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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产业是一个开放的综合体，社会变革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甚至改变它的进程。社会空间的转向与文化变革相互辉映生发，进而增加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带入一种新视野的可能性。本文将以电影行业为例，依据不同地区，从时间上纵向探究社会发展中的变革带给电影行业本身的焦虑并寻找适应办法。
关键词：从业者；焦虑现象；电影行业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205-01
一、意识形态的挑战
纵观电影历史的整体面貌，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快捷、碎片化都不断影响电影行业的整体面貌。“许多有趣的历史研究都是解释性。”①早期民族电影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国外学成电影归来的创作者所拍的作品在传统的电影史家眼里常常不被认同为地地道道的中国电影，而且当时上海沦陷区电影更是一度被斥为“汉奸电影”。由此产生的焦虑对于彼时中国电影的原创性是个重要打击，让海外市场竞争中的价值意义被忽视，并进而影响着大众和中国电影变动之各种新风尚。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如同日益崛起的中国经济一样，取得了飞速发展，不仅没有在WTO的冲击下消沉，反而在票房上国产电影与进口电影平分秋色，新的影院空间变革中也出现了电影业与房地产行业的“跨界”联姻，成为21世纪以来重塑都市电影空间的重要力量。但透过表象挖掘实质才会发现，大量IP进入电影市场，狂躁的产业氛围下让投资者和决策者都变成了金融高手，而不是文化推手，内容生产者也会被金钱腐蚀，真正的艺术追求者便会心生忧虑，担心艺术作品整体质量急速下降，在人才产出不合理的方式下，每年进入的行业新人也仅仅是在数量上的虚假繁荣。
二、个体现实处境
对个体而言，焦虑过后对艺术的取舍也是影响着整个电影产业大格局。在电影与戏剧离婚、与文学分道扬镳、“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等一系列电影本理论的大讨论中个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电影该方面的发展。在创作上也有三分天下的局面：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创作选择上的焦虑会借助个人意识形态的认识和追求去判断。相比于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在艺术上更有个体选择性，他们有着自己的精神力量与情感驱动，寻求着自我意识与焦虑的释放。除去商业属性的社会压力，“第六代”更加强调个人与自我的概念，其目的是为了树立作者对作品具有权威的解释权②，他们无疑是“作者电影”的最佳实践者。这种产生于欧洲的电影观念，最初是为了抵抗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制作模式，凸显了对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的强调，“无视、甚或遮蔽了电影在现代社会所负载的巨大的社会功能意义，无视、甚或遮蔽了电影作为世俗神话系统，所具有、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的功能角色” ③，但“第五代”发起的电影断代叙事法让其产生了影响的焦虑④，也让八十年代以后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无形中承担着这种焦虑，他们只得在想象中的反叛下寻找出路。
三、地区的适应策略--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
90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产业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韩流、好莱坞的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电影人也纷纷出走寻找更好的发展，此时的电影行业整个处于十分“焦虑”的状态。直到2003年“CEPA” ⑤协议签订后才取得了突破进展，这给低迷中的香港电影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创作上面临着挑战：合拍片中香港电影人不适应新的发展模式，内地观众也抱怨港片没有“港味”。直到后来经过适应与改良，才有了新的港片风格。港片的变味与其说是为适应北上需要，不如说是新产业格局下的应变之策。这场变革确定了香港人在内地经济崛起背景下新的身份焦虑和定位，重构着当下中国新主流文化的想象，也成为了中国崛起的文化表征。
四、中国电影体制的变迁与社会转型
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好莱坞电影对于绝大多数其他民族电影市场来说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除日本与韩国，中国也是为数不多可在近十年里稳定占据本土市场半壁江山的国家之一。中国电影作为现代大众媒介，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中国精神与价值观的最佳中介，它的观念与功能的每一次重大调整都是在中国社会巨变的背景中产生的。体制作为一系列具象化的制度外，也是维护体制运转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过程中的焦虑伴随着不断改革都迎刃而解。明星制在国内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电影体制在商业化转型，从“人民艺术家”到市场化明星的转型是电影适应现代社会、进步的开始。体制的重组过程中让个人与国家层面找到了完美的切合点，正如中影集团总经理韩三平作为总制片兼任总导演的《建国大业》，因为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吸引了众多市场经济中拥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一线明星前来参演，并不计报酬，这不是行政手段动员的结果，而是中国电影体制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在国家层面上找到恰当位置的一次完美结合。
五、结语
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工作者一直处于焦虑之状态，对外来说，没受到重视的现代化模式让中国已经吃尽苦头，对内，又有电影逐渐从农村退出的危机，城市化进程让人们有恃无恐，对失去乡村市场也无所畏惧。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电影强国，而不是电影市场大国，我们不仅要放眼世界关心社会变化，更要看见中国内部里城市外满目疮痍的现状。
注解：
①（美）克里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著，陈旭光、何一薇译《世界电影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增订版），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
③鱼爱源，《主体身份与影像策略--第六代电影的美学与政治初探》[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期.
④概念出自于美国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历史魅影--中国电影文化研究》.
