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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的历史进程为世界所瞩目。她走出持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经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藏的经济社会与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于许许多多热爱西藏的人来说，了解西藏今天的美好现状与未来，是凝聚今天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义祖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许对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最好的诠释者，仍然是生活其中的人，他们的群像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具有文献意义的画面。
“家访旅游”代言人
央宗，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东嘎镇桑木村的村民，民间藏戏演员。
央宗的家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东嘎镇桑木村，过去这里是三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
民主改革前央宗家里只有一块巴掌大的天地，她本人平时在领主的地上干活，闲暇时候外出为别人家的婚丧嫁娶唱歌为生，民主改革时分了土地与牲畜，家里的生活才逐渐好起来。2000年，来自山东的企业家简会荣看中桑木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办起拉萨首家农民家访旅游，央宗老人成为农民艺术团的当家明星，也成了家访旅游“代言人”。
央宗说：“在艺术团里我负责唱藏戏，唱民歌，我会唱三个折子戏，还有四五首歌曲。团里还有一个笛子手，一个扬琴手，一个鼓手，一个扎年琴手。我建议今年的家访活动时间安排要早，接待户要少”，显然她对家访旅游已经有了自己独到的想法。
村里有十几家接待户，自从开展家访旅游，老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艺术团里的老人还有南洁老太太和丹增贡嘎老汉，三人受到简会荣的特别照顾，有时候演出晚了会派车把他们送回家。每当有“任务”，央宗老人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洗好茶碗，打上酥油茶和青稞酒，准备好上等的糌粑，只要客人一来，老人全家倾巢出动，有人唱歌，有人端茶倒水请客人品尝。这项活动每个客人收费2元钱，但客人付给的小费远远超出这个数字，有时候一天能挣100块钱，这还不算公司年底结算的返回款。
每当简会荣走进桑木村，老老少少都叫他“书记”，他是桑木村人公认的“编外书记”。2000年藏历年时，淄博人简会荣到藏族朋友家做客时，正赶上其亲友们载歌载舞，让远离亲人的他深受感染。其中，有位叫丹增贡嘎的老人，交谈中得知，老人年轻时曾到北京参加过文艺汇演。随着西藏旅游的升温，简会荣总是想起那次聚会：如果能开发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旅游，肯定受游客欢迎。他走进了丹增贡嘎的家，把想法与丹增贡嘎一谈，见过世面的老人十分赞许。
简会荣马上决定成立起桑木民俗旅游有限公司，投资拓宽村道、修公厕，把桑木村五组建成民俗旅游点。最初两个月，零零星星来了六七个人。为稳住大家的心，简会荣卖掉卡车，又掏出家底，每月按时给村民发放工资，一分不欠。当年，村里共接待2600多人。简会荣一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除外，经营亏损10多万元。但从游客乘兴来、尽兴归的脸上，他看到了希望。第二、第三年，游客增加到5000多人次，简会荣摸索出的“三部曲”是：游客先进村民家里喝青稞酒、打酥油茶、捏糌粑，体验藏家生活；再观看歌舞表演，与村民一道载歌载舞；然后观摩传统手工艺品和农副产品的现场制作。
2005年，村里接待游客2.6万人次，去年达到2.8万人次。68户村民几乎家家都有人参与旅游行业。有的当“村导”，有的表演歌舞，有的加工手工艺品，23户“家访户”除了每月从公司领工资外，还有游客给的数目不菲的小费。村民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也发生很大变化。
创建“西藏事物的目录”
廖东凡，藏学家，著名西藏民间文艺专家，民俗学家，1985年调北京，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民间文艺研究所所长，《中国西藏》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现退休，居北京。
“我的人生故事，很长一段发生在遥远的，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廖东凡回忆说：“我在这里生活、工作了整整二十四个春秋。”二十四年的工作成果，是卷帙浩繁的系列著作：《西藏民间文化丛书》。以一个作者单独创作一套由十部、210万字构成的丛书，这在西藏民俗写作史上是罕见的。他的《西藏民间故事》、《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雪域西藏风情录》、《百年西藏》等著作也成为藏学研究的重要书目。
在本刊记者与廖老先生的接触中，曾听他谈起过准备写作的各种西藏题材。比如关于近代历史中的船夫猎户、草原豪侠、高僧活佛、贵族世家、平民朗生的传奇，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大半生的考察与研究，在他的脑海中，仿佛有一个关于西藏的题材库，或者说，一份关于西藏事物的庞大目录。
1961年廖东凡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时，西藏正在进行划时代的民主改革。23岁的他成为“支援边疆的建设者”的一员。廖东凡进藏后，分配在拉萨市文艺工作队长达8年之久。每年中有几个月的时间，廖东凡会与演员们一同跋山涉水，前往农村和牧区巡回演出，同时进行社会调查，请各个村庄里的长者讲述家史和村史。在这样的生活中，廖东凡学会了藏语。文革后期，廖东凡在堆龙德庆县农牧民中，生活了4年，至今这里的许多农牧民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关于西藏在今天呈现出来的变化，廖东凡说：“时代正在以我们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向前推进”，西藏的发展和进步“更是跨越式的。这种跨越把近半个世纪和今天西藏的时空距离无限拉大”，正因如此，廖东凡感到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西藏生活，已经成了一种今人无从体验的生活感知，因而更显珍贵。
与廖东凡在西藏考察与写作的年代相比，今天人们对西藏的兴趣、观看和表达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不应忽略，以廖东凡为代表的一代人对西藏的现代考察和表达，或许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或者说，廖东凡与他的同代人，有一种共同认同的情感原则，这与更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为主要目的的后来人相比，对土地与人的情感，是廖东凡一代早期民俗田野考察者的共同价值基础。
拉萨的宽容
段锦川，独立电影人，上世纪80年代曾经长期在西藏工作。现在主要在北京生活和工作。
“拉萨是比较宽容的，1985年、86年，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拉萨最开放的时期，当时，甚至所有到西藏来的人都有一个体会：这简直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地方。”著名纪录片导演段锦川这样回忆。
段锦川1984年进藏后，一直在西藏电视台工作。他还记得，当时进了电视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乡去买牛肉和酥油。“一进电视台院子居然能看见牛羊。我没失望。那时在拉萨能够看到各种样式的嬉皮士、艺术家、背包客、西方人，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目的的人，和现在的丽江、桂林一样，那时就了解了户外、徒步、穿越、漂流等这些东西。没有人干扰你，也没有人对你好奇，这是一种令人着迷的文化习惯。”
1994年段锦川回到西藏，一直到1997年，完成了三部西藏题材的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天边》和《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八廓南街16号》，人们认为这部秉承“直接电影”精神的影片，使观众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西藏生活的表达。段锦川在这部影片中， 实现了他在完成影片《广场》中对大型公共空间的拍摄后，对“小范围内公共空间”的探索，并且含蓄地对以往的西藏影像作品表现出一种偏离。在《天边》中，段锦川又返回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严酷自然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寄托了他早年对西藏事物的感受。
“西藏有很多外在的东西吸引人，外在的符号性太强，会被它带着走”，段锦川认为，对西藏的简单层次的接触，经过消费之后就不再有用了。进入21世纪，人们有一种需要；在经济发展与消费水平进步之后，重新对西藏的历史进行理性角度的回顾，并且呼唤共性，而不是单一强调一个地区的个性。但是，人们对西藏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还是不够的，段锦川说：“对西藏历史的回顾与认识仍然是未完成的。”
言说西藏之“魅”
马丽华
马丽华，女作家，现居北京，现任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
《西藏人文地理》采编者把当下西藏题材的写作群体，大致划分为像我等这样一住多年的、本土生长的和短期旅行的三大类，询问我对其间差异的看法；对于我曾说过在西藏“从寻找差异开始，最终却找到更多的共同”，流露出些许遗憾；最后的提问是，经历过“着魅”—“祛魅”，问我是否还有“返魅”可能。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作者群体或可分类，但作品就难以群体划分类型，换言之，组成群体的每一个体各是各，呈现出来的是多样化。爱因斯坦似乎说过：位置决定性质；俗话说得更直接：屁股决定脑袋。一般说来，西藏在时下年轻人的笔下最为浪漫化，一度成为最“小资”，所谓“精神家园”尤为可爱，令如此广大厚重的雪域高原始料不及。西藏是个适合做梦的地方，人人都有来此做梦的权利，但身份不同，言说各异，若让我这个在藏住过二三十年的准老妪也跟着起哄，那还不把读者全都“雷”倒。
