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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夫人汤国梨（1883-
1980），1883年生于上海，经历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巨变，并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本文叙述她的革命经历与爱国情怀，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章太炎的革命业绩和爱国情操。
为妇女争取权利受到
孙中山的赞扬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汤国梨衷心拥护共和，紧紧追随孙中山，于民国元年3月，与吴芝瑛、陈撷芬等各界妇女代表120多人上书孙中山，代表妇女发出“女界参政”的时代呼声，希望在参议院和国会开会时，“为女界预留旁听席及参政席”，使“中华女子有完全的参政权”等等。
孙中山收到她们的信后，立即复信说：“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是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炯，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故拨助五千元为该社扩充公益之用。”并亲切鼓励她们“宜力行无倦，以光吾国，而促进步”。
在孙中山的鼓励下，由张昭汉（张默君）、汤国梨等发起的“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于3月16日正式成立，张昭汉、杨季威为正、副社长，汤国梨与唐群英为编辑部部长。“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社址当时设立在上海北四川路洁吉里。不久，该社发起创办了神州女学，由张昭汉任校长，汤国梨任教员，校址设在北四川路宜乐里后德仁里昆字48号。汤国梨当时也居住在该校。同年秋天，协济社又创办了《神州女报》，张昭汉任经理，汤国梨任编辑。
《神州女报》第1期出版于1912年11月，内容分为社论、时评、国内外纪事、传记、小说、文苑、译丛等，宗旨是宣传妇女解放，歌颂辛亥志士，维护共和，抨击时弊。汤国梨除了担任繁重的编辑任务外，也经常为该报撰写文章。“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以及袁世凯借款事暴露后，《神州女报》即以大量篇幅加以谴责，汤国梨亦在报上撰《时事感言》五律一首：
列国竞雄长，
天涯逐鹿忙。
登场多傀儡，
当道有豺狼。
未建中兴业，
先教半壁亡。
民膏恣吸取，
酿酒供谁尝。
当时妇女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和保障的，“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和《神州女报》为争取妇女权益曾作过不少努力。当时有一个叫陈绚云的社员，她的丈夫关瑞麟于海外另娶洋妇，将陈遗弃。汤国梨等人便将此事详细写成传单，广为散发，又于5月25日在神州女学会堂召开了300多人的大会，邀请各界参加，会上请受害者陈述历史，然后由各界人士在会上发表见解。汤国梨亦在会上发表演说，大家一致谴责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会后散发了《通告书》，决议由协济社社员集资为陈绚云延请律师，进行辩护，向法院起诉要求关某以四分之一家财作为陈氏赡养费（因关某尚有二子女），并将关某行为详告洋妇，若得不到公平解决，誓不中止。
汤国梨等还将此事在《神州女报》上披露。在强大社会舆论面前，诉讼得到了胜利，为妇女争了口气。这些活动，虽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地位，但这种敢于向旧势力挑战，敢于维护妇女权益的行为，实开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
与章太炎结为伉俪
1913年，汤国梨30岁那年，在她生活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年春天，由同学张昭汉的父亲张通典（孙中山的秘书长）作媒，介绍她与刚出牢狱的章太炎结婚。
这件婚事，汤国梨是怎么考虑的呢？她曾说过：“关于择配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比汤国梨长15岁），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办《民报》宣传革命，其精神骨气与渊博的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
于是，在1913年6月15日，汤国梨与章太炎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了婚礼。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和其他男女宾客2000多人均来祝贺，盛况空前。婚礼由蔡元培为证婚人，婚书由章太炎自撰，词华典雅，成一时美谈。当天夜晚，章太炎在“一品香”宴客。婚宴上女校老同学一致提议，请新人即席赋诗。章太炎当即起立赋诗曰：
吾生虽稊米，
亦知天地宽。
振衣涉高岗，
招君云之端。
汤国梨亦当场咏读她的旧作《隐居诗》以酬宾客：
生来淡泊习蓬门，
书剑携将隐小村。
留有形骸随遇适，
更无怀抱向人喧。
消磨壮志余肝胆，
谢绝尘缘慰梦魂。
回首旧游烦恼地，
可怜几辈尚争存。
这真是诗如其人，其不图富贵的高洁风骨，更赢得了人们对她的敬重。
威武不屈的气节