⑤CEPA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其中包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参考文献：
[1]（美）克里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陈旭光、何一薇译，《世界电影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与文学》（增订版）[M]，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戴锦华著，《电影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为四川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校级项目“当代新媒体发展情境下对文化产业从业者“名声焦虑”现象的探究”（项目编号：201610610801）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从业者；焦虑现象；电影行业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205-01
一、意识形态的挑战
纵观电影历史的整体面貌，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快捷、碎片化都不断影响电影行业的整体面貌。“许多有趣的历史研究都是解释性。”①早期民族电影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国外学成电影归来的创作者所拍的作品在传统的电影史家眼里常常不被认同为地地道道的中国电影，而且当时上海沦陷区电影更是一度被斥为“汉奸电影”。由此产生的焦虑对于彼时中国电影的原创性是个重要打击，让海外市场竞争中的价值意义被忽视，并进而影响着大众和中国电影变动之各种新风尚。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如同日益崛起的中国经济一样，取得了飞速发展，不仅没有在WTO的冲击下消沉，反而在票房上国产电影与进口电影平分秋色，新的影院空间变革中也出现了电影业与房地产行业的“跨界”联姻，成为21世纪以来重塑都市电影空间的重要力量。但透过表象挖掘实质才会发现，大量IP进入电影市场，狂躁的产业氛围下让投资者和决策者都变成了金融高手，而不是文化推手，内容生产者也会被金钱腐蚀，真正的艺术追求者便会心生忧虑，担心艺术作品整体质量急速下降，在人才产出不合理的方式下，每年进入的行业新人也仅仅是在数量上的虚假繁荣。
二、个体现实处境
对个体而言，焦虑过后对艺术的取舍也是影响着整个电影产业大格局。在电影与戏剧离婚、与文学分道扬镳、“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等一系列电影本理论的大讨论中个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电影该方面的发展。在创作上也有三分天下的局面：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创作选择上的焦虑会借助个人意识形态的认识和追求去判断。相比于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在艺术上更有个体选择性，他们有着自己的精神力量与情感驱动，寻求着自我意识与焦虑的释放。除去商业属性的社会压力，“第六代”更加强调个人与自我的概念，其目的是为了树立作者对作品具有权威的解释权②，他们无疑是“作者电影”的最佳实践者。这种产生于欧洲的电影观念，最初是为了抵抗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制作模式，凸显了对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的强调，“无视、甚或遮蔽了电影在现代社会所负载的巨大的社会功能意义，无视、甚或遮蔽了电影作为世俗神话系统，所具有、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的功能角色” ③，但“第五代”发起的电影断代叙事法让其产生了影响的焦虑④，也让八十年代以后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无形中承担着这种焦虑，他们只得在想象中的反叛下寻找出路。
三、地区的适应策略--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
90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产业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韩流、好莱坞的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电影人也纷纷出走寻找更好的发展，此时的电影行业整个处于十分“焦虑”的状态。直到2003年“CEPA” ⑤协议签订后才取得了突破进展，这给低迷中的香港电影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创作上面临着挑战：合拍片中香港电影人不适应新的发展模式，内地观众也抱怨港片没有“港味”。直到后来经过适应与改良，才有了新的港片风格。港片的变味与其说是为适应北上需要，不如说是新产业格局下的应变之策。这场变革确定了香港人在内地经济崛起背景下新的身份焦虑和定位，重构着当下中国新主流文化的想象，也成为了中国崛起的文化表征。
四、中国电影体制的变迁与社会转型
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好莱坞电影对于绝大多数其他民族电影市场来说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除日本与韩国，中国也是为数不多可在近十年里稳定占据本土市场半壁江山的国家之一。中国电影作为现代大众媒介，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中国精神与价值观的最佳中介，它的观念与功能的每一次重大调整都是在中国社会巨变的背景中产生的。体制作为一系列具象化的制度外，也是维护体制运转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过程中的焦虑伴随着不断改革都迎刃而解。明星制在国内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电影体制在商业化转型，从“人民艺术家”到市场化明星的转型是电影适应现代社会、进步的开始。体制的重组过程中让个人与国家层面找到了完美的切合点，正如中影集团总经理韩三平作为总制片兼任总导演的《建国大业》，因为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吸引了众多市场经济中拥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一线明星前来参演，并不计报酬，这不是行政手段动员的结果，而是中国电影体制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在国家层面上找到恰当位置的一次完美结合。
五、结语
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工作者一直处于焦虑之状态，对外来说，没受到重视的现代化模式让中国已经吃尽苦头，对内，又有电影逐渐从农村退出的危机，城市化进程让人们有恃无恐，对失去乡村市场也无所畏惧。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电影强国，而不是电影市场大国，我们不仅要放眼世界关心社会变化，更要看见中国内部里城市外满目疮痍的现状。
注解：
①（美）克里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著，陈旭光、何一薇译《世界电影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增订版），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
③鱼爱源，《主体身份与影像策略--第六代电影的美学与政治初探》[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期.
④概念出自于美国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历史魅影--中国电影文化研究》.
⑤CEPA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其中包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参考文献：
[1]（美）克里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陈旭光、何一薇译，《世界电影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与文学》（增订版）[M]，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戴锦华著，《电影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为四川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校级项目“当代新媒体发展情境下对文化产业从业者“名声焦虑”现象的探究”（项目编号：2016106108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