这就涉及了第二、三个问题，在此侧面回答。上世纪80年代在藏北采访时，听说一位老牧民临终时唯一的心愿：“要是能再看一场电影就好了。”90年代在藏南农区，看到水坝尚未建成，隔年才能发电，而许多农家早已兴冲冲买好电视机，眼巴巴等着了。进入21世纪，在藏东横断山脉中穿行，有一感悟：若说山川秀美，可真适合旅游观光；若说住下来过一过乡村生活，建议不宜久留，至少现在不宜。同内地乡村一样，年轻人向往现代生活，热衷于进城打工，类似这些方面，不分民族国度，人和人真的没有两样。至于国外有人反思现代文化弊端种种，具体到拒绝电视，更有人刻意寻求挨冻受饿的感觉，无家可归的体验，可能属于“富则思变”吧。
幻觉西藏和真实西藏之间是有距离的，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去年夏天，一位英国人告诉我，他陪同姐姐第一次来到四川藏区，见到藏族人，只听姐姐一声惊呼：“原来藏人也是‘人’啊!”何以至此?原来这位姐姐听说过许多西藏神话，以为此地人皆僧尼，不食人间烟火，藏密功夫了得，没想到亲眼所见，会是你我一样的“常人”。
说到“魅”字，加上“惑”，近乎妖；加上“力”，是良性吸引。西藏之“魅”通常被人将“神秘”置于首位，作为旅游开发的营销策略未尝不可，尤其对未曾来过的人的确有煽动力。但是你见到的多番来藏的游客，还有几人是为神秘而来。当然在小说家那里，尽可以借题发挥，以满足人们固有的猎奇期待。
所以说，神奇感较之神秘感更易持久。在我本人纪实性的写作经验中，一部青藏高原演化史之奇迹，以及自然风光之壮丽，足可与神话传说相媲美；所记录的民间生活之缤纷，尤其增加了令人感动的成分；而潜入西藏历史中所见过往风景，不啻于新大陆的发现，是惊奇。我有新作，名为《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留待下回再谈。
格勒的记忆
格勒：著名藏学专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西藏的路上经过格勒家乡时，他刚好出生。格勒的家乡，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绒坝岔区昔色村，在他的记忆中，那里当时相当偏僻，从成都往西翻越“高万丈”的二郎山、折多山，经过800多公里，才能到达甘孜县城，再从县城到昔色村30多公里，过去格勒小时只能步行或骑马，现在有公路直通到家门。
格勒这几年主持西藏现代化研究课题，他认为，对于西藏来说，作为传统与现代化分界的重要社会标志就是1959年的民主改革。因为1959年以前的西藏是一个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是一个以宗教为最高利益或一切以宗教为中心，以农奴为基础的政教合一制度，寺院集团是代表和维护这个利益的强大传统堡垒。几百年来寺院集团竭力阻挠西藏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价值’垄断。寺院集团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保守派盟友一再阻挠西藏迈向现代化的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步伐。因此西藏现代史上试图进行现代化变革的多起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在他的家乡，因为解放军来得早，所以1956年就实行了民主改革，并且这一年在他的家乡绒坝岔区建立了第一所新中国开办的小学。
格勒出生于一个辛劳的农奴家庭，很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全家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马等生产生活资料，也没有自己的住房，更没有人身自由，全家四口人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终生为贵族全家服务。他对这个社会最突出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男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因为当时没有一座现代化的小学，没有机会接触更广阔的社会，也没有机会认识村落之外的这个世界。格勒的母亲一生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儿子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人能够出人头地，要么就能够去学习、读书，所谓读书就是进入寺院为僧。5岁时，格勒被允许在贵族家里的经堂里为天天念经打鼓的喇嘛当个小仆人，而做仆人就可以学习藏文，格勒的学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童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突然来了许多解放军。那时虽然不知道解放军是什么，但格勒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唱歌、骑马，他们给格勒玉米和大米吃。民主改革后，他正式进入学校学习。刻苦的学习占据了格勒的全部少年时光。直到1964年，他考入西南民族大学读藏语文翻译中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连续攻读学位，经过77级本科生和78级硕士生(破格)以及83级博士生，最后1986年以“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毕业，并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1991年1月，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他“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和荣誉证书。
1986年格勒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致力于藏学研究。他参加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1996年出版，1999年获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他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多次带队深入西藏农村牧区，进行田野调查，其中《藏北牧民》(四人合著)1993年出版后，在国内外藏学界和社会人类学界反响较大，世界著名的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认为“《藏北牧民》是迄今为止，从人类学 的角度研究西藏社会的最好的一本书”。经过调查和研究，格勒认为1959年以前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里围绕土地的所有、占有、使用、支配、分配等问题，人与人之间结成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的互动和依存关系，并由此引导出社会的等级和奴役关系，构成西藏传统社会政教台一和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造成西藏社会长期封闭落后和经济长期近乎停滞的状态。
格勒说保护西藏及其他藏区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自豪的是，中国对藏文古籍的收集、整理、保护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从1988年开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除成立出版社出版大量的藏汉文文献古籍之外，又专门成立了一个藏文大藏经对勘部门，二十年来国家投资几千万，集中上百人，把各种版本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集中起来，一页一页地对勘整理完工，并全套出版，在世界上是首例，被称为保护藏族文化的“航母工程”，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学者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这只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许多重要的藏学研究工作之一。自2007起，他负责在北京筹建“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一个题为《令人神往的西藏》大型历史文化展览即将于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隆重展出。
猎奇，诞生中国最早的国际摄影金奖
蓝志贵，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十八军政治部摄影记者，曾供职西南民族学院工会副主席、《西南旅游》杂志美术图片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编审。现退休，居成都。
2009年成都的春节异常的热闹，没有之前担心那种阴霾的氛围。四川人的心态不得不说就是好，本来就会享受生活的四川人地震后又找到一个更大的借口：好好活着、快乐生活。老天爷可能也感觉到2008年给四川人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泪水，在春节大年三十晚上12点后开始飘起了“鹅毛”大雪，一直下到初一早上，这是成都很难见到的场景，“瑞雪兆丰年”嘛，但愿2009四川好运。
蓝志贵1970年从西藏调回四川，换了几个单位后落脚在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后来也一直就住在了这所在成都南面的校园里。笔者去采访他的时候春节还未过完，学校放假异常的清静。也异常的干净，走在校园里很舒服。笔者很小就见过蓝志贵，是父亲的老战友。上个世纪40年代蓝志贵便和家父在重庆皇宫照相馆学徒摄影。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有三家最好的照相馆，皇宫、留真、七星，他们在这个最好的照相馆里向老板宋惠伯学到了非常好的技术和为人，两人同时在重庆解放不久的1949年底参了军，因为有较好的摄影技术，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十八军随军记者”。于1950—1951年随部队进藏。