婚礼后，章太炎与汤国梨度过短暂的蜜月后，又各自忙于当时的政治活动了。这时清政府虽被推翻，胜利成果却落在袁世凯的手中。直到“宋案”发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才醒悟革命尚未成功，开始策划武力讨袁。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首先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7月15日，黄兴赶到南京响应。7月22日，上海讨袁军围攻江南制造局。章太炎发表《讨袁檄文》和《讨袁宣言》两则，重新操笔，支持各地讨袁革命。不久，各地讨袁的军事行动均失利，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再度流亡海外，临行前也来劝章太炎同行。章太炎说：“中国既已光复，而犹亡命在外，我不为也。”反而表示要北上面责袁世凯。汤国梨一再劝他慎重为之，他说：“革命哪顾得安危，况上海、北京均在袁氏势力之下。而今事出非常，明知虎穴，义不容辞。我志已决，子勿多虑。”遂匆匆前往北京，此时距他们俩新婚仅1个多月，但此别竟长达3年之久。 章太炎入京即遭袁世凯羁禁。这对刚刚成婚的汤国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一时手足无措，急忙派遣家人去章太炎家乡向族中诸长者商议营救办法，所获结果是：“族中已决定将他开除出族！”这真是雪上加霜，使人更增忧愤。袁世凯幽禁章太炎后，尚不敢贸然下毒手，千方百计诱汤国梨进京，妄图一并加以控制。汤国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袁氏为谋久羁先生，乃诱胁其接眷入京。于是常有自称为章先生门人或挚友者来，或问余通讯情况，或愿代递秘密信件，意似殷勤。但余与先生结婚仅逾月而别，尚未识其所谓挚友与门人，亦无秘密信件之待寄，故惟惟而已。后有《大共和报》、《神州日报》程某、蔡某等人迭造我门，告曰：‘章先生已得当局谅解，且将升以要职，车马、洋房均已布置就绪，先生亦乐于接受，惟当局必须家属到京，方克成事，故望夫人早日成行耳。’言颇不伦，益增疑惧。盖促余北上者，欲以此息先生南归之念，以掩幽禁之名耳！……”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的3年中，被4易囚所，他两次绝食，两次逃跑，宁死不屈；汤国梨与章太炎共命运同呼吸，亦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这期间汤国梨为了家庭生计，曾先后到陈其美、谢天锡家当家庭教师，并一直承担着赡养母亲的责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一片反对声中，一命呜呼，章太炎意外地获得了新生。汤国梨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曾将章太炎为袁氏幽禁3年期间的书信，郑重地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题名为《章太炎先生家书》，并亲撰《叙言》，说：“顾余之珍重此家书者，期与先生相见时，作共诉甘苦之印证；留示子孙，使知先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气节；传之社会，可见专制统治者之蛮横暴敛。然则此家书亦史书也。”
成为章太炎得力助手
1916年7月初，章太炎返回上海，受到上海各界的盛大欢迎。从这时开始，汤国梨作为章太炎革命事业的支持者与得力助手，随章太炎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并接待了许多名流显要。客人中有许多近代史上极有影响的人物，如孙中山、黄兴、于右任、蔡元培、廖仲恺、李烈钧、柳亚子、陈独秀等等。汤国梨的贤慧能干，总是博得客人们的赞誉，同时客人们也给她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
此时，虽然袁世凯已经死了，但政权仍然落在军阀、官僚、政客手中。章太炎回家未住满一月，为了革命事业，又去西南和南洋各地争取革命力量，一去又近半年。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兵入京，7月发动兵变，宣布复辟。孙中山决定组织“护法”。章太炎在孙中山官邸商讨“护法”大计，最后竟与汤国梨不辞而别，随孙中山赴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并担任秘书长。汤国梨是从报上获悉章太炎随孙中山登舰南下的，家中只剩下她和出生未满3个月的儿子，还有一位病榻呻吟的老母。章太炎这次出走又长达一年零三月之久。
幼儿尚在襁褓，老母亲又瘫痪在床，章太炎出生入死在南方，自己又多病，一副沉重的家庭担子完全落在汤国梨纤弱的肩上。但使她感到比肩负家庭担子更沉重的是，对章太炎安危的无时无刻的难以名状的忧虑。
1918年10月，章太炎万分痛心地回到上海，护法运动失败了。南方军阀背叛了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逼走了孙中山。现实使孙中山和章太炎夫妇都认识到南北军阀为一丘之貉，革命不能依靠军阀。但应该依靠谁来救中国呢？章太炎夫妇深感迷惘。章太炎回顾自己一生，早年投身革命，遭受七次追捕，三入牢狱，换来的只是清朝皇帝换成了洪宪皇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环顾海内，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些现实，使他心灰意乱，竟愤然闭门谢客，陷入深深的彷徨与苦闷之中。
汤国梨此时在迷惘中常以诗词自遣，但是怎样才能将祖国从贫困和苦难中彻底解救出来？怎样才能振兴中华？怎么才能唤起民众翻身做主？这已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所无法解答和无法肩负的历史使命了。但这个道理，对当时的章太炎和汤国梨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由失望到消沉
护法运动失败后，章太炎与汤国梨消沉了一个时期。当时南北军阀争夺越来越烈，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主权，弄得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章太炎目睹现状，忍无可忍，奋起斗争。他今日痛斥北洋政府，明日抨击南方军阀；又极力提倡“省治”，倡立“省宪”，鼓吹“联省自治”，企图用以削弱南北军阀势力。结果南北军阀都不喜欢他，但为了利用他的声望和主张，又纷纷来拉拢他。
“省治”、“省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作为当时一种政治思潮，曾鼓噪一时；但这种政治主张，不能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能适应世界进步的潮流。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很快由合民意始，到背叛民意终，反成了政客官僚的喉舌。所以“五省联军都督”孙传芳来请章太炎去“修订礼教”和“主持投壶典礼”时，人民与他隔膜了，青年对他陌生了，革命派对他失望了。悲哀与失望使章太炎以前以革命家现身的一股锐气也黯然失色。这虽然是时代造成的悲剧，但也说明一个人思想上的停滞，必将导致政治上的落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一夜间顿时腥风血雨，工农大众血流成河。章太炎的“联省自治”理想也随之破灭。面对独裁的蒋介石，章太炎无比愤慨。他痛斥蒋介石说：“中华民国死亡了”，他是“中华民国的遗民”。
