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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说新语》以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为古今史家学者所推崇。本文以《世说新语》对历史事件的谬误悖离，和对历史时间、人物背景的主观虚化两个方面，来阐述它更应被看做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冲淡与强化无暇契合的叙事作品，而非《三国志》之类的历史资料。
关键词：《世说新语》；历史真实；艺术真实
《世说新语》撷取富于表现力的生活化细节，刻画出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反映出魏晋时期特有的时代风貌和精神追求，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意义非凡的一颗明珠。古代目录学家自《隋书·经籍志》以来，便将《世说新语》归入“子部小说家类”，鲁迅先生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赋予了《世说新语》以近代意义上“志人小说”的身份。与此同时，古今史学家、文人学者却也从未停止对它史学价值的珍视与信奉。
然而也有人偏执地认为《世说新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对历史生活或现实生活的实录。因此我们在欣赏《世说新语》的妙言隽语的时候，应当明确，这些记载完全是历史。”[1]还有人武断地认为：“《世说》所记载的都是真人真事，没有一项符合小说应该具备的条件。”[2]
一、《世说新语》对历史事件的谬误悖离
《世说新语》中存在着许多明显与史料相悖的情节，这些有的出于作者的主观用意，有的属于偏差谬误，这些正是我们为何不能全然将《世说》定性为史料的原因。然而这些有意为之的“张冠李戴”“虚构假设”，正加强了它作为叙事性的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中写过，诗是活东西，史诚然是诗的骨干，然而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确实存在就断定诗歌的价值，就像是用医学手段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描绘的人体美一样荒谬。《世说新语》虽然不是诗，可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和魅力却是可以统一而论的。
例如，在以曹丕为主要人物的几则故事中，情节“谬误”的情况就频频发生。曹丕是颠覆旧王朝的篡位者，新政权的首位执政者，而拥护原王朝的文人无疑会会竭力丑化篡位者形象，他本人也正是王室贵胄，有这么明显的贬低曹魏的倾向就不足为奇了。
《惑溺》第一则，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3]然而根据史料记载，曹操破邺为建安九年，即公元204年。而在建安十六年时，即公元211年时，曹丕才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并且建安九年，正是曹丕、曹植兄弟太子之争的关键时期，曹丕此时小心谨慎以求大事才是，又怎会与父亲抢美女。此事件在《魏略》《魏晋世语》《魏志春秋》三部史书的说法，基本相同：“曹军破邺，曹丕为先锋，于袁府内室中见甄氏貌美，有意于她，后曹操闻，为纳之。”相比之下，史书的真实性明显远远高于《世说新语》，可也正是这这种富有戏剧性、极具冲突性的文学色彩浓重的故事，才会流传于当时市井民间，达到丑化曹丕、曹操的目的，达到诋毁曹氏集团的效果。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学的魅力、感染力，三曹争夺甄氏的传说，才会流传至今，被编写各种戏剧小说，甚至形成中国古代文学中典型的父子、兄弟争夺美姬的故事，令今人每每谈起便引人遐想。
《贤嫒》第四则，“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存者。太后日： ‘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日：‘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崩，亦竞不临。”[4]《资治通鉴·魏纪》记载曹操在洛阳去世时，“是时太子在邺，军中骚动。凶问至邺，太子号哭不已。时群臣初闻王薨，相聚哭，无复行列。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5]从史料记载中，可以清楚地得知，曹操在洛阳逝世，曹丕在邺。相距千余里，连穿传递噩耗都需要数天，曹丕来不及、也顾不上在曹操将死招魂之际，召幸曹操的美女们。噩耗传至邺城，曹丕的嚎哭不已，和第二天母亲有令才得以继承王位这样的记载。诚如《惑溺》主旨，下属文章都是要体现惑溺的，此时选择文学作品的审美效果而塑造出的淫乱好色、不忠不孝的曹丕形象，远比一个真实的、政权交替中谨慎处事以求掌握大权的太子更加有观赏性。
