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一个名叫“蒋海澄”的爱画画的青年人,第一次用“艾青”的笔名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自此轰动诗坛。“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的这句诗,曾打动了无数人,令人们感受到诗人火一般的激情。
　　然而,这位在中国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诗人,却给他的儿子、承继了父亲艺术才华的著名油画家艾轩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与伤痛。2010年4月10日,艾轩细诉了他与父亲艾青之间的恩怨纠葛。
　　1935年,25岁的艾青听从父母之命,与张竹茹结婚。1936年,艾青在常州武进女子师范当国文老师,与女学生韦嫈(真名张月琴),即艾轩的母亲相识、相爱。1939年,29岁的艾青与18岁的韦嫈结婚,相继生下女儿艾清明、儿子艾端午。1947年,艾轩在河北深县小李庄出生。
　　1955年,艾青与韦嫈离婚,艾轩和姐姐艾清明、哥哥艾端午被判给了父亲,妹妹艾梅梅则归母亲抚养。同年,艾青与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高瑛相识。1956年3月27日,艾青与高瑛结为夫妻。
　　1945年,我父亲和母亲奉命先后从延安奔赴华北解放区。到河北张家口后,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他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与母亲的关系一度紧张。1947年11月11日,母亲生我的时候,他提了一罐鸡汤过来看我,手在空中比划着说,11月11日,不就是一个圭(音gui)字吗?就叫艾圭圭吧!就因为这个名字,我经常被同学耻笑,说我是“艾乌龟”。上初中时,我向母亲要求改名字,姐姐就给我取名为“艾轩”。
　　他与母亲的感情产生了纠葛,我却在这时来到了人间。所以,他把我当成是感情失败经历的一座“标志性建筑”,从没有正眼瞧过我。大概一岁多的时候,他和母亲两人都忙于革命,我被送到华北保育院抚养。
　　1949年进入北京后,他和母亲关系有所缓和,两人跑到保育院找到了我。当时我蹲在一个角落里,由于营养不良,我的双脚不能长时间站立,两人把我抱回了家。没过多久,他与母亲的关系再度僵化,又把我寄送到幼儿园,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回到家里,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冷冷的,让我感觉自己是多余的。我5岁时,有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突然把我拎起来,锁在黑漆漆的壁橱里,任我哭喊他都不开,直到我哭着睡着了,也不知道自己后来是怎么出来的。
　　还有一次,我和他坐在一个桌上吃早餐,我说:“爸爸杯中的牛奶比我多。”他听了站起来,把自己的牛奶倒入我的杯中,眼睛却盯着我,牛奶一直倒,最后牛奶溢了一桌子,他自己却坐到沙发上看报去了。白色的牛奶洒了一桌子,那刺眼的颜色我一辈子都记得。
　　1956年,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他要我们喊她“王阿姨”。实际上她叫高瑛,只是为了不让我们到处说,才要我们这样喊。起初,继母对我们挺好,后来却对我们越来越“冷”。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智利诗人聂鲁达来我家,高阿姨怕我们丢脸,把我们兄妹三人锁在了侧屋,不让我们出来。半夜,她把我们从被窝里拎出来搜身,拷问我们是不是偷吃了苹果。加之他们两人因为争夺存款,经常发生“战争”,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兄妹三人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得知母亲已调到天津,我们决定去投奔她。
　　那天凌晨,我们收拾了东西准备去天津,父亲知道我们要走,但始终没有出来与我们道别。我们带着怨恨离开了那个地方。
　　此后多年,我们几乎没有联系。在我的记忆里,我跟他只见过四次面。1978年,我在成都军区文化部创作组担任美术创作员,回北京探亲。听说他从新疆偷偷回来治眼睛,我跑去看他,看着一身军装的我,他吓了一跳,问:“同志,你找谁?”当我说我是“圭圭”时,他异常兴奋。我推测,他见自己的儿子是解放军,而自己却是“右派”,感到特别刺激。
　　上世纪80年代,他又恢复了往日的风光。但之后的两次见面,都在不愉快中结束,所以我告诉自己,不要再去那个“家”。最后一次见面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要艾未未(艾轩同父异母的弟弟)告诉我,他看了我的画很震撼,他很想我。后来我也知道,他跟别人说过小时候他们对我不好。为了不让老爷子扫兴,我又一次踏进他家。那时候他已经坐在轮椅上,高阿姨告诉他:“这是圭圭,来看你了。”他回了一句,“圭圭也长大了啊!”当时,我都快50岁了。高阿姨拿出我的画问他好看吗?他说:好看。我能感觉到,他有很多话想说,可高阿姨在身边,他不敢开口。这是他清醒时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和他这辈子都没有说上一句知心话,很遗憾。
　　摘自《三湘都市报》201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