蓝志贵在十八军的摄影记者里应该说是最勤奋的一个，成就也是最高的。作品《拉萨节日的欢乐》在1958年两次分别在匈牙利、民主德国获得国际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摄影史上最早在国际上获得的两块金牌。“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猎奇，平时除了完成部队交给的拍摄任务外，我就喜欢背着相机在拉萨到处跑，见到我原来没有见过的场景和人物我就记录下来。当时的感觉什么都很神奇，什么都很新鲜。”蓝志贵的侃侃而谈一点也感觉不出他已是一位近80高龄的老者。“获奖的这幅《拉萨节日的欢乐》我是用了三年时间完成的，1956、1957年的传昭法会我都去拍过，但是角度不好，不理想。总结之前的经验，i958年传昭法会前几天我就开始寻找最佳拍摄的场地。最后找到一家一楼是商铺，二楼是仓库的这么一个小楼，爬到屋顶一眼望去很理想，前面是空旷的当时叫罗布区的广场，背景就是布达拉宫。到了1958年传昭法会最后一天，为了拍摄方便我换上了便装，早早来到这里等候，最后抓取到了这个场面，很有气势，很有特点。”“拍摄完成后我马上冲洗并寄给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由他们送出国得了两次国际金奖。”说到获得国际金奖，蓝志贵远没有刚才说到如何拍摄那么激动，淡淡的一带而过，至今他手里也只有获奖证书，而奖杯也是后来到北京出差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奖品陈列室看到过。
“你后来最后一次到拉萨，去找过你拍这张照片的地方吗?”这是笔者问的惟一问题。蓝志贵说：“我1991年最后一次去拉萨，住了三个月，当然去找过原来的那个地方，那个两层小楼。结果我怎么也没有找到，变化实在是太大了。50年代的拉萨我拍过全景，三分之二 是空地，而且很脏很乱，而1991年我又去拍过拉萨全景，就是要想比较一下，结果我的照片呈现出来的是五分之一的空地，其他全部是建筑和街道。最后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我确认了拍摄这张照片的地点，是现在拉萨最为繁华的商业步行街宇拓路(之前叫人民路)，是因为那座在宇拓路上保留下来的琉璃桥为坐标才确认的。”老人脸上充满回忆。
摄影对蓝志贵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他口中虽然说现在不想这些了，把老照片全部给了研究西藏现代摄影史的黄建鹏代与整理和经营。每天炒炒股票，到处转转，喝点小酒，定期和西藏的老战友、老朋友聚会一下，其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需求了。
守望拉萨
加央，供职于“拉萨古艺建筑总公司”
(俗称“古建队”)，这支汇集了不少能工巧匠的队伍接受过数次布达拉宫维修任务。
拉萨市城关区古艺建筑公司的前身是原西藏地方官办工厂雪堆白，出现过则东江热氏、则东德康氏等工匠大师，享受旧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仲多官职。
现任古建公司的副总经理加央出生在拉萨八廓街东孜苏巷的一户平民家庭，“文化大革命”中辍学，在堆龙向阳煤矿公路工地、堆龙德庆县水电站工作几年后进人城市合作社，1980年代转入拉萨市城关区古艺建筑美术公司，跟随仲多顿珠、钦莫旺庆学做石匠活，参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雪林多吉颇章维修工程以及老城区16个院落危房改造工程。老城区改造一直是拉萨市城市建设的一项主要工作。2006年，拉萨市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到老城区，完成改造大院的逐户登记、排查和建档工作。2007年，城关区上报了9座改建大院实施方案，改造总投资1677万元，建筑面积1.95万平方米。改造方案按照“修旧如旧、保持传统风格”的要求，结合老城区的实际，做了丹杰林、扎康、旺丹边巴等9座大院的绿化规划，引进了一批耐寒、耐阴性强的植物，对老城区居民大院实施绿化工程。古建公司参与了其中的大部分工程。
作为拉萨的“城市美容师”，加央记忆最深的是在布达拉宫维修工程的日日夜夜。“那时候你们应该知道布达拉宫广场周边是乱糟糟一片，像歌舞团呀，展览馆呀等很多单位都挤在一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我小时候记得布达拉宫城墙外有两处石碑，从远处看去给布达拉宫增加了对称的美。可能是民房建筑过于拥挤，再加上布达拉宫后面的龙王潭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就把这两个石碑搬到了龙王潭公园。那时候布达拉宫城墙正门是没法开放的，因为被前面的建筑堵住了，所以就在东边的城墙上硬生生开了个豁口，特别难看。那城墙里面的情况就不用说 了，可以说是脏乱差俱全。1989年布达拉宫第一期维修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已经在逐步地改善拉萨的城市形象。布达拉宫广场西面的查嘎果林佛塔被称为拉萨的‘大门之母’就是我们修复的，完全按照原来的尺寸，分毫不差地恢复了原样，而且比原来更美。接着我们把龙王潭里的两座石碑搬回原来位置，精心安装了从内地引进的最好的琉璃瓦，外墙涂上传统的矿物颜料，噢!一看真的很美!”以后的几年里，古建公司参加了布达拉宫雪城的恢复工程，“我们首先堵上了城墙上的豁口，恢复和维修了雪城正门，又在雪域西墙开了个大门，便于工程车辆进入，又加固和美化雪城东门，作为团队游客的专用通道。雪城里面的面貌变化更大，把五几年以后建造的不规则的房子全部拆除，突出了壁喜宅、龙夏宅、宝藏局等有特色的建筑，首先是‘修旧如旧’，又有一定现代特色，游客来了看的很尽兴，我也觉得拉萨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让别人看一个乱糟糟的拉萨我心里也不痛快”。2008年，《拉萨市城市规划条例》通过批准，已经完成市区1:1万正射影像图、市域1:20万地形图、市中心区等4区1:5000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工作；完成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工作，计算机编绘综合管线图，为拉萨的现代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规划保障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完成了创建园林城市、布达拉宫广场改扩建及周边环境整治、罗布林卡、大昭寺周边环境整治工程、农牧民安居工程等一批重大项目工程的规划选址、可行性研究和规划设计方案的编制审查工作。在科学缜密的《规划》指导下，古建公司将为美化拉萨市容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公司的主打产品扩展至民族手工业产品、唐卡、壁画彩绘、银雕木雕佛龛、各种民用金银铜器、瓷鎏铜金、寺庙装饰品、边玛草、石刻、民族风格的藏式房、酒店、宾馆、藏式会议室装修等等。古建研究所专门组织人员，对藏式传统绘画中所用矿物颜料进行调研，通过民间工艺大师的口碑材料，到西藏本土矿物产地仁布县、尼木县、昌都等地收集了矿物颜料分布及制作工序资料，研制出了12种矿物颜料，撰写了《西藏藏式艺术总监》一书“在这些工作中我不敢说有多大的贡献，但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加央说。
一曲《洗衣歌》，一唱五五年
罗念一，著名军旅作曲家，现离休，居成都。
笔者是听着《洗衣歌》长大的，现在想想还能记得那曲调、那轻陕的舞蹈。《洗衣歌》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平时部队战士的工作、生产都很忙，炊事班的班长在小河边帮大家洗衣服，一群背水的藏族姑娘看到后就把班长“骗”走，把班长带来的衣服在小河边全部洗干净了。
对罗念——直很崇敬，今天的采访当然可想而知。好在罗念一老师很随和，没有大师的架子，采访也就相对比较轻松。
“1964年5月要举行全军第三次汇演，西藏军区领导要我们创作组在原有节目基础上增加一个反映军民关系的节目。从进藏我就喜欢下部队，到处跑。1960年在拉萨某部队体验生活的时候，连队的官兵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部队为了不给当地老百姓增加负担，自力更生，进藏的所有部队全部是一边练兵一边劳动，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的方式。很受当地老百姓喜欢，军民关系非常融洽。这一年的过年前的一天早上来了好多老百姓到部队营地里收集脏衣服帮助战士们洗。战士们很紧张，主要是害怕老百姓一下收走那么多衣服，肯定分不清谁是谁的，而且也怕丢，毕竟当时部队的供给有限。紧张归紧张，也不能说，怕影响军民关系。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到了晚上劳动回来的官兵发现，他们的床上放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衣物，居然拿走的整个连队的衣物一件没错，一件衣服也没丢。这个故事很感动我，我的记忆也非常深刻。”
“我和当时的军区创作组共同创作了《洗衣歌》”，“1964年首次在北京演出，周恩来观看并表扬这是一部表现军民关系的好作品，《洗衣歌》一下子就火了。全国的剧团、部队歌舞团都来观摩。我们当时住在北京西苑饭店，观摩和学习的团体不断，最高纪录是我们在西苑饭店的餐厅里教《洗衣歌》里面班长的角色舞蹈，就有两百来个班长，学藏族姑娘洗衣那一段舞蹈更是好几百人。甚至还有国外的文艺团体来观摩和学习。”
《洗衣歌》一演就是近五十年，罗念一说，他自己也没有想象到是这样一个结果。
说起罗念一，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他的作品《洗衣歌》，其实罗念一还有大量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如：《叫我们怎么不歌唱》、《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姑娘达瓦卓玛》、《青藏铁路》、电影《农奴》插曲《阿哥，你必须说》，电视剧《格萨尔王》主题歌《格萨尔颂》等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专家和媒体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罗念一是“藏汉合音第一人”，他对记者解释说，这个“合音”不是单单的男女和声、高低合音的感觉，而是一个汉族人写的藏族曲调，并在作品里用藏汉两种语言演唱的特殊表现方式。“对于西藏音乐题材的创作，不能仅停留在纯自然和原始本源，而应当尊重、继承和发展，西藏音乐那恢弘宽广的气势，古朴神秘的韵味，是用之不尽的艺术宝藏。”
2007年8月1日建军80周年晚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西藏送来的节目最后选了两个，一是老歌《二郎山》，再就是《洗衣歌》。
采访间歇罗念一老先生接了个电话，他与一些老同事正在筹备2009年3月28日的演出，他说“我们也要为‘3·28’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再做一些事情”。
编纂《藏文大词典》
江 嘎
江嘎，北京民族出版社资深编辑，《藏文大词典》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负责人。
