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谢泳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其实，值钱与否，与量关联不大，与质才密不可分。所谓的“质”，是学问，是风骨，是个性。同样是教授，光是“说话”这个方面，当年的教授就远比眼下的教授可圈可点。
　　比方说张东荪，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还是文学院院长。张东荪这个人，在政治上“苟有主张”，喜欢“独往独来”。当时，学校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次校务会议开始时，主持人都要恭读总理遗嘱。一次忍了，两次忍了，三次、四次还是忍了，最后，张东荪生气了——“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堂堂院长，公然在校务会上唱反调，胆子不是一般大。可对一个老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不反感这样的形式主义才让人奇怪。
　　张奚若的傲骨也令人叹服。抗战期间，他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参政会上，他三番五次地“炮轰”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一次，张奚若又大鸣大放，把蒋介石也给惹怒了。蒋介石中断了他的發言，可他比蒋介石更愤怒，竟然众目睽睽之下甩手而去。后来，参政会秘书处又要他参政，并寄来了邀请函和路费，可人在昆明的张奚若回电说：“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之后，他再也没有出席过参政会。
　　那个时候，敢与蒋介石叫板的教授并不鲜见，国学大师刘文典便又是一个。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做校长时，蒋介石特地指名要去视察，可前后几次都遭到拒绝。有人劝刘文典识相，刘文典不以为然：“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几经折腾，蒋介石总算去了安徽大学，可当天的校园冷冷清清，无人欢迎。蒋介石大为光火，与刘文典谈了几句便大声训斥，刘文典不甘示弱，骂蒋介石是纯粹的军阀，根本不是东西，骂不解气还动起了手脚。被蒋介石送进大牢了，他照样不屈不服：“宁以义死！不苟幸生！”不过，经此一战，刘文典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志气，也打出了名气。可见，读书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钱基博也是不畏权势的教授。一天，他正在办公，文学院院长梅光迪领来一人，说：“这是支伟成先生，蒋总司令介绍给校长的！”说完，还递上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可钱基博不管对方来头，不假思索道：“总司令给校长的信，我不敢看！不过，我觉得总司令可以委任一军长、师长，而没有资格聘用教员，因为不在他职权以内！”支伟成听了大窘，又取出段祺瑞、孙传芳的两封信。原来，这两位“大人物”也赏识他，可钱基博还是不买账。支伟成恼羞成怒，不由追问：“国文系能否聘我为教授？”钱基博慢条斯理，说：“正在拟订聘用条例，如果先生符合条件，即使没有总司令的信也会聘用；如果不符合条件，有谁的信也难以从命。”
　　中西兼通的文化学大师陈序经一生秉持父训：一不为官，二不做生意，三不追逐名利。当权势尊位唾手可得时，他“矢志教育不改行”。在西南联大，陈序经任法商学院院长。有一段时间，当局为了加强对大学的统治，便通令做院长的都要加入国民党。陈序经的回答是：“教育部不任用非国民党员当法商学院院长，那么撤我的职好了！我宁可被撤职不当院长，也不参加国民党。”浩然之气，至大至刚。
　　民国时期的教授中，费孝通也是条硬汉子。有一次，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当时，有六千多名师生在场，声势浩大，引起了当局的恐慌，他们出动大量军警、特务包围会场，或阻挠，或恐吓，或破坏，可演讲照常进行。当轮到费孝通演讲时，会场突然停电，并响起了枪声。面对威胁，众师生没有退缩，而是点亮汽灯，继续演讲。费孝通更是在台上慷慨激昂：“我请求大家不要害怕——让我大声疾呼，用我们的声音压倒枪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如此呐喊，就是在今天听来也掷地有声，撼人心魄！
　　这样的教授，这样的人事，还可以无限地列举。诸如胡适、鲁迅、傅斯年、梁漱溟等，都是有血性、有血气的学人。凡遇不合理、不公平，他们都会大胆地、积极地表达，且不论他们的意见、建议怎样，单是个中的勇气就令人激赏！所以，当他们的人格、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没有人去拍马逢迎，没有人会卑躬屈膝，他们宁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抛弃地位，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过去的教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这句话面前，十之八九是问心无愧的。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是了不起的一群人，是可敬可佩的大教授！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市卓雅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