二、《世说新语》对历史时间、人物背景的模糊虚化
《世说新语》之前出现的史传不同，它既不是“编年”也不按照“国别”记事，而是按照人物品行、容止等大类分列开来。在叙事时序上来看，每一大类都是按照人物所处时代来排序的。然而这些仅仅有条一个一个同类型的小故事之间，是不存在除主题一致之外的其他关联的，每个主题内部的历史时间是确定的，而全书三十六个主题，每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单元。也就是说，当读者阅读完这个主题，转换到下个主题的时候，又被迫重新接受了下一个主题内部时间。最先读到的故事，往往不是最先发生的。在全书的接受过程中，读者的整体时间观念被不停打乱，无法成功建立的。在这个过程中，真实的绝对历史时间也就被颠倒，或者取消了。也可以说《世说新语》全本中实际上是排斥“编年体”的介入的，这从全书几乎都用现在时就可以看出。
不按照编年的记叙方式并不能成为《世说新语》真实性不足的直接证据，然而可以看出作者在世说的编写中对于时间是持主观模糊虚化，甚至是消解的态度的。与史传中“晋献公二年”等历史资料中明确的绝对历史时间相比，《世说》中“周处年少时”“王大将军年少时”“王大将军年少时”“顾荣在洛阳”等，此类对绝对历史时间做出有意识的消解，是显而易见的。时间只在体现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时才有具体意义，刘义庆这种处理手法，正是现代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对于时间处理的常规手法。这更使得这部作品的性质和创作意图更倾向于文学作品，而非为传世纪实而写的历史资料。
除了对于时间和重大历史事件、人物背景的刻意虚化之外，《世说》中还存在不少时间上的谬误。刘孝标除了对《世说》省略掉的背景资料予以补充之外，还纠正了无多谬误。例如《尤悔》第一则，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文帝以毒置诸枣蒂...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6] 史学家考证，诸王来朝的时间是黄初四年年初。曹彰“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借此塑造出的曹丕，阴狠狡诈心狠手辣，甚至不惜在母亲面前谋杀她的小儿子，其心之狠厉可窥一斑，然而我们只能将其看做是塑造曹丕负面形象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因为文中的时节与常理和现实生活中的节气明显相悖。依照农桑节气，枣树5月末期到6月中旬开花，8月末9月中才会结果，曹丕年初就来谋杀亲弟的手段还长在树上，连花还未开更难说结果了。且不说古代气温较现在寒冷，单在母亲面前谋害弟弟的做法，就实在不像“狡诈”的曹丕所行之事。刘孝标也引用了吴人孙盛所作的《魏晋世语》给另外一个解释：“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得见，有此忿惧而暴薨。”绝对历史时间的模糊，不仅没有提供“现在时”的真实感，反而细节中出现的时节谬误，也直接挫伤了《世说新语》作为史料的真实性。
《世说新语》的立体志人之法，早于《红楼梦》一千多年实现了“写好人不必全好，写坏人未必全坏”的真实效果，撷取具有代表性的场景片段，与史书相得益彰的丰富了魏晋时期的文士形象和社会风貌。“唐修《晋书》采录《世说》人书共四百余事，超过《世说》全书的三分之一”[7]，可见它作为研究魏晋历史的一手资料是极其珍贵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作为成功的叙事文学，所提供给古今读者的审美享受，对于历史真实的冲淡与艺术真实的强化，在《世说新语》中寓于和谐统一，强化了它的文学价值。相比将其当做史料去“使用”，将其作为文学去“欣赏”才更能享受它的意趣。
参考文献：
[1]孙守让《文史互济相得益彰—<世说新语>与历史的真实性》[J].《阅读与写作》，2006（4）：4-5.
[2]法子.魏晋风度的探究—简评<世说新语>的整体研究[J].江海学报，1995（4）.
[3]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第一则[M].中华书局，2011，5，1（1）.
[4]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嫒第四则[M].中华书局，2011，5，1（1）.
[5]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六十九卷[M].岳麓书社，2009，1，1（1）.
