造，不同于一般的纺织品，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简单地来自自然的采集和捕捉，不局限于表面上的御寒保暖或防暑降温，也不是单纯地满足于解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承载着古老文明中的发明与智慧，是多项技术融会贯通的创造与领悟，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性，以书写的文明和制造的文明共同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宋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