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钱先生去东北工业区考察。当时国防工业领域的专家,都是“苏联专家”。考察过程中,钱先生说:“这些事情我们也能做,要这么多苏联专家干什么?”
　　
　　中科院力学所退休研究员谈庆明先生,与钱学森共事10年,1956年力学所创建,谈庆明先生就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工作。同样经历了新中国科学技术从无到有的艰苦岁月,也同样走过黑白颠倒的狂热年代,谈先生对钱学森的理解,有着切肤之情。他眼中的钱学森,是一个立体的人。
　　《新民周刊》:听说钱先生是非常严肃的人。
　　谈庆明:对,当时我们很多同事都很怕他,他批评人的时候非常严厉,不留情面,我就被他当着很多人在会议上批评过。他的思维逻辑非常缜密,但他又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在一个会议上,有权威批评钱先生,他马上抢话筒,说,不对,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新民周刊》:对于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代来说,提到钱学森,就一定会联系到两弹一星,我们以为他当时从美国回到祖国,接到的任务就是开启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史事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吧?
　　谈庆明:不是这样。钱先生回到祖国之初,兴趣应该在改造和振兴整个民用工业。力学所刚刚建立的时候,钱先生给我的老师郭永怀下达的任务,是研究化学流体力学,他希望把在美国学到的航天导弹技术,应用在民用工业中。
　　后来有一个机会,请钱先生去东北工业区考察,他去了几个月。当时国防工业领域的专家,都是“苏联专家”。考察过程中,钱先生说:“这些事情我们也能做,要这么多苏联专家干什么?”陪同的一位同志听到此话,非常紧张,但又不敢不汇报。钱先生的话被中央知道后,领导很高兴,说就等着他这句话呢。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刻,钱先生回京后立即被陈赓将军接见,陈赓将军说,他代表彭德怀接见钱先生,邀请他出任国防工业部第五研究分院院长。
　　他是服从分配的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在中国的航天导弹事业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1956年,有人提出,应该把制造飞机作为最重要的建设任务,但钱先生不同意这个想法。他干这个的,他很懂,他说飞机和导弹都要发展,但现在研制飞机,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研制导弹更现实一些,应该先发展导弹。
　　《新民周刊》:钱先生对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的规划,是非常务实的,但从流传的关于钱先生在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言论看,他似乎又不够理性,这是为什么?
　　谈庆明:钱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高瞻远瞩,对我们国家的国防事业作了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也说过错话,但并不能掩盖他的贡献。
　　昨天(11月2日)下午,我们一些老同事开了一个会,研讨钱先生的经历和精神。会上,钱先生的第一任秘书张可文说,钱先生在美国受到5年的迫害,有严重的反美情绪,所以,他非常佩服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敢跟美国对着干。我们都没有钱先生这样的经历,我们不能体会他的心情,他因为反美,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毛泽东无限服从,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1967年以后,我与钱先生就很少见面了,他主要的精力都在两弹研制那边,跟我们这些老同事几乎没有接触。他的生活与外界接触很少,不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受到迫害,但互相之间还有一点交流,可以更好地看清楚时事。
　　《新民周刊》: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侧面,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钱先生也不能例外。
　　谈庆明:是的。从学术上说,钱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在美国的10年,他和他的老师冯.卡门一起,成为美国航天导弹的奠基人之一。他又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回国以后,他参与的科技发展规划,对于今天中国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他的身上,也必然有时代的影子,每一个人都是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