1968年自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的江嘎，没有回自己的故乡白玉县。1976年，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的成立，为在理塘草原深处帮助当地牧民建立公社的他，创造了再一次回到北京的机会。2006年，已经是北京民族出版社资深编辑的他，迎来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挑战。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幸运，能够以藏文母语作为生活之外“学习和工作”的主体。更感幸运的是，在与藏文打交道30年之后，还能够主持《藏文大词典》的编纂工程。将之定义为“工程”确不为过，如果把涉及藏民族的方方面面——宗教、文化、艺术、历史、地理、民俗等等，都比喻成一条条的江河，那么，我们目前正着手进行的这本藏文大词典，就是汇集这些江河的大海。一想到这个大海要盛装来自全国五省区藏族聚居区，且各有不同方言体系范围内的词汇，我甚至都有些担心，作为航行在这片大海中的水手，将会迎来怎样的风浪和险阻。毕竟，历史上抱持这种宏图大志但却未能尽业的人从没少过。
最初，来自工作上的不便是这本大词典的缘起。我曾专门注意并收集有史以来各类藏文字词典，但数量惊人的七八十本里面，没有一本是综合性并充分结合不同方言区变化的。如果我是一个装满机械臂的文字工作者，这倒也能忍受，但这仍不是办法。随着时代变迁的加速推进，本来就以兼容并收其他文字见长的藏语，又成倍吸纳了众多的新生词汇，同时，不少原来的词义也有新变化。稍具生活感受并关注文字的人都能体会，词汇的生长过程充满了复杂性，乐趣和恶趣并存，歧义与转 义丛生。比如藏语中“花花公子”这一新的外来词汇，在有些藏区竟被直接从汉语发音硬译过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它是应该由playboy这个原词意译。凡此种种说明，重新编辑一本能够解决问题的词典，已经是时候了。但在具体操作中我们也有调整，比如要把如今海量(它仍在不断生长)的科技词汇全部考虑进词典有些不切实际，所以，基于常见和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的“普及性”收录，以及基于那些濒危然而具有传统特征的词汇的“抢救性”收录，就成为了重点。一代人的离去，带走一代词的离去的事例，不止是发生在藏语里。
依藏族传统观念看待诸如此类的文化工程，都习惯以“功德”去一并概括。对于我而言也不例外，这毕竟是能留给后世的大部头。我和应邀参与本词典词条编写的众多藏汉族知识分子接触中发现，将此视为一种荣耀甚至义务的人并不少见。但我深知：这并非彼此的个人之力便能简单实现，我感激这个注重民族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发展时代，感激这个项目被作为国家工程立项，并得到国家财政支持，以及全国各地的学者及其所在机构给予的热诚付出，否则，这一切都只能是一个梦而已。
见证西藏旅游业
斋林·旺多，资深旅游工作者，现居拉萨。
斋林·旺多1934年生于江孜，1940年到1945年在西藏江孜、日喀则、拉萨等地辗转求学，在拉萨至日喀则的山道上连续7天在马背上颠簸，个人的“旅行生活”自此开始。1946年进入印度大吉林圣约瑟夫学院学习后，往返拉萨过寒暑假，要在路上走34天，他把这些经历糅进自己的小说《斋苏府秘闻》。
西藏旅游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旺多说：“我当导游的时候西藏旅游的市场销售一点也不困难，市场方向是欧、美(加)和日本，只有一个旅行社。西藏没有开放，太神奇了，外国人急着要来啊!宣传上说的是1980年旅游开放，实际上是1979年开始的，政府决定成立旅游总公司，中央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也了解西藏的销售情况特别好。”
旺多原在自治区教育厅属下的教材编译处工作，编写西藏中小学教材，藏文部分自己编写，理科教材主要是翻译。80年代旅游总公司成立时，组建旅游总公司的任务交给了他。可能由于是当年留学印度的藏族学生，领导想到了他，说“这个人应该过来”。旺多说：“我对旅游没有什么概念，只是想尽快使用我的英文，英文简直是我的第一语言，比藏文还要好，我已经快50了，还能等多久呢?我当时的态度是马上同意，希望我的英语能派上用场!”头一次到旅游局上班，旺多却连一个单词都想不起来，见到外国人需要打个招呼，还使劲想，连“哈喽”都不会说，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相当尴尬。但所幸的是很快就恢复了。他的口语后来每天都在进步。他说：“教育厅本来是打算把我派到藏大组建英语系，待遇、房子都谈好了。但我还是选择到旅游局报到，想着能在语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局里打算让我做行政工作，但我想当导游，希望天天接触外国人，把我的口语‘要’回来。当时我的一些朋友从北京给我寄来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我经常读啊!”
六个月后，西藏自治区在香港成立了新公司：“西藏珠穆朗玛旅游有限公司”，简称“港珠旅”，旺多被聘任为港珠旅的副总经理，到香港工作。香港的12个月对他影响很大，知道了职业经理人是怎么工作的，从香港回来后，他又回到国旅拉萨分社，想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工作中。此后，包括旺多在内的西藏本土旅游从业者，开始了艰难的摸索阶段。
旺多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半生从事旅游业的经验之谈：“只有人口的流动，才有旅游的需求”，他认为旅游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西藏的旅游业目前发展很快，旅行社从最初的一个发展到40多家，“旅游是商业行为，要搞好服务，这是我的第一个认识；第二，旅游业一旦崩溃将影响到整个产业链，它的地位非常重要；第三，搞旅游并不难，投资不大，挣钱还比较容易。我不敢说未来的西藏旅游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肯定超出我意料之外”。回顾走过的道路，旺多老人庆幸自己与西藏旅游业的这段缘分，他是西藏旅游业30年发展的见证人。
我关注和热爱拉萨
楞本才让·二毛：词作家、自由撰稿人，现居拉萨。
我本可以早点来到这座城市的。我记得一次，洪水冲断青藏线，我被堵在了格尔木而不得其人。但有时，隐秘而深刻的回忆，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我猛然记得：就在我现在居住的太阳岛住所之下，竟然是十几年前居无定所的我曾经盘桓和游玩过的荒滩。这两者之间基于时空的牵连和角色的转化让我觉得：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早已不是以往那种因文学冲动而与之相遇(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那种汇聚在拉萨的集体创作意识和气氛，曾是多么地吸引如我一般的人)，而是非常清晰和紧密的亲人关系。这种感受在我客居北京的几年中，是未曾有过的。可以这样说：对于这座我生活其中的家园般的城市，我从没像现在这样去关注和热爱她。这使我经常越过自己的身份，像一个规划师——准确而言是一个城市人，一个自觉的市民——那样去思考这个城市。
我会想到构成这个古老城市最初骨架的林廓转经道，是否能让老阿妈们安全地完成转经的仪式(包括对其一生都很重要社会交往、购物、健身等日常生活行为，都在其中)。我还会想到构成这座城市所有荣耀的三大世界文化遗产级的神圣场所，是否可以通过一种更合理的旅游开发模式，既保住传统又大步走向未来。又比如通过我正在做的藏族传统手工艺的文本收集工作，我了解哪条街巷、哪个老屋子里，还存活着哪些手上有绝活的艺人。
为了这些被我视为这个城市珍宝或是血脉的一切，使我放弃掉我所有的偏激、短视、误解、不负责任甚至财物，这都是值得的。我并非一个善于赞美的人，但我也会自觉地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城市文化的参与者，甚或建设和谏言者，发出一些我认为远胜于赞美的声音。因为我时刻准备着，能与这座城市更好地相依相存。
一个当代乐手的成长史
旦增达娃，“天杵”乐队主创人物，该乐队在西藏自治区本土拥有广泛影响力。
谈到“天杵乐队”的成立，旦增达娃想起很多。
“西藏以前的许多音乐有当时的时代烙印，节奏比较缓慢、注重宗教感受，所谓没有人就没有神，人的东西少，神佛的东西多，写江山，写神仙，唯美的味道很足。现在是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网络化时代。艺术家是很敏感的，我会非常注意身边的事情，3分钟前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能很快知道，这样我们的文化视野就更为广泛和多元”，他说：“我从西藏艺术学校毕业后到中央民大上大学。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各种音乐风格风起云涌，就像60年代的美国一样，中国流行音乐的基础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我在民大时，崔健、腾格尔都在附近排练，那种气氛一下子感染了我。”
回到拉萨后，旦增达娃明显感觉到与首都的差异。“(西藏的)音乐人之间缺乏学术交流，音乐理念趋于保守。对来自传统音乐以外的任何音乐容易采取排斥的态度，本土音乐人之间也缺乏交流的习惯。”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拉萨已经是个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城市”，他说：“但‘国际化’并不是什 么特别的话题，因为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如果说今天的拉萨在某些方面(包括摇滚音乐)已经与国际接轨，那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是人类共同的审美情趣提供了这样的土壤和舞台。”
在认真研究西方现代音乐后，旦增达娃发现人类的音乐特质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如西藏的工布箭歌——“达协”与“蓝调”布鲁斯在节奏上是如此的相似，只是在音阶上有所不同；巴塘弦子与源自牙买加的“雷鬼”音乐，乍一听分不清彼此；又如重金属节奏与藏戏鼓点的异曲同工，“原来藏歌也可以这样唱!”几乎是不假思索间，旦增达娃开办了“不插电音乐听吧”，后来，成为乐队主力的索朗旦增(主唱)、索朗念扎(主音吉他)、索朗尼玛(节奏吉他)、扎西平措(贝司)、普布顿珠(扎念琴)就是这时候走到一起的。1999年，西藏第一个摇滚乐队——“天杵”正式成立，“不是电声乐队，目标明确，一开始就是说的摇滚，有自己的音乐理念，有固定的成员和成熟的风格，并且在电声音乐中大胆引进扎年琴、竹笛、毕旺等西藏传统民族乐器”，拉萨出现了一种耳目一新的音乐。他们的作品一出来就受到了欢迎，听众以40岁以下的青年人为主，80％的大学生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他们在原有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欲望》、《仁增旺姆》、《拉布达布》等音乐作品，被评论认为给民族音乐带来了新的可能。
“天杵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天杵》卖了5万张，而且主要是在本地消化的。也有批评者认为，他们为民歌重新换装，是在“糟蹋民歌”。旦增达娃说“摇滚音乐就是用最直接而又简单的方式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不是要忘记什么东西，而是直面生活本身的复杂和多样。”
