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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亘古以来人们身萦耳绕的永恒话题。这个貌似简单明了、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历史的长河里大起大落，沉浮无主，迷惑过政治家的眼睛，堵塞过盲从人的耳朵，也深深地刺伤过圣洁文人的心灵。曾经的谈虎色变使得桀骜不驯的作家销声匿迹，迫不得已的作家磨圆棱角，溜须拍马之人阿谀奉承，文学一度失去自我。文学与政治到底应该以何种关系昭示于人？部分土改叙事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绘制了蓝图。
关键词：文学与政治；土改叙事；殊途同归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明显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变革运动，其本身包含的政治性不言而喻。四十年代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八十年代张炜的《古船》便是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土地改革的两部文学作品，二者展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心灵世界，许多学者把这种具有逆向思维的文化现象称为对历史的颠覆。这种逆向思维是“每个历史节点的创新或每次文学史的“重写”，是一种“翻鏊子”现象。回到作者写作的历史语境，不难发现，两部土改作品都是作者对当时历史的补充、续写。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两种情感氛围？这便体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 政治自觉环境下引发文学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暴风骤雨》成书于一九四八年，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的进行时期，作家身居深山，视野必然有所局限，再加上经过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此时的文学政治化已经确立且已经根深蒂固。高度敏感的政治政策方针，还有作者本人对政治性方针的内化，作品不免具有官方意识形态。不容置疑的政治性，使得文学作品出现了闪耀着完美党性光芒的救世主萧队长。单从文学性说，这样超现实的完美人物形象可能会造成文学作品的片面性。但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党干部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并且可能性极大。那个年代，人们以政治为信仰，以上级大政方针为指明灯，无论是作者，还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故事人物，其本身都带有一种无意识的政治化，是在一种刻意追随之后的顺其自然，是惯性的，无意识的。这样一种全民性、集体性的意识形态的介入，对文学是有益的，能促进某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这一时期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从相互尖锐到磨合的自然联合，没有谁指导谁，谁附和谁，是顺理成章的。
《暴风骤雨》的倾向性、思想性、以及艺术性，是文学的历史参与对历史事实的艺术性表达，是作家的使命之一。在意识形态、政治标准下进行文学创作，不是优为政治考虑，当然也收到了一些政治性宣传的效果，但更主要的是这种内在化的政治性艺术表达，正是文学蔓延徘徊终于进入正轨的前进性的标志。文学与政治不是哪一方的趋向，或是某一方的主动接近，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不谋而合”。作家借助当时的创作环境，以一定的文学历史视野、学科话语，建构独立的文学作品，自然染上了意识形态的趋向性，但这丝毫不影响文学作品的主体性、独立性、艺术性，作为读者的我们，更不能用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来贬低作品的艺术性。
二、 政治边缘化下实现了文学的柔性发展
《古船》成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时候的中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文学与政治的轨道难免会产生小偏离。正是这种小偏离，引发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大解冻。而《古船》也正是解冻后的产物。经历过了三十多年的历史沉淀，张炜在《古船》中对于土地改革的叙述，是沉重的，有明显的反思历史与政治的倾向。在一个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更自由的政治语境下回头重新审视历史，这样对历史的深远瞭望，既是对现实困扰的回答，更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新思索。
《古船》整体氛围都是沉重的。隋抱朴一生都卸不下的沉甸甸的负罪感是历史造成的，更是政治造成的。不负责任的领导，心狠手辣的贫民翻身代表赵多多，暴虐残忍的返乡团，无辜受打，却仍愧对乡亲们的地主后代隋抱朴。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情节只有在张炜的笔下，也只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长廊里出现。这样貌似逆政治化的文学书写，是否意味着文学已经完全挣脱“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使命，而完成了文学自身的回归？显然这样的说法夸大其词。张炜所秉持的这种以文学审视政治的土改叙事立场，仍有其严肃的政治立场，正是这急迫的政治立场，才激发作者保护文学政治性的责任心，以己之力加强文学自律性。社会的转型要求文学作者以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典重塑历史，这是文学与政治又一个时期的磨合。
文学与政治，这是两条不同的轨道，时而逆行，时而平行，时而相交。但总要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断磨合，以期在一个更稳定的政治空间下开辟一个更广阔、更深邃的言說空间。八十年代的《古船》是系统的政治化工程的一部分，与同时期的文学一起，重塑新时代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正当性力量。
三、 文学与政治相互影射下的不谋而合
文学与政治是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文学作品在特定时期的阶级性是其时代特色的脚印，正是这种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才酿就了文学殿堂的琳琅满目，纷呈异彩。文学与政治在土改叙事下呈现的多维度、多视角的关系，生动呈现了文学思想进程中的沿因变革及其与时代主题疏离、汇通的多维景象，并深深影响和规约着文学的创作实践。文学与政治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实现完善自我情况下的殊途同归，共同促进现当代文学的繁荣、绽放。
综上所述，文学的审美性特征与政治的权威性特质不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文学不会出现在真空里，不会脱离一定时期的政治而独立生存，政治也需要文学审美特征的美化和装饰。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平等的，是同一水平下的两种空间在一定历史上的殊途同归。政治不用领导文学，文学也不用附和政治。高度发展的文学一定符合当时的政治水平，而一定的政治水平，也定会不自觉进入文学的言说空间。人为的力量可以纠正，却不可总是过分介入。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定会实现完美契合。
参考文献：
[1]周立波.暴风骤雨[M].天津：外国文学评论，2006，（4）：10-13.