[6]刘义庆.世说新语·尤悔第一则[M].中华书局，2011，5，1（1）.
[7]柳士镇《<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J].《中州学刊》，1998（6）.
关键词：《世说新语》；历史真实；艺术真实
《世说新语》撷取富于表现力的生活化细节，刻画出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反映出魏晋时期特有的时代风貌和精神追求，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意义非凡的一颗明珠。古代目录学家自《隋书·经籍志》以来，便将《世说新语》归入“子部小说家类”，鲁迅先生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赋予了《世说新语》以近代意义上“志人小说”的身份。与此同时，古今史学家、文人学者却也从未停止对它史学价值的珍视与信奉。
然而也有人偏执地认为《世说新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对历史生活或现实生活的实录。因此我们在欣赏《世说新语》的妙言隽语的时候，应当明确，这些记载完全是历史。”[1]还有人武断地认为：“《世说》所记载的都是真人真事，没有一项符合小说应该具备的条件。”[2]
一、《世说新语》对历史事件的谬误悖离
《世说新语》中存在着许多明显与史料相悖的情节，这些有的出于作者的主观用意，有的属于偏差谬误，这些正是我们为何不能全然将《世说》定性为史料的原因。然而这些有意为之的“张冠李戴”“虚构假设”，正加强了它作为叙事性的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中写过，诗是活东西，史诚然是诗的骨干，然而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确实存在就断定诗歌的价值，就像是用医学手段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描绘的人体美一样荒谬。《世说新语》虽然不是诗，可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和魅力却是可以统一而论的。
例如，在以曹丕为主要人物的几则故事中，情节“谬误”的情况就频频发生。曹丕是颠覆旧王朝的篡位者，新政权的首位执政者，而拥护原王朝的文人无疑会会竭力丑化篡位者形象，他本人也正是王室贵胄，有这么明显的贬低曹魏的倾向就不足为奇了。
《惑溺》第一则，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3]然而根据史料记载，曹操破邺为建安九年，即公元204年。而在建安十六年时，即公元211年时，曹丕才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并且建安九年，正是曹丕、曹植兄弟太子之争的关键时期，曹丕此时小心谨慎以求大事才是，又怎会与父亲抢美女。此事件在《魏略》《魏晋世语》《魏志春秋》三部史书的说法，基本相同：“曹军破邺，曹丕为先锋，于袁府内室中见甄氏貌美，有意于她，后曹操闻，为纳之。”相比之下，史书的真实性明显远远高于《世说新语》，可也正是这这种富有戏剧性、极具冲突性的文学色彩浓重的故事，才会流传于当时市井民间，达到丑化曹丕、曹操的目的，达到诋毁曹氏集团的效果。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学的魅力、感染力，三曹争夺甄氏的传说，才会流传至今，被编写各种戏剧小说，甚至形成中国古代文学中典型的父子、兄弟争夺美姬的故事，令今人每每谈起便引人遐想。
《贤嫒》第四则，“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存者。太后日： ‘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日：‘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崩，亦竞不临。”[4]《资治通鉴·魏纪》记载曹操在洛阳去世时，“是时太子在邺，军中骚动。凶问至邺，太子号哭不已。时群臣初闻王薨，相聚哭，无复行列。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5]从史料记载中，可以清楚地得知，曹操在洛阳逝世，曹丕在邺。相距千余里，连穿传递噩耗都需要数天，曹丕来不及、也顾不上在曹操将死招魂之际，召幸曹操的美女们。噩耗传至邺城，曹丕的嚎哭不已，和第二天母亲有令才得以继承王位这样的记载。诚如《惑溺》主旨，下属文章都是要体现惑溺的，此时选择文学作品的审美效果而塑造出的淫乱好色、不忠不孝的曹丕形象，远比一个真实的、政权交替中谨慎处事以求掌握大权的太子更加有观赏性。
二、《世说新语》对历史时间、人物背景的模糊虚化