“客观”和“中立”
梅·戈尔斯坦，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长期在俄亥俄州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更多的中国读者是通过《喇嘛王国的覆灭》认识这位大洋彼岸的“西藏通”的。
戈尔斯坦上一次来中国，是2008年10月出席北京藏学讨论会，在那次会议上，他提交了一篇题为《变迁阵痛中的西藏农村》的论文。
戈尔斯坦对西藏农村的关注由来已久。1985年5月，戈尔斯坦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来西藏考察的外国学者抵达拉萨，第二年，他与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签订了一项关于西藏西部牧民为期17个月的考察协议，在此基础上，他与美国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合著了《一个美国人眼中的西藏牧民》一书，对改革开放之后西藏农村的变化作了较为客观的描述。
从1985年起，戈尔斯坦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而广阔的农牧区成为他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人类学家的戈尔斯坦很清楚自己的优势，他说：“人类学家能够理解农村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的人们的关系。”
在《喇嘛王国的覆灭》的中文译者杜永彬看来，戈尔斯坦的藏学成就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藏语文研究，为西方人提供了打开神秘西藏的钥匙；二、近现代西藏研究，揭示了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三、当代西藏研究。在这三个研究领域里，戈尔斯坦都有着充满真知灼见的精彩论述。
与西方主流的西藏观相比，戈尔斯坦无疑是个“另类”，当大多数西方人尚沉浸在对西藏香格里拉化的想象中时，戈尔斯坦却“不合时宜”地看到了香格里拉以外的东西。例如，他通过对西藏现代史的研究，阐述了藏传佛教的负面影响。同时，戈尔斯坦客观评价了改革开放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对西藏发展的积极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或许应当对戈尔斯坦宣称的“客观”和“中立”重作一番审视。毕竟，在越来越热闹的藏学大潮中公然作此标榜者，戈尔斯坦是先行者。
“他位法”看牧民
白玛措，那曲人，澳大利亚查尔斯大学生态人类学在读博士。
从幼儿园到现在，白玛措干净的履历上总都逃不开这里那里求学的经历。现在澳洲读生态人类学博士并即将毕业的她，终于能把时间更多地安排在那曲和拉萨，一边浸在藏北老家牧场做毕业论文调查，一边还能偎在父母身边，作回一个女儿全部的娇蛮与乖巧。在拉萨的这个春天里，白玛措很快乐。
为了在1985年考入西藏内地班上初中，家里人还特地把我的年龄虚高了两岁。我记得那会儿内地班开设是第一批，那曲全地区共有100名孩子考入了对口的天津红光中学，但随后而来的高中和大学就把我们分散了。除了1997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现在的人类学院)毕业后，有两年短暂的自治区社科院工作经历外，我基本都在上学，从挪威贝尔根大学的硕士读到澳大利亚查尔斯大学的博士，一直念我本科时的专业。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藏族身份及所取得的成绩没少受人关注过。的确，我每到一所学校似乎都能带出一个第一。比如，我是我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院里第一个在国外读博士的，也是贝尔根大学里第一个藏族学生，考入查尔斯大学时，我又是第一个以全A成绩获得全额博士奖学金的人。就个人而言，我似乎有些习惯性地不在乎了，但说实话我并不情愿这样。
我是一个对世界保持着一贯好奇的人。当许多人问我坚持读书的理由时我都这么说。这其中，我也并非没有机会可以在拉萨这个舒服的城市里，像众人一样快乐的生存。这对于一位已经尝试过人类学甜蜜的人来说，是多么地难以做到啊。为此我特别感谢那些在我有些犹豫时坚定我方向的人。
如果能把自己关于人类学的兴趣、知识和田野时间，都放置在我出生的土地——藏北那曲草原去印证和发现，那将是一种莫大的欢欣与荣幸，但我知道这样说还为时过早(我还没有毕业呢)。说到我的专业，特别是从学以致用的角度去解释的话，可以找到这样一些例证，比如该如何看待牧区的“围栏”?自然和人文学者常常因“围栏”而争论，前者以科学量化的数据为理建造了围栏，后者以缺乏对自然环境的关照为由而要求撤除它。但那些真正与围栏发生关系的牧民们是如何考衡的呢?我往往会在这种时候出场，呈现给人们某一个具体的环境里，牧民们对围栏最真实的想法。这里之所以用“呈现”而不用“告诉”，也是生态人类学所必需的，这就是所谓的“他位法”，意思即是：不论来自政策、学术的争论如何，一项措施得失利弊的定论和未来方向的判断，需要多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并参照。其实这和“快乐”是一样的，我们与其告诉牧民什么是快乐，不如和他们一起去创造快乐。随着我诸如此类研究的论文的发表，特别是随着我参与与此相关的重要学术会议的增多，我发现生态人类学的现实意义从没像今天这样广阔和积极过，尤其是当我能够以己之学服务于我的故乡。
从拉萨到北京
央 珍
央珍，现居北京，担任《中国藏学》杂志编辑。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拉萨，距离民主改革仅仅几年，农奴制刚刚落下帷幕，传统的等级制度也消失殆尽。除此之外，拉萨的传统生活在那方天地里继续延续着。拉萨人依旧讲着委婉、动听的敬语，依旧追寻着乐善好施的宗教生活，依然用幽默和信仰化解生活的磨难。
从我有了记忆开始，拉萨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充满色彩而又恬静的世界，除了“文革”和一些少数的日子。这样的世界，往往像一篇小说的开头，从容 式，固执地向这个目标又再进了一步。
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马耀俊，现居香港，香港《中国旅游》杂志执行主编。
西藏，对某些人来说，是落后迷信、封闭神秘、气候恶劣的代名词；但对我来说，这里却是祥和、宁静、宽容的净土。
久居城市，容易目光如豆，一旦置身青藏高原，天大地大，看到连绵的雪山、纯洁的蓝天、清澈的湖泊、翠绿的草原，还有神秘的宗教，以及藏民和善的笑脸，心里便有说不出的安详，有不想归去的念头。
第一次去西藏是在1983年，重游时已是23年后，即青藏铁路正式通车那年。2年后，即2008年，我有缘再度前往。有些人被高原气候吓怕，想来不敢来；我却是来了不想走，走了又想来。
为何相隔23年才重游?是因为第一次去西藏给我太多美好的回忆，我想永存在我的脑海中。那个年代，西藏还是很落后，一是“洗澡难”，试过在后藏，整整一个月没有机会洗澡；二是“吃饭难”，就算在拉萨，不算招待所的餐厅，街上只有一两家饭馆，选择不多，和现在几步一家餐厅、酒吧相比，实在不能同日而语；三是“坐车难”，我记得从布达拉宫去色拉寺、哲蚌寺，分别来回步行了两个多钟头。不像现在一扬手，就可坐上出租车和三轮自行车。
最近十多年，全国热火朝天的在“打造”新城，几乎所有城市都像是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我害怕见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拉萨，破坏了留在我脑海多年纯真的回忆。所以我一直很犹豫再访，或许这当中有一种“近乡情怯”的心情。
终于再次走在拉萨街上，尽管七月艳阳高照，我还是没有太着意涂防晒油，我一厢情愿地认为，那是青藏高原给我久别的亲吻，我不想有太多不必要的隔膜，我愿意留点高原的烙印。
重访布达拉宫，站在这座气势无两的巨大宫殿前仰望，一种庄严神圣的感召，油然而生，更令我感动。
2008年来拉萨采访雪顿节，离开的前一晚，看了一场很精彩的藏族歌舞。天下之大，有些地方有缘的话，一生人可能就去一次，能一去再去甚至三去，也算是走在幸福路上了。
音乐是几辈人的事业
觉 嘎
觉嘎，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首位藏族音乐博士。
1995年时，作曲专业研究生属于稀有动物，但临近毕业时我却完全自得不起来。除了满脑子专业层面的音乐知识和技能以外，我找不到音乐之所以成其为艺术的根源或是生命所在。那会儿我便坚定地回到拉萨，回到民族音乐里。事实上，这对于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创作及艺术的必需，二是寻找到民族文化根性并依此安稳下来的必需。
拿目前过度盛行的藏式通俗歌曲及其“可观的”创作阵营来说，众所周知的《青藏高原》的作者张千一。是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博士时的同学，他在没有接触高原的情况下写出的这首歌无疑是成功的。但当他后来真正接触西藏之后，反而觉得对自己的这类创作需要有所审慎了：不是因为音符，而是由于文化。曾为此深入讨论过的我们有一个共识，在与西藏(准确地说是藏族文化)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凭借想像的热情和一些片段式藏族音乐样式的演绎，的确可以带来创作上的高潮并成功。但一旦与西藏深入接触之后，会发现再次创作时的乏力感。这有点像识得庐山真面目后，原有的想像可能都被庐山的高峻、绵博和幽深所震撼和替代一样。我作为一个严肃的藏族音乐家，自然是不愿意成为“带着距离感”的人。
我之所以为当下流行的藏式通俗歌曲加上“过度盛行”的修饰，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固然这有利于藏族音乐受到关注并带来产业上的利益，但习惯了流行的耳朵，极有可能只通过(或习惯性地)以一些片段式的旋律和模式化的歌词来定义藏族音乐。实际的情况也正在从听众往创作者层面传染。只有在音乐创作专业技能、藏式音乐风格及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平均的时候，这种局面才有可能扭转。我选择与这一切都密不可分的音乐教育工作，也有这种基础面的考虑。
藏民族对音乐近乎天生的喜好并独具天赋，是我一直以来得以坚持这份教育工作的最大信心。我曾遇见过不少天赋极强的学生，其中一些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同事，但仍有不少人却因为文化课等方面的缺陷丧失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虽然退而求次他们也能获得一份与音乐相关的工作，甚至可以自娱自乐，但对于教育者的我来说深感痛心。音乐虽然首先是一种技能或营生手段，但它绝对应该上升到艺术的享受，并通过音乐的真正掌握者，传承并传播到每一个喜欢音乐的人群中去。我们的文化，不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得以存活并发展的吗?