[2]张炜.古船[M].天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
[3]阎浩岗.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视野与互文性方法——以土改叙事研究为例[J].北京：中国文学批评，2015，（4）.
关键词：文学与政治；土改叙事；殊途同归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明显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变革运动，其本身包含的政治性不言而喻。四十年代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八十年代张炜的《古船》便是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土地改革的两部文学作品，二者展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心灵世界，许多学者把这种具有逆向思维的文化现象称为对历史的颠覆。这种逆向思维是“每个历史节点的创新或每次文学史的“重写”，是一种“翻鏊子”现象。回到作者写作的历史语境，不难发现，两部土改作品都是作者对当时历史的补充、续写。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两种情感氛围？这便体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 政治自觉环境下引发文学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暴风骤雨》成书于一九四八年，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的进行时期，作家身居深山，视野必然有所局限，再加上经过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此时的文学政治化已经确立且已经根深蒂固。高度敏感的政治政策方针，还有作者本人对政治性方针的内化，作品不免具有官方意识形态。不容置疑的政治性，使得文学作品出现了闪耀着完美党性光芒的救世主萧队长。单从文学性说，这样超现实的完美人物形象可能会造成文学作品的片面性。但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党干部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并且可能性极大。那个年代，人们以政治为信仰，以上级大政方针为指明灯，无论是作者，还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故事人物，其本身都带有一种无意识的政治化，是在一种刻意追随之后的顺其自然，是惯性的，无意识的。这样一种全民性、集体性的意识形态的介入，对文学是有益的，能促进某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这一时期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从相互尖锐到磨合的自然联合，没有谁指导谁，谁附和谁，是顺理成章的。
《暴风骤雨》的倾向性、思想性、以及艺术性，是文学的历史参与对历史事实的艺术性表达，是作家的使命之一。在意识形态、政治标准下进行文学创作，不是优为政治考虑，当然也收到了一些政治性宣传的效果，但更主要的是这种内在化的政治性艺术表达，正是文学蔓延徘徊终于进入正轨的前进性的标志。文学与政治不是哪一方的趋向，或是某一方的主动接近，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不谋而合”。作家借助当时的创作环境，以一定的文学历史视野、学科话语，建构独立的文学作品，自然染上了意识形态的趋向性，但这丝毫不影响文学作品的主体性、独立性、艺术性，作为读者的我们，更不能用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来贬低作品的艺术性。
二、 政治边缘化下实现了文学的柔性发展
《古船》成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时候的中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文学与政治的轨道难免会产生小偏离。正是这种小偏离，引发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大解冻。而《古船》也正是解冻后的产物。经历过了三十多年的历史沉淀，张炜在《古船》中对于土地改革的叙述，是沉重的，有明显的反思历史与政治的倾向。在一个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更自由的政治语境下回头重新审视历史，这样对历史的深远瞭望，既是对现实困扰的回答，更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新思索。
《古船》整体氛围都是沉重的。隋抱朴一生都卸不下的沉甸甸的负罪感是历史造成的，更是政治造成的。不负责任的领导，心狠手辣的贫民翻身代表赵多多，暴虐残忍的返乡团，无辜受打，却仍愧对乡亲们的地主后代隋抱朴。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情节只有在张炜的笔下，也只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长廊里出现。这样貌似逆政治化的文学书写，是否意味着文学已经完全挣脱“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使命，而完成了文学自身的回归？显然这样的说法夸大其词。张炜所秉持的这种以文学审视政治的土改叙事立场，仍有其严肃的政治立场，正是这急迫的政治立场，才激发作者保护文学政治性的责任心，以己之力加强文学自律性。社会的转型要求文学作者以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典重塑历史，这是文学与政治又一个时期的磨合。
文学与政治，这是两条不同的轨道，时而逆行，时而平行，时而相交。但总要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断磨合，以期在一个更稳定的政治空间下开辟一个更广阔、更深邃的言說空间。八十年代的《古船》是系统的政治化工程的一部分，与同时期的文学一起，重塑新时代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正当性力量。
三、 文学与政治相互影射下的不谋而合
文学与政治是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文学作品在特定时期的阶级性是其时代特色的脚印，正是这种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才酿就了文学殿堂的琳琅满目，纷呈异彩。文学与政治在土改叙事下呈现的多维度、多视角的关系，生动呈现了文学思想进程中的沿因变革及其与时代主题疏离、汇通的多维景象，并深深影响和规约着文学的创作实践。文学与政治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实现完善自我情况下的殊途同归，共同促进现当代文学的繁荣、绽放。
综上所述，文学的审美性特征与政治的权威性特质不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文学不会出现在真空里，不会脱离一定时期的政治而独立生存，政治也需要文学审美特征的美化和装饰。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平等的，是同一水平下的两种空间在一定历史上的殊途同归。政治不用领导文学，文学也不用附和政治。高度发展的文学一定符合当时的政治水平，而一定的政治水平，也定会不自觉进入文学的言说空间。人为的力量可以纠正，却不可总是过分介入。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定会实现完美契合。
参考文献：
[1]周立波.暴风骤雨[M].天津：外国文学评论，2006，（4）：10-13.
[2]张炜.古船[M].天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
[3]阎浩岗.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视野与互文性方法——以土改叙事研究为例[J].北京：中国文学批评，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