《世说新语》之前出现的史传不同，它既不是“编年”也不按照“国别”记事，而是按照人物品行、容止等大类分列开来。在叙事时序上来看，每一大类都是按照人物所处时代来排序的。然而这些仅仅有条一个一个同类型的小故事之间，是不存在除主题一致之外的其他关联的，每个主题内部的历史时间是确定的，而全书三十六个主题，每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单元。也就是说，当读者阅读完这个主题，转换到下个主题的时候，又被迫重新接受了下一个主题内部时间。最先读到的故事，往往不是最先发生的。在全书的接受过程中，读者的整体时间观念被不停打乱，无法成功建立的。在这个过程中，真实的绝对历史时间也就被颠倒，或者取消了。也可以说《世说新语》全本中实际上是排斥“编年体”的介入的，这从全书几乎都用现在时就可以看出。
不按照编年的记叙方式并不能成为《世说新语》真实性不足的直接证据，然而可以看出作者在世说的编写中对于时间是持主观模糊虚化，甚至是消解的态度的。与史传中“晋献公二年”等历史资料中明确的绝对历史时间相比，《世说》中“周处年少时”“王大将军年少时”“王大将军年少时”“顾荣在洛阳”等，此类对绝对历史时间做出有意识的消解，是显而易见的。时间只在体现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时才有具体意义，刘义庆这种处理手法，正是现代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对于时间处理的常规手法。这更使得这部作品的性质和创作意图更倾向于文学作品，而非为传世纪实而写的历史资料。
除了对于时间和重大历史事件、人物背景的刻意虚化之外，《世说》中还存在不少时间上的谬误。刘孝标除了对《世说》省略掉的背景资料予以补充之外，还纠正了无多谬误。例如《尤悔》第一则，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文帝以毒置诸枣蒂...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6] 史学家考证，诸王来朝的时间是黄初四年年初。曹彰“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借此塑造出的曹丕，阴狠狡诈心狠手辣，甚至不惜在母亲面前谋杀她的小儿子，其心之狠厉可窥一斑，然而我们只能将其看做是塑造曹丕负面形象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因为文中的时节与常理和现实生活中的节气明显相悖。依照农桑节气，枣树5月末期到6月中旬开花，8月末9月中才会结果，曹丕年初就来谋杀亲弟的手段还长在树上，连花还未开更难说结果了。且不说古代气温较现在寒冷，单在母亲面前谋害弟弟的做法，就实在不像“狡诈”的曹丕所行之事。刘孝标也引用了吴人孙盛所作的《魏晋世语》给另外一个解释：“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得见，有此忿惧而暴薨。”绝对历史时间的模糊，不仅没有提供“现在时”的真实感，反而细节中出现的时节谬误，也直接挫伤了《世说新语》作为史料的真实性。
《世说新语》的立体志人之法，早于《红楼梦》一千多年实现了“写好人不必全好，写坏人未必全坏”的真实效果，撷取具有代表性的场景片段，与史书相得益彰的丰富了魏晋时期的文士形象和社会风貌。“唐修《晋书》采录《世说》人书共四百余事，超过《世说》全书的三分之一”[7]，可见它作为研究魏晋历史的一手资料是极其珍贵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作为成功的叙事文学，所提供给古今读者的审美享受，对于历史真实的冲淡与艺术真实的强化，在《世说新语》中寓于和谐统一，强化了它的文学价值。相比将其当做史料去“使用”，将其作为文学去“欣赏”才更能享受它的意趣。
参考文献：
[1]孙守让《文史互济相得益彰—<世说新语>与历史的真实性》[J].《阅读与写作》，2006（4）：4-5.
[2]法子.魏晋风度的探究—简评<世说新语>的整体研究[J].江海学报，1995（4）.
[3]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第一则[M].中华书局，2011，5，1（1）.
[4]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嫒第四则[M].中华书局，2011，5，1（1）.
[5]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六十九卷[M].岳麓书社，2009，1，1（1）.
[6]刘义庆.世说新语·尤悔第一则[M].中华书局，2011，5，1（1）.
[7]柳士镇《<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J].《中州学刊》，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