我乐于看到，拉萨近年以来的变化带给音乐的空间已经显露出来。尽管词曲作者、演奏演唱者、录音师及器材、音乐制作人等共同构成的产业环境和人力资源，还够不上完美，但已经具备的市场，尤其是高雅严肃的民族音乐，以及受政府支持的大型音乐工程等，已经和之前较为单一的流行音乐市场，形成了共存的局面。这对于那些真正想留下作品的人来说，其意义应该是能上升到艺术理想可望实现的高度。
我还记得自己1996年带的第一批共6名中专班学生，虽然他们中的4个都以藏族第一批中央音乐学院本科生的荣誉入读，但最初计划的中专毕业音乐会却一直成为遗憾。我也记得30年前为我启蒙的自愿援藏教书的上海籍音乐老师，为了教懂刚刚结束牧童生活的我基本乐理，她自学藏语，她那因冻裂而缠满纱布的手指抚触在琴键上的情形，我终生难忘。想起这些众多的人我就知道：音乐，必须是几辈人的事业。
离去与返回之间
裴庄欣，画家，上世纪80年代长期在西藏生活，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一直生活在美国，2006年回国，现居北京。
画家裴庄欣曾在1994年重回西藏，尽管由于物质文明和商品化的进程，熟悉的环境变化了，但是他觉得“并没有失落感”。这一次他没有去拉萨以外的地方，虽然有点怅惘，但是他说“并不悲伤”。他觉得“连我自己都变了，连自己也不是中国国籍了，为什么要求这里的一切不会改变?”他说“我们没有必要感叹中国的变化”。多年来一种身份上的、他所称之为“奇怪的反差”，使他在美国的生活中也会感到时空倒错，有时候觉得自己还在拉萨。从1971年到昌都找了一份修理解放牌卡车的工作开始，裴庄欣的生活就与西藏联系在一起，他觉得，西藏不论如何改变都是自己的家园，这使他每次回到西藏都有一种“探亲感”。
裴庄欣曾经是第一批返藏大学生中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裴庄欣的一项“半个人行为”在当时引人注目——由他主持，在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设了一个美术班，受惠于这个美术班的学员中许多成为当下西藏绘画界的活跃人物，他们有些人甚至认为，裴庄欣实际上是他们的美术启蒙者，裴庄欣的一系列以西藏事物为素材、构图严谨端庄的写实风格的绘画，也被他们视为构图的范例。
裴庄欣的另一个在西藏的“首例”，是1986年他以商业合同承包的方式，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商业画廊，并且是当时西藏的“第一个文化企业”。这意味着，过去在西藏历史中，绘画是为权力和宗教服务的，而现在是以现代商业和自由交流为目的，是“可以卖画的”，在苏醒的商业生存意识下，画廊汇集了从西藏全部著名画家到普通唐卡艺人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裴庄欣主要在国外生活，他的生存经历包括建立工作室、做网站、开画廊等等。工作之余，他感到自己像是把西藏携带到了美国，仍然处在对西藏的记忆中。1992年，他把自己画成大昭寺里的一名僧人，1995年他把自己画成一名飞越喜马拉雅的喇嘛，2006年，他又把自己的一家人都画成寺院里正在做功课的僧人。
从90年代初至今，裴庄欣一直在中国从事一些小型的商业房地产投资，近年在股票生意上也有所获利。经济基础使他可以在今后继续从事他30年来从未间断的，成为“喜马拉雅文化”的传播与表现者的梦想。他戏称，在他身上综合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与“最早的”拉萨社会之间的生存痕迹。他觉得，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藏，还是90年代后在美国的生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必须依靠自己”。
裴庄欣这次回国生活的时间还不长，他邀请记者同他一起观看他拍摄的DV。DV的内容包括他与妻子和儿子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以及初回国内的一系列社交活动，到北京后与若干名流、异人、大贾、要员的接触。他用“陷于一种崭新的人海战术”，来形容他所面对的由各种身份、各种说法构成的北京社会漩涡。
与8岁儿子就各种问题产生讨论，是裴庄欣的日常生活内容之一。父子对话的情景也出现裴庄欣拍摄的DV中，有时令人感到，裴庄欣拍摄儿子就是在拍他自己。这些对话包括儿子对父亲回国生活这一决定的评价；儿子也并不知道父亲笔下的许多画面是关于一个叫“西藏”的地方，但是却认为那是个“很穷的地方”，对父亲的反复解释与纠正不以为然，想法和态度固执而清楚，也不愿更进一步了解。父子争执激烈时，父亲说中文，儿子坚持说英文。在与父亲产生的分歧不可调和时，儿子就坚持以纠正父亲带有四川口音的英文发音，来回避父亲提出的问题。
裴庄欣2006年又与朋友一起在拉萨八廓街成立了一个艺术工作室。由于身份的限制，每次进藏都需要“签证”，造成很多不便，所以他打算“剩下的时间都尽量赖在北京”，但他内心的“距离意识”是，北京“离西藏不算远，离美国也算近”。这之前他没有在北京生活过，所以在他看来，北京是西藏与美国的“中间地带”。
西藏文学的观察者
李佳俊，现居成都，曾担任《西藏日报》副主编，《西藏文学》
主编，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文艺语境的变化。
李佳俊身上重合了很多身份：编辑、记者、作家、文艺评论家，以及6年的从政生涯。李佳俊说其中他最看重的，一是记者，另一个是文艺评论家。
1960年，李佳俊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工作去向“一切听从党安排”，在全校600多名毕业生的集会上，校长李广田先生——也是他最尊崇的诗人亲自宣读了每个人分配结果。“李佳俊——西藏”，大课堂里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直到被校长招呼到讲坛上握手祝贺，李佳俊才意识到他将要去的是一个遥远而又艰苦的地方。李佳俊回忆说，那一天站在麦克风前结结巴巴地讲了些什么，他早已忘却，直到退休后参加同学聚会，当年同窗才提醒说，当时，他许愿要“献身祖国边疆，把骨头埋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中”，“好像一首政治抒情诗”，他说。
关于西藏文学50年来的发展历程，李佳俊很早就开始个人的理性思考。1987年，李佳俊在一篇文学评论里首次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称作西藏新文艺的“两个创作高潮”，在他眼中，这是一场思想观念上的重大革命。
在李佳俊看来，有三个参照系统可以加深我们对这场革命历史功绩的认知；一是填补了“五四”文化运动在西藏的空白，实现与内地的文化接轨；二是上溯13世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残存的政教合一神权统治和剥夺平民起码人权的农奴制度宣战；三是开启了改革开放后，西藏第二次波澜壮阔的文学创作高潮，即“第二个黄金时代”。
相对于1980年代的“轰轰烈烈”，上世纪90年代西藏文坛的确有些寂寞，李佳俊认为：“太频繁的轰动效应并非上升时期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从1989年到1993年，李佳俊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的主编，他认为将《西藏文学》比喻为“风向标”，既贴切又生动。他认为，三十多年的《西藏文学》形象地记录了高原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政治风云，是一部现代高原社会变迁史。
回眸“喇嘛王国现象”
杜永彬，藏学家，1988至今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
杜永彬为人们熟知，是翻译戈尔斯坦的《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杜永彬戏称这是他的“成名作”。该书自1994年中文版问世以来，一版再版，受到各行各业读者的广泛关注，造就了藏学界和出版界津津乐道的“喇嘛王国现象”。
将《喇嘛王国的覆灭》的英文本交与杜永彬翻译的，是被他称为“忘年交”的著名藏学大家王尧老师。从1992年初到1993年夏天，杜永彬完全沉迷于这本皇皇巨著中。他说，那时候他刚到北京，因为之前的学术关注集中在康区，对西藏了解并不多，为了翻译这部书，他几乎把20世纪以来所有关于西藏历史的学术作品通读一遍，然后才着手翻译。
1994年，《喇嘛王国的覆灭》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一时间洛阳纸贵，除了藏学界，更多的读者来自学生、公务员、僧人、旅游者乃至各行各业的人们。在全国畅销书排行榜上，这本学术著作两次跻身前十位；据知情人士讲，在拉萨，该书更是创下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图书销售的码洋纪录。
杜永彬并不掩饰自己翻译的成就感，对书中频繁出现的打油诗、街谣，杜永彬花了很多心思，使之尽量达到信、达、雅的标准，不露翻译痕迹，并符合汉语的阅读习惯。至于这本书的热销是否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西藏热”，杜永彬表示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同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也促成了西藏热”。
对于书名的翻译，杜永彬并未使用戈尔斯坦的原名《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而仅仅选用了副标题。这在当时受到了一些质疑，但他认为后者更能代表全书内容，并在初版译后记中阐明理由，坚持使用《喇嘛王国的覆灭》作为书名，并得到了戈尔斯坦的认可。
对该书的顺利出版，杜永彬在多年以后依旧感慨良多，他翻到2005年新版《喇嘛王国的覆灭》的前言，一字一句地念给记者听：“有争议的外国学者的著作能公开出版，表明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风范以及文化的繁荣和学术文化氛围的宽松。”
电影里的“真实西藏”
万玛才旦，2002年开始电影编剧和导演工作，现居北京。
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故事。