1927年6月16日和次年11月24日，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两次发出“通缉著名学阀章炳麟”令。曾遭清政府和袁世凯数次追捕的章太炎，竟同样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追捕，这使汤国梨更加感到绝望和愤懑。
国民党的通缉，迫使章太炎藏匿起来。他先躲在一家日本人的医院里，后又躲在汤国梨的妹妹家里，他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百无聊赖，只好退居书斋，关门做他的学问。此时，汤国梨同样受到监视，但还要千方百计设法去看望章太炎，为他送去生活上的必需品，安慰迅速衰老的章太炎，替他分忧解愁。尽管处境艰危，但他们都坚决不肯向国民党当局妥协。
衷心拥护抗日
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东北的沦陷，使章太炎和汤国梨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们不顾身处逆境，毅然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为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汤国梨与黄绍兰、沈仪宾、赵敬若等人商议，决定筹建一所伤兵医院，以支持抗战。至于所需费用，她们决定通过义卖、义演的办法去筹集。在义演那天，汤国梨首先登台演说，慷慨陈词，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日，言词恳切，深深打动了大家，义演、义卖都获得了成功，筹款数额非常可观。于是在康定路、胶州路口的两幢石库门房子里，开办了第十九伤兵医院。伤兵医院的院长由同德产科医院院长李元善兼任，医生和护士均由同济医学院的毕业生和广慈医院的医生义务担任，汤国梨担任总务之职。这所医院一成立，立即接纳抗日前线送来的伤兵，3天之中，全部病床告满。院内规定每天上午查房，有些伤员由于伤势严重，不时发脾气，也有的伤员为了伙食不合胃口，为难护士。因此，个别护士视送药、换药为畏途，于是汤国梨每日上、下午亲自带头偕护士查病房。伤兵医院开办历时近1年，先后接纳、治疗伤员140多人，仅1人因伤势过重身亡。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章太炎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抗战主张。当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时，章太炎愤怒地打电报给宋哲元，指责当局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当知悉上海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行动北上请愿，火车开到苏州，雨雪载途，备尝艰苦，又遭到国民党的诱骗镇压时，章太炎愤然向报界发表谈话，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认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不应对请愿学生贸然加以共党头衔，武力制止。尤其政府当局、教育当局，应对饥寒交迫之学生接济粮食，并沿途妥为照料。章太炎还率先派代表慰劳，并嘱汤国梨带了食品赶往苏州火车站，登车慰问爱国学生，还派他的学生携面包、水果慰劳。章太炎夫妇的行动，给爱国学生以很大鼓舞。
颠沛流离于沦陷区
正当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际，章太炎于1936年6月14日在苏州病逝。这时57岁的汤国梨，毅然挑起了维持章太炎遗业和抚养家庭的两副重担。
1937年秋，日寇侵占了苏州。她只好率家离开苏州，先到弯窿山宁邦寺避难，继赴浙西，一直流离到温州。经过半年飘泊，终于又回到了上海。汤国梨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继承章太炎遗业，在上海办了“太炎文学院”，校址设于当年五洲大药房楼上。以前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沪上许多学子，闻讯纷纷入太炎文学院学习，学生达百余人。汤国梨任文学院院长，在研究我国古典文学和培养国学人才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太炎文学院成立后，学院师生曾为汤国梨印行了《影观诗稿》和《影观词稿》，书款由汤国梨亲自题写。这两册诗词曾受到文学界的注目。汤国梨仅读了两年书，靠着顽强自学，勤奋不息，具备了较高的文化修养，在诗词方面也获得了相当造诣，表现了中国妇女的杰出才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日寇在南京扶植了汉奸汪伪政府，伪政府强令各个学校向当局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汤国梨断然拒绝，她决不肯承认卖国政府，因而学校只得被迫停办了。在敌伪统治时期，汪伪政府为了扩大它的影响，企图利用汤国梨的家庭社会声望，拉她下水，来巩固他们的政权。于是由伪浙江省省长傅筑隐游说，请汤国梨出任高职，又诱她的儿子担任浙江建设厅长，均遭到坚决拒绝。接着他们又以关心章太炎葬事为由，前来纠缠，说什么日本天皇有国葬章太炎的意思，妄图以此笼络，但也遭到汤国梨拒绝。汤国梨遵循了章太炎“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的遗嘱，保持了民族气节。
