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卷首多次谈及远程教育发展的“制度”问题，包括制度设计、制度冲突及其引发的制度阻力，还有制度供给缺位等等。正像学者指出的，从制度供给的角度考察教育发展中的诸多热点问题，会发现许多问题背后都存在制度供给缺位问题。主要开展继续教育的远程教育，作为始终游走体制边缘的非正规教育，制度供给缺位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十多年前启动的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及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出现的许多问题显然都与制度供给不足有关。反思广播电视大学三十多年来探索开放大学发展道路的历程，制度供给的“阙如”更是个不应忽视的“教育现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以制度建设为重点的教育改革思路。五年多来，相对于其他领域的进展，远程教育制度供给缺位的状况似乎未有明显改善。涉及的那些较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制约了制度供给的相关探索，而制度供给依然滞后于制度需求，又束缚和阻碍了人们试图解决那些问题和矛盾的努力，甚或还使有些努力成了高风险的选择。高校远程教育的发展“瓶颈”难以突破，制度供给未能及时跟进或者提供空间被认为是个重要原因。开放大学建设试点应该锁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其作为新型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得到比较可靠的制度保障，现在也还不能说有了什么实质性进展。
　　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愈益成为“肯綮”所在。正像人们谈论的那样，高校远程教育包括开放大学的发展都涉及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宽进严出、学分银行等诸多创新探索首先应该聚焦制度安排，至于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更意味着整个教育制度发展途径的一次根本性的结构调整……探索远程教育制度供给的路径选择，看来注定是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渐进过程，诚如学者所云，在这个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或者缺位将是主要矛盾。要补充的是，相关各方都有必要更多地从“制度”层面考虑和解决问题。或者可以期待，有效制度供给能为远程教育发展提供强劲而持续的动能。
　　制度供给的主体当然只能是政府。惟其如此，似乎不能不注意学者在讨论教育制度创新博弈成本时指出的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的局限性——政府的有限理性和工具理性，使其在制度供给方面的持续性动力不足，制度演进的非线性特征，也使政府的实际制度安排会偏离最初的制度设定。还有本刊卷首曾谈及的，远程教育制度设计和整个教育改革制度设计及其他制度安排必须“耦合”，而且涉及教育改革制度设计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契合”。如果缺乏必要的“耦合”和“契合”，恐怕难免出现中外学者所说的“意外后果”或“反常后果”。诸如此类的课题，看来都有必要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