2005年，《静静的嘛呢石》完成后期制作，开始了小范围的放映。如今，这部小成本制作的影片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熟知，也为万玛才旦赢得了许多关注和荣誉，至今已获得第10届韩国釜山国际电影“新潮流”特别奖、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联盟奖”等9项大奖。
作为中国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执导的藏族题材电影，《静静的嘛呢石》改变了很多人对西藏和藏族的固有想象。提起拍摄这部 电影的初衷，万玛才旦说得很简单：“一方面是喜欢电影，另一方面就是一直以来希望真实地讲述故乡的冲动。”
相对于文学领域藏族本土表达的日见兴盛，电影似乎要沉寂许多。在三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万玛才旦被称作“惟一在拍电影的藏族导演”。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通过电影真实地讲述西藏。
2D07年底，《寻找智美更登》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拍摄完毕，万玛才旦说，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和《静静的嘛呢石》一样，《寻找智美更登》也拍摄于他的家乡青海省安多藏区，万玛才旦说这主要是因为在拍摄方面有一些便利条件。至于今后的打算，他表示肯定会拓宽范围，例如《去拉萨的路上》，就是包括一个故事片和一个纪录片在内的计划。
万玛才旦说，《寻找智美更登》应该可以在今年上映，我们和他一起等待。
“我是想直接表达西藏的人之一”
牟森，独立戏剧制作人，编导，曾在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工作过，现居北京。
多年来，以导演先锋戏剧著称的戏剧艺术家牟森一直怀有一个意愿：把三位西藏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拍成电影三部曲，分别是唐东杰布(桥梁建造者，为了建造桥梁四处募捐，演出藏戏，从而成为藏戏先行者)、藏医鼻祖云丹贡布、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我是想直接表达西藏的人之一”，牟森说。
作为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主动要求援藏的大学生之一，牟森的青春生活与80年代的西藏文艺氛围密不可分。他觉得，每个人与西藏之间“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宽泛的因”，但是“每个人的果是不一样的”，他用这样的因果论来概括许多与西藏有过关联的人的不同命运，以及分歧。
牟森用他的一个记忆来说明自己的“因”，80年代中期，在一次夜间他与朋友初到日喀则时，车顺着河流行走，水声中是夜色下的古老城市。对城市剪影般轮廓的感受，以及对当时浓郁的青稞气息的记忆，属于他对西藏的初次记忆。“如果我是画家，我就会去画夜里的日喀则”，对那个夜晚的印象促使他一直没有放弃“表达西藏”的愿望，“我觉得那就是我对西藏的感受，就是我的果”。
宇宙·高原·谭有恒
谭有恒，科学家，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创建者，长期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现居北京。
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创建者、科学家谭有恒正在制作一部关于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科普片。这位仍然显得精力充沛的长者，准备把精力从研究转移到科普上。
最初是谭有恒的朋友及同行，日本科学家汤田对他提到羊八井，向他描述了一番这里的地形优势与宜人气候。1984年选址考察时，谭有恒曾经考虑过的地方还有那曲、浪卡子等地。
由于宇宙线能量分布极为宽阔，最高可达到最大人工加速器的十万倍以上。但是能量越高就越稀少，对于超高能宇宙线的探测，尺度小的空间探测器就无能为力，所以使用巨型地面探测阵列是必然之选。高至4300米的羊八井盆地，宽阔平坦的场地正好适于建设大规模的探测器阵列，并且气候温和，有国道、青藏铁路和通讯光缆在近旁通过，与地热电厂和中国电讯等单位、以及数千居民为邻——这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意味着可以在这里正常生活，不需要像世界上其他的高山站那样，要忍受非常态的生存环境。目前世界上的高山站多半地势陡峻，而且气候严酷，往往孤守在面积狭窄的山脊或者山顶，没有就近的交通、能源与通讯设施，科学家在那里工作和生活面临极大的困难与高昂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无法在那里建设比较大的硬件设施。
与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合作，使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建立与生存成为可能，这种与国际合作为主要途径的方式，也许可以为其他试图开发与建设科学项目的人们带来启迪。在与谭有恒同时期申报的项目中，羊八井观测站是惟一成功的一个。
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策划于20年前，选址考察于1984年，1986年提出国际合作，动工兴建于1989年。1990年1月10日，观测站问世。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探寻宇宙线的起源。
1961年，欧珠次仁的求学之路
欧珠次仁，曾在普兰县，阿里军分区等处任职，现退休。
2007年，欧珠次仁退休了。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他说：“我的一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最大的转折是46年前赴内地求学的那段经历，那些终生难忘的青春年月。”
1952年，解放军进驻阿里，此时的欧珠正在为牧主放牧羔羊，他的视野里突然多了很多内容，至今他还记得解放军“喝开水”的细节，他说，那些“甲密”(汉人)大多嘴唇干裂、皮肤被高原的太阳晒得黑红。几年后，随着西藏平叛的结束，一支武装工作队进入欧珠家乡附近的甲布佐噶，于是他每天都去武工队驻地东游西看，对那里的一切充满好奇。
对于生活中前所未见的新鲜元素，天性顽皮的欧珠感觉很亲近。工作组里有个叫“洛珠”的汉族人(后来才知道他叫老朱)，还有一个叫阿旺的藏族翻译。老朱每天坐在帐篷里，不停地往一本彩色宣传纸上写字；大个子阿旺背着一个转盘机枪，在驻地附近转来转去。欧珠贪婪地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羡慕不已。欧珠感觉自己的生活在一点一滴的变化，虽然他并不清楚这种变化究竟会将自己引向何处。
就在欧珠为自己的将来蠢蠢欲动的时候，一件发生在西藏之外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57年6月，西藏工委开始筹建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10月，学校定址陕西咸阳。当时的西藏百业待兴，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文化基础的少数民族干部，国家决定保送一批贫苦农牧民子弟到内地学习。1961年夏天，欧珠不顾父母担心和亲戚反对，和村里同时报名的8名青年一起告别家乡，踏上求学内地的旅途，那一年，欧珠次仁14岁。
对于那次充满艰辛的长途跋涉，欧珠至今记忆犹新。在噶尔昆莎。欧珠的羊皮藏袍被打包寄回家，他换上了平生第一套汉装；在多玛兵站，欧珠吃上了向往已久的第一顿“汉餐”；在新疆叶城，他头一次看见树木，看见水果，看见骑着毛驴的异族人，脑子里模糊以为是不是到了传说中的“甲噶”(印度)，不对呀，老师不是说带我们到“甲那”(内地)上学吗āā回忆起当年的一幕幕场景，欧珠的脸上洋溢着激动和兴奋的神情。
在西藏民族学院，欧珠开始了为期8年的学习生活，他说，刚到咸阳时，因为不适应气候，经常生病，在校办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他的身体很快得到恢复。教他们的汉族老师很多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教学水平高，藏汉语兼通，且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相处起来像一家人一样。
从1961年起，和欧珠一起进校的同学开始进行文化速成教育，1964年被分入不同专业，接受师范、会计、邮电、农业等专业训练。几十年后，他们有的成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有的成了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家乡的面貌，书写了新的历史传奇。
登山改变了我的命运
阿 旺
阿旺：1980年出生于聂拉木，1 999年至2002年进入西藏登山学校学习，被誉为中国高山摄影第一人。
对我来说1999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那年三月我离开家乡，第 一次来到拉萨，进入西藏登山学校。从家乡聂拉木到拉萨需要三天时间，一路上我都在想象即将踏入的学校。那时学校刚刚成立，登山装备非常简陋，我们用的大部分都是60年代用过的装备。虽然条件很差，可我们在学校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勇敢、拼搏、敢于挑战困难的精神。尼玛老师的这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今天我带了你们二十几个人，将来你们要培养更多的登山人才，发展西藏的登山事业。”
我第一次担当高山协作是和国家登山队登章子峰(海拔7543米)，我和其他几位校友之前都没有登7000米以上山峰的经历，更没有高山协作的意识。登山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我经历了最强烈的高山反应，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曾想过放弃。现在回想起来，很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