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使汤国梨欣喜若狂，她满以为就此可以国泰民安，振兴中华有望，章太炎的遗愿也可以实现了。可是现实使她很快失望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疯狂掠夺，继续大发国难财；官员和特务们专横跋扈，鱼肉百姓。内战烽火代替了和平，中国人民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现实迫使人民起来反抗，“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遍及神州，汤国梨从内心支持这些运动，对不义的政府再也不抱幻想，决心不与这个独裁政府合作。国民党政府采用种种手段来欺骗民众，一会儿“改选”，一会儿“重选”，并把有些老民主人士“拉”出来参加政府工作，以装饰门面，企图欺骗社会舆论。他们曾以“中央委员”相许，欲拉汤国梨加入国民党，被她拒绝了；他们又以“国大代表”相许，她也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前夕，再三动员她一起去台，甚至把飞机票也送来了，但她拒不从命。她知道长夜就要结束，她等待着天明。
雄鸡一声天下白。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战斗虽然没有完全结束，枪声仍零零落落地响着，66岁的汤国梨却非常兴奋，她走上街头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欢迎解放军。她跟着行人一起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建国后，苏州专署专员李干成看望了汤国梨，亲切鼓励她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汤国梨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政策感召下，回到苏州。1951年她担任了江苏省和苏州市首届人民代表，以及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员和苏州市妇联执行委员（以后她历届连任，直至去世）。
渴望祖国统一
汤国梨晚年，欣逢盛世，使她享受到晚年的幸福。随着生活的安定，她的诗词也一扫阴霾和忧郁，她将自己的命运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结合在一起，写下了许多很有生气的诗词，显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巨大变化。
汤国梨晚年极为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她深切怀念在台湾的亲友故旧，殷切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她经常撰写对台稿件，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73年9月23日，她给儿女的一封信中附了她生日之作——“九十一岁初度，新知旧友同申祝贺，不禁悬念台湾亲友，慨然有作”：
台湾遥望路漫漫，
故旧飘零亦老残。
何事有家归未得，
鱼书何以报平安。 祖国光辉举世知，
邻邦节使竞相驰。
辉煌奠定千秋业，
半壁江山得几时。
吾生九一今初度，
阅尽沧桑几度迁。
余子纷纷零落尽，
只留正气在人间。
睦邻爱国为天贵，
委婉依人性自羞。
功罪分明千古事，
悬崖勒马早回头。
她不仅怀念台湾故旧，渴望祖国早日统一，也无时无刻不思念远在美国的儿子。由于儿子从事尖端科学，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使她们骨肉无法团圆，这成了汤国梨晚年最大的憾事。她盼望中美建交，祖国统一，使游子早归，合家团圆。
1964年，汤国梨81岁时，江苏师范学院邀请她去讲学，谈谈“唐诗的鉴赏”，她欣然前往。师生们听说一个80多岁的老妇登台讲学，莫不争相聆听，以致室内人满为患，室外也站满了人。汤国梨从容不迫，滔滔阐述己见，连讲稿都不用，她生动精辟而有条不紊的讲述，使听者无不动容，连连报以掌声。因此她一连去讲了多次，报上也作了报道。她兴奋地说：“只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才重视人才啊，否则我这80多岁的老太婆怎么可以登上大学的讲坛！”
晚年的光和热
“文革”中，汤国梨一家和整个国家一样，遭到了一场大浩劫。汤国梨被当作旧社会的“遗老遗少”，老“牛鬼蛇神”，许多文物被劫走，书籍、文稿被焚烧。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她老人家却无比镇定和异常坚定，反而安慰家人说：“一切会过去的，一切会好的，一切倒行逆施是不会长久的。”
1970年，当周恩来总理得悉她家的遭遇后，立即电话指示江苏省委，强调要保护，特别要保护好汤国梨。此后周总理又作了“五点指示”，发了专文，使汤国梨安然度过了“十年动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汤国梨高兴得像小孩一样，逢人就说：“我们民族有救了，我们国家有希望了。”此后，汤国梨虽年事已高，甚至在体弱卧病的情况下，仍然关心国内外大事，关心妇女工作，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各项活动，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四化贡献力量。
1979年，汤国梨的另一个夙愿——出版《章太炎全集》终于实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受国家委托，正式与汤国梨面洽出版《章太炎全集》事宜，达成协议，了结了她40多年来的一大心愿。40多年来，她为了保存和整理章太炎的遗稿、手迹、文物、书籍，费了不知多少心血，诚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她去世后发来的唁电所说：“太炎先生弃世后，汤先生为保护整理遗书，殚精竭力，夙为海内推重。”
1980年7月27日凌晨，汤国梨在经历了中国近代翻天覆地的近百年沧桑后，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安详地长眠了。汤国梨逝世后，江苏省及苏州市有关部门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仪式，并在《悼词》中充分肯定她的高风亮节——“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在团结民革成员及所联系的人士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经常寄情诗文，热情歌颂伟大的祖国，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宣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
1980），1883年生于上海，经历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巨变，并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本文叙述她的革命经历与爱国情怀，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章太炎的革命业绩和爱国情操。
为妇女争取权利受到
孙中山的赞扬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汤国梨衷心拥护共和，紧紧追随孙中山，于民国元年3月，与吴芝瑛、陈撷芬等各界妇女代表120多人上书孙中山，代表妇女发出“女界参政”的时代呼声，希望在参议院和国会开会时，“为女界预留旁听席及参政席”，使“中华女子有完全的参政权”等等。
孙中山收到她们的信后，立即复信说：“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是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炯，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故拨助五千元为该社扩充公益之用。”并亲切鼓励她们“宜力行无倦，以光吾国，而促进步”。
在孙中山的鼓励下，由张昭汉（张默君）、汤国梨等发起的“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于3月16日正式成立，张昭汉、杨季威为正、副社长，汤国梨与唐群英为编辑部部长。“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社址当时设立在上海北四川路洁吉里。不久，该社发起创办了神州女学，由张昭汉任校长，汤国梨任教员，校址设在北四川路宜乐里后德仁里昆字48号。汤国梨当时也居住在该校。同年秋天，协济社又创办了《神州女报》，张昭汉任经理，汤国梨任编辑。
《神州女报》第1期出版于1912年11月，内容分为社论、时评、国内外纪事、传记、小说、文苑、译丛等，宗旨是宣传妇女解放，歌颂辛亥志士，维护共和，抨击时弊。汤国梨除了担任繁重的编辑任务外，也经常为该报撰写文章。“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以及袁世凯借款事暴露后，《神州女报》即以大量篇幅加以谴责，汤国梨亦在报上撰《时事感言》五律一首：
列国竞雄长，
天涯逐鹿忙。
登场多傀儡，
当道有豺狼。
未建中兴业，
先教半壁亡。
民膏恣吸取，
酿酒供谁尝。
当时妇女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和保障的，“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和《神州女报》为争取妇女权益曾作过不少努力。当时有一个叫陈绚云的社员，她的丈夫关瑞麟于海外另娶洋妇，将陈遗弃。汤国梨等人便将此事详细写成传单，广为散发，又于5月25日在神州女学会堂召开了300多人的大会，邀请各界参加，会上请受害者陈述历史，然后由各界人士在会上发表见解。汤国梨亦在会上发表演说，大家一致谴责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会后散发了《通告书》，决议由协济社社员集资为陈绚云延请律师，进行辩护，向法院起诉要求关某以四分之一家财作为陈氏赡养费（因关某尚有二子女），并将关某行为详告洋妇，若得不到公平解决，誓不中止。
汤国梨等还将此事在《神州女报》上披露。在强大社会舆论面前，诉讼得到了胜利，为妇女争了口气。这些活动，虽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地位，但这种敢于向旧势力挑战，敢于维护妇女权益的行为，实开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
与章太炎结为伉俪
1913年，汤国梨30岁那年，在她生活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年春天，由同学张昭汉的父亲张通典（孙中山的秘书长）作媒，介绍她与刚出牢狱的章太炎结婚。
这件婚事，汤国梨是怎么考虑的呢？她曾说过：“关于择配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比汤国梨长15岁），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办《民报》宣传革命，其精神骨气与渊博的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
于是，在1913年6月15日，汤国梨与章太炎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了婚礼。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和其他男女宾客2000多人均来祝贺，盛况空前。婚礼由蔡元培为证婚人，婚书由章太炎自撰，词华典雅，成一时美谈。当天夜晚，章太炎在“一品香”宴客。婚宴上女校老同学一致提议，请新人即席赋诗。章太炎当即起立赋诗曰：
吾生虽稊米，
亦知天地宽。
振衣涉高岗，
招君云之端。
汤国梨亦当场咏读她的旧作《隐居诗》以酬宾客：
生来淡泊习蓬门，
书剑携将隐小村。
留有形骸随遇适，
更无怀抱向人喧。
消磨壮志余肝胆，
谢绝尘缘慰梦魂。
回首旧游烦恼地，
可怜几辈尚争存。
这真是诗如其人，其不图富贵的高洁风骨，更赢得了人们对她的敬重。
威武不屈的气节