登顶珠峰是每个登山者毕生的心愿，2002年瑞士登山队邀请我们几名学员作高山向导，我也有机会第一次登顶珠峰。这之后，学校把我们四名学员送到北京学习高山摄像技术，在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的活动中，我承担了高山摄像任务，完成了中国人在珠峰顶上的首次电视直播。在珠峰海拔重测活动中，我再次担任高山摄像师。
自从中国申奥成功并许诺在珠峰顶展示奥运火炬以来，我们时刻都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2007年经过选拔，组建了珠峰奥运火炬展示队，我的任务还是高山摄像。2008年4月，珠峰火炬队正式进入珠峰地区，5月8日，我们成功登顶，在珠峰顶上点燃了火炬，实现了申奥时许诺。西藏登山学校共有80多人参加活动，涵盖火炬队、高山摄像师、火炬护卫队和后勤等等，在登顶人数中占80％。
转眼间，西藏登山学校即将迎来十周年校庆，10年里我们历尽艰辛，也创造了辉煌。学校从当初的二十几名学员发展到现在的一百多人，每次重大登山活动都能看到学员们的身影，改变了喜马拉雅山脉由国外垄断的登山服务格局。自己也从一名乡村教师转变为登山教练，从2002年起我每年登顶一次珠峰，至今已登顶7次，成为国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人。登山开拓了我的视界，也真正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亲历的西藏教育
强俄巴，多吉欧珠，藏族教育家，新西藏教育教材编译事业的开创者之一，现居拉萨。
我的父亲叫强俄巴，仁增多吉，他是1913年达赖喇嘛十三世派到英国伦敦上学的留学生，一共派了4个贵族子弟，他是其中之一。他在英国的诺菲利大学学电力专业，回来以后，于1936年在多底沟口建了一个小水电站。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我的第一个英文老师就是父亲，虽然他工作很忙，但坚持教我学英语，后来我师从西藏著名学者擦珠活佛学习藏语文，并请汉文老师教汉文，我父亲也都很支持。
西藏和平解放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系。旧式教育主要由寺院教育、公办教育和私塾教育三方面组成，广大人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文盲率达到95％左右。那时拉萨比较有名的有电报局私塾、娘容辖私塾等十来家，我上的是吉日私塾，从质量上说，可能是拉萨第二位。这个学校主要讲授藏文读写，然后是经书和正字法的背诵。毕业时我的读写学得不错，也懂一些文法和算术，但并不能胜任工作，因为我是贵族的小孩，还要到地方政府的审计机关继续学习筹算。
西藏的现代教育是和平解放以后开始的。1952年，拉萨小学创立，经噶厦、贵族和西藏军区协商，决定成立学校最高领导机构，即董事会。学校有很多特别之处，比如说教藏语的老师，有地方政府里的年轻官员，也有寺庙的僧人、格西；早晨设有宗教课(朗诵)；学生来源不分贵贱，直接发放助学金(大洋)。学生非常喜欢这个学校，家长也欢迎。1953年建立了江孜小学，也是按照这样的办法进行的，后来山南、那曲、阿里等地也逐步建立了学校。到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西藏的小学有30多所，学生人数达到2600人。
1959年2月，解放军建立了西藏干部学校，我的老师擦珠活佛介绍我到那里工作。我在那里担任老师。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西藏的教育质量要得到提高，用藏语教学是很好的办法，虽然当时也有汉语教学，但当时的汉语环境还没有形成。用藏语教学，教材是个问题。在教育部的关心下，西南五省区——青海、云南、西藏、四川、甘肃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机构，共同编制藏文教材。后来我担任教育厅副厅长，又多次参与了五省区联合编撰教材的工作，我们翻译、编辑了从小学到中学的教材，不仅有藏语，还有汉语教材。编制了藏文版的《植物》、《化学》、《生物》、《政治》等等，对提高当地的教育质量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西藏教育事业的进步是人所共知的，它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涵盖了儿童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功能齐全。现在全西藏有小学200多所，中学100多所，高等院校6所，学生人数达到25万人左右，还包括500名研究生。减免学杂费用，对农牧民子女进行三包政策，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他们的子女不但能人学，毕业以后还能就业，群众对教育的认识有了空前的提高。
用镜头记录西藏
扎西次登，摄影家，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也是西藏摄影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1年，扎西次登的舅舅计美顿珠随十八军进藏，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第一代藏族新闻电影摄影师，1959年康区平息叛乱后回到故乡拍摄纪录影片《康巴人民的新生》。那是扎西次登孩童时代一段最幸福的时光，他俨然成了舅舅的一位义务摄影助理，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摄影器材。
2006年，扎西次登从西藏摄影家协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开始在头脑里梳理近50年的西藏摄影历史。他认为，西藏现代摄影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随军记者、以及新影的一批人，有意识地记录了西藏历史进程的变化，他把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人，视为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西藏摄影人”，“现在的器材越来越好，题材也越来越广阔，我每年还在拍很多东西，从中得到了很多别人体会不到的快乐。”他的摄影新书《我的雪域乡亲们》正在筹划中。去年他在阿里的深山里待了两个月，拍摄珍贵的洞窟壁画。扎西次登觉得，自己的第二次摄影远征才刚刚开始。
作为一个藏族摄影家，扎西次登在摄影笔记中说：布达拉宫是摄影人的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他说：“每当我从外地返回拉萨，无论什么方向，在离拉萨市区二三十公里处，就可以远远地看见布达拉宫，顿时，如释重负，旅途中的困倦疲劳顿时消失。”
扎西次登每天关注着这座巍峨宫殿的变化，比如光线、色调、环境、气氛的变化，哪扇窗户换上了一幅新的窗帘，哪一处又多了一间点灯的亮屋。在拉萨的几十年生活中，他从未间断过对布达拉宫的拍摄。在周围的山峰上，在拉萨河中，在阳光和月色星光下，他在拉萨的各处寻找拍摄布达拉宫的最佳角度与地点，寻找春夏秋冬、晨曦黄昏中拍摄的最佳时间与季节，也尝试过从直升飞机上俯拍。
扎西次登说：“摄影艺术不具备叙述事物发展过程的能力，我没法像作家那样向人们诉说布达拉宫的全部历史。然而我却可以用我手中的照相机，去截取和捕捉那些非摄影者容易忽略的转瞬即逝的瞬间，一幅幅地去展现不同时空状态下的布达拉宫视觉形象，让观众从这些视觉形象中去想象有关布达拉宫的故事。”
对于许许多多热爱西藏的人来说，了解西藏今天的美好现状与未来，是凝聚今天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义祖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许对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最好的诠释者，仍然是生活其中的人，他们的群像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具有文献意义的画面。
“家访旅游”代言人
央宗，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东嘎镇桑木村的村民，民间藏戏演员。
央宗的家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东嘎镇桑木村，过去这里是三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
民主改革前央宗家里只有一块巴掌大的天地，她本人平时在领主的地上干活，闲暇时候外出为别人家的婚丧嫁娶唱歌为生，民主改革时分了土地与牲畜，家里的生活才逐渐好起来。2000年，来自山东的企业家简会荣看中桑木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办起拉萨首家农民家访旅游，央宗老人成为农民艺术团的当家明星，也成了家访旅游“代言人”。
央宗说：“在艺术团里我负责唱藏戏，唱民歌，我会唱三个折子戏，还有四五首歌曲。团里还有一个笛子手，一个扬琴手，一个鼓手，一个扎年琴手。我建议今年的家访活动时间安排要早，接待户要少”，显然她对家访旅游已经有了自己独到的想法。
村里有十几家接待户，自从开展家访旅游，老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艺术团里的老人还有南洁老太太和丹增贡嘎老汉，三人受到简会荣的特别照顾，有时候演出晚了会派车把他们送回家。每当有“任务”，央宗老人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洗好茶碗，打上酥油茶和青稞酒，准备好上等的糌粑，只要客人一来，老人全家倾巢出动，有人唱歌，有人端茶倒水请客人品尝。这项活动每个客人收费2元钱，但客人付给的小费远远超出这个数字，有时候一天能挣100块钱，这还不算公司年底结算的返回款。
每当简会荣走进桑木村，老老少少都叫他“书记”，他是桑木村人公认的“编外书记”。2000年藏历年时，淄博人简会荣到藏族朋友家做客时，正赶上其亲友们载歌载舞，让远离亲人的他深受感染。其中，有位叫丹增贡嘎的老人，交谈