婚礼后，章太炎与汤国梨度过短暂的蜜月后，又各自忙于当时的政治活动了。这时清政府虽被推翻，胜利成果却落在袁世凯的手中。直到“宋案”发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才醒悟革命尚未成功，开始策划武力讨袁。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首先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7月15日，黄兴赶到南京响应。7月22日，上海讨袁军围攻江南制造局。章太炎发表《讨袁檄文》和《讨袁宣言》两则，重新操笔，支持各地讨袁革命。不久，各地讨袁的军事行动均失利，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再度流亡海外，临行前也来劝章太炎同行。章太炎说：“中国既已光复，而犹亡命在外，我不为也。”反而表示要北上面责袁世凯。汤国梨一再劝他慎重为之，他说：“革命哪顾得安危，况上海、北京均在袁氏势力之下。而今事出非常，明知虎穴，义不容辞。我志已决，子勿多虑。”遂匆匆前往北京，此时距他们俩新婚仅1个多月，但此别竟长达3年之久。 章太炎入京即遭袁世凯羁禁。这对刚刚成婚的汤国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一时手足无措，急忙派遣家人去章太炎家乡向族中诸长者商议营救办法，所获结果是：“族中已决定将他开除出族！”这真是雪上加霜，使人更增忧愤。袁世凯幽禁章太炎后，尚不敢贸然下毒手，千方百计诱汤国梨进京，妄图一并加以控制。汤国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袁氏为谋久羁先生，乃诱胁其接眷入京。于是常有自称为章先生门人或挚友者来，或问余通讯情况，或愿代递秘密信件，意似殷勤。但余与先生结婚仅逾月而别，尚未识其所谓挚友与门人，亦无秘密信件之待寄，故惟惟而已。后有《大共和报》、《神州日报》程某、蔡某等人迭造我门，告曰：‘章先生已得当局谅解，且将升以要职，车马、洋房均已布置就绪，先生亦乐于接受，惟当局必须家属到京，方克成事，故望夫人早日成行耳。’言颇不伦，益增疑惧。盖促余北上者，欲以此息先生南归之念，以掩幽禁之名耳！……”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的3年中，被4易囚所，他两次绝食，两次逃跑，宁死不屈；汤国梨与章太炎共命运同呼吸，亦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这期间汤国梨为了家庭生计，曾先后到陈其美、谢天锡家当家庭教师，并一直承担着赡养母亲的责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一片反对声中，一命呜呼，章太炎意外地获得了新生。汤国梨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曾将章太炎为袁氏幽禁3年期间的书信，郑重地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题名为《章太炎先生家书》，并亲撰《叙言》，说：“顾余之珍重此家书者，期与先生相见时，作共诉甘苦之印证；留示子孙，使知先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气节；传之社会，可见专制统治者之蛮横暴敛。然则此家书亦史书也。”
成为章太炎得力助手
1916年7月初，章太炎返回上海，受到上海各界的盛大欢迎。从这时开始，汤国梨作为章太炎革命事业的支持者与得力助手，随章太炎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并接待了许多名流显要。客人中有许多近代史上极有影响的人物，如孙中山、黄兴、于右任、蔡元培、廖仲恺、李烈钧、柳亚子、陈独秀等等。汤国梨的贤慧能干，总是博得客人们的赞誉，同时客人们也给她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
此时，虽然袁世凯已经死了，但政权仍然落在军阀、官僚、政客手中。章太炎回家未住满一月，为了革命事业，又去西南和南洋各地争取革命力量，一去又近半年。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兵入京，7月发动兵变，宣布复辟。孙中山决定组织“护法”。章太炎在孙中山官邸商讨“护法”大计，最后竟与汤国梨不辞而别，随孙中山赴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并担任秘书长。汤国梨是从报上获悉章太炎随孙中山登舰南下的，家中只剩下她和出生未满3个月的儿子，还有一位病榻呻吟的老母。章太炎这次出走又长达一年零三月之久。
幼儿尚在襁褓，老母亲又瘫痪在床，章太炎出生入死在南方，自己又多病，一副沉重的家庭担子完全落在汤国梨纤弱的肩上。但使她感到比肩负家庭担子更沉重的是，对章太炎安危的无时无刻的难以名状的忧虑。
1918年10月，章太炎万分痛心地回到上海，护法运动失败了。南方军阀背叛了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逼走了孙中山。现实使孙中山和章太炎夫妇都认识到南北军阀为一丘之貉，革命不能依靠军阀。但应该依靠谁来救中国呢？章太炎夫妇深感迷惘。章太炎回顾自己一生，早年投身革命，遭受七次追捕，三入牢狱，换来的只是清朝皇帝换成了洪宪皇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环顾海内，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些现实，使他心灰意乱，竟愤然闭门谢客，陷入深深的彷徨与苦闷之中。
汤国梨此时在迷惘中常以诗词自遣，但是怎样才能将祖国从贫困和苦难中彻底解救出来？怎样才能振兴中华？怎么才能唤起民众翻身做主？这已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所无法解答和无法肩负的历史使命了。但这个道理，对当时的章太炎和汤国梨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由失望到消沉
护法运动失败后，章太炎与汤国梨消沉了一个时期。当时南北军阀争夺越来越烈，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主权，弄得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章太炎目睹现状，忍无可忍，奋起斗争。他今日痛斥北洋政府，明日抨击南方军阀；又极力提倡“省治”，倡立“省宪”，鼓吹“联省自治”，企图用以削弱南北军阀势力。结果南北军阀都不喜欢他，但为了利用他的声望和主张，又纷纷来拉拢他。
“省治”、“省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作为当时一种政治思潮，曾鼓噪一时；但这种政治主张，不能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能适应世界进步的潮流。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很快由合民意始，到背叛民意终，反成了政客官僚的喉舌。所以“五省联军都督”孙传芳来请章太炎去“修订礼教”和“主持投壶典礼”时，人民与他隔膜了，青年对他陌生了，革命派对他失望了。悲哀与失望使章太炎以前以革命家现身的一股锐气也黯然失色。这虽然是时代造成的悲剧，但也说明一个人思想上的停滞，必将导致政治上的落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一夜间顿时腥风血雨，工农大众血流成河。章太炎的“联省自治”理想也随之破灭。面对独裁的蒋介石，章太炎无比愤慨。他痛斥蒋介石说：“中华民国死亡了”，他是“中华民国的遗民”。
1927年6月16日和次年11月24日，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两次发出“通缉著名学阀章炳麟”令。曾遭清政府和袁世凯数次追捕的章太炎，竟同样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追捕，这使汤国梨更加感到绝望和愤懑。
国民党的通缉，迫使章太炎藏匿起来。他先躲在一家日本人的医院里，后又躲在汤国梨的妹妹家里，他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百无聊赖，只好退居书斋，关门做他的学问。此时，汤国梨同样受到监视，但还要千方百计设法去看望章太炎，为他送去生活上的必需品，安慰迅速衰老的章太炎，替他分忧解愁。尽管处境艰危，但他们都坚决不肯向国民党当局妥协。
衷心拥护抗日
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东北的沦陷，使章太炎和汤国梨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们不顾身处逆境，毅然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为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汤国梨与黄绍兰、沈仪宾、赵敬若等人商议，决定筹建一所伤兵医院，以支持抗战。至于所需费用，她们决定通过义卖、义演的办法去筹集。在义演那天，汤国梨首先登台演说，慷慨陈词，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日，言词恳切，深深打动了大家，义演、义卖都获得了成功，筹款数额非常可观。于是在康定路、胶州路口的两幢石库门房子里，开办了第十九伤兵医院。伤兵医院的院长由同德产科医院院长李元善兼任，医生和护士均由同济医学院的毕业生和广慈医院的医生义务担任，汤国梨担任总务之职。这所医院一成立，立即接纳抗日前线送来的伤兵，3天之中，全部病床告满。院内规定每天上午查房，有些伤员由于伤势严重，不时发脾气，也有的伤员为了伙食不合胃口，为难护士。因此，个别护士视送药、换药为畏途，于是汤国梨每日上、下午亲自带头偕护士查病房。伤兵医院开办历时近1年，先后接纳、治疗伤员140多人，仅1人因伤势过重身亡。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章太炎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抗战主张。当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时，章太炎愤怒地打电报给宋哲元，指责当局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当知悉上海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行动北上请愿，火车开到苏州，雨雪载途，备尝艰苦，又遭到国民党的诱骗镇压时，章太炎愤然向报界发表谈话，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认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不应对请愿学生贸然加以共党头衔，武力制止。尤其政府当局、教育当局，应对饥寒交迫之学生接济粮食，并沿途妥为照料。章太炎还率先派代表慰劳，并嘱汤国梨带了食品赶往苏州火车站，登车慰问爱国学生，还派他的学生携面包、水果慰劳。章太炎夫妇的行动，给爱国学生以很大鼓舞。
颠沛流离于沦陷区
正当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际，章太炎于1936年6月14日在苏州病逝。这时57岁的汤国梨，毅然挑起了维持章太炎遗业和抚养家庭的两副重担。
1937年秋，日寇侵占了苏州。她只好率家离开苏州，先到弯窿山宁邦寺避难，继赴浙西，一直流离到温州。经过半年飘泊，终于又回到了上海。汤国梨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继承章太炎遗业，在上海办了“太炎文学院”，校址设于当年五洲大药房楼上。以前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沪上许多学子，闻讯纷纷入太炎文学院学习，学生达百余人。汤国梨任文学院院长，在研究我国古典文学和培养国学人才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太炎文学院成立后，学院师生曾为汤国梨印行了《影观诗稿》和《影观词稿》，书款由汤国梨亲自题写。这两册诗词曾受到文学界的注目。汤国梨仅读了两年书，靠着顽强自学，勤奋不息，具备了较高的文化修养，在诗词方面也获得了相当造诣，表现了中国妇女的杰出才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日寇在南京扶植了汉奸汪伪政府，伪政府强令各个学校向当局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汤国梨断然拒绝，她决不肯承认卖国政府，因而学校只得被迫停办了。在敌伪统治时期，汪伪政府为了扩大它的影响，企图利用汤国梨的家庭社会声望，拉她下水，来巩固他们的政权。于是由伪浙江省省长傅筑隐游说，请汤国梨出任高职，又诱她的儿子担任浙江建设厅长，均遭到坚决拒绝。接着他们又以关心章太炎葬事为由，前来纠缠，说什么日本天皇有国葬章太炎的意思，妄图以此笼络，但也遭到汤国梨拒绝。汤国梨遵循了章太炎“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的遗嘱，保持了民族气节。
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使汤国梨欣喜若狂，她满以为就此可以国泰民安，振兴中华有望，章太炎的遗愿也可以实现了。可是现实使她很快失望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疯狂掠夺，继续大发国难财；官员和特务们专横跋扈，鱼肉百姓。内战烽火代替了和平，中国人民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现实迫使人民起来反抗，“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遍及神州，汤国梨从内心支持这些运动，对不义的政府再也不抱幻想，决心不与这个独裁政府合作。国民党政府采用种种手段来欺骗民众，一会儿“改选”，一会儿“重选”，并把有些老民主人士“拉”出来参加政府工作，以装饰门面，企图欺骗社会舆论。他们曾以“中央委员”相许，欲拉汤国梨加入国民党，被她拒绝了；他们又以“国大代表”相许，她也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前夕，再三动员她一起去台，甚至把飞机票也送来了，但她拒不从命。她知道长夜就要结束，她等待着天明。
雄鸡一声天下白。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战斗虽然没有完全结束，枪声仍零零落落地响着，66岁的汤国梨却非常兴奋，她走上街头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欢迎解放军。她跟着行人一起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建国后，苏州专署专员李干成看望了汤国梨，亲切鼓励她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汤国梨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政策感召下，回到苏州。1951年她担任了江苏省和苏州市首届人民代表，以及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员和苏州市妇联执行委员（以后她历届连任，直至去世）。
渴望祖国统一
汤国梨晚年，欣逢盛世，使她享受到晚年的幸福。随着生活的安定，她的诗词也一扫阴霾和忧郁，她将自己的命运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结合在一起，写下了许多很有生气的诗词，显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巨大变化。
汤国梨晚年极为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她深切怀念在台湾的亲友故旧，殷切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她经常撰写对台稿件，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73年9月23日，她给儿女的一封信中附了她生日之作——“九十一岁初度，新知旧友同申祝贺，不禁悬念台湾亲友，慨然有作”：
台湾遥望路漫漫，
故旧飘零亦老残。
何事有家归未得，
鱼书何以报平安。 祖国光辉举世知，
邻邦节使竞相驰。
辉煌奠定千秋业，
半壁江山得几时。
吾生九一今初度，
阅尽沧桑几度迁。
余子纷纷零落尽，
只留正气在人间。
睦邻爱国为天贵，
委婉依人性自羞。
功罪分明千古事，
悬崖勒马早回头。
她不仅怀念台湾故旧，渴望祖国早日统一，也无时无刻不思念远在美国的儿子。由于儿子从事尖端科学，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使她们骨肉无法团圆，这成了汤国梨晚年最大的憾事。她盼望中美建交，祖国统一，使游子早归，合家团圆。
1964年，汤国梨81岁时，江苏师范学院邀请她去讲学，谈谈“唐诗的鉴赏”，她欣然前往。师生们听说一个80多岁的老妇登台讲学，莫不争相聆听，以致室内人满为患，室外也站满了人。汤国梨从容不迫，滔滔阐述己见，连讲稿都不用，她生动精辟而有条不紊的讲述，使听者无不动容，连连报以掌声。因此她一连去讲了多次，报上也作了报道。她兴奋地说：“只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才重视人才啊，否则我这80多岁的老太婆怎么可以登上大学的讲坛！”
晚年的光和热
“文革”中，汤国梨一家和整个国家一样，遭到了一场大浩劫。汤国梨被当作旧社会的“遗老遗少”，老“牛鬼蛇神”，许多文物被劫走，书籍、文稿被焚烧。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她老人家却无比镇定和异常坚定，反而安慰家人说：“一切会过去的，一切会好的，一切倒行逆施是不会长久的。”
1970年，当周恩来总理得悉她家的遭遇后，立即电话指示江苏省委，强调要保护，特别要保护好汤国梨。此后周总理又作了“五点指示”，发了专文，使汤国梨安然度过了“十年动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汤国梨高兴得像小孩一样，逢人就说：“我们民族有救了，我们国家有希望了。”此后，汤国梨虽年事已高，甚至在体弱卧病的情况下，仍然关心国内外大事，关心妇女工作，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各项活动，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四化贡献力量。
1979年，汤国梨的另一个夙愿——出版《章太炎全集》终于实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受国家委托，正式与汤国梨面洽出版《章太炎全集》事宜，达成协议，了结了她40多年来的一大心愿。40多年来，她为了保存和整理章太炎的遗稿、手迹、文物、书籍，费了不知多少心血，诚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她去世后发来的唁电所说：“太炎先生弃世后，汤先生为保护整理遗书，殚精竭力，夙为海内推重。”
1980年7月27日凌晨，汤国梨在经历了中国近代翻天覆地的近百年沧桑后，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安详地长眠了。汤国梨逝世后，江苏省及苏州市有关部门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仪式，并在《悼词》中充分肯定她的高风亮节——“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在团结民革成员及所联系的人士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经常寄情诗文，热情歌颂伟大的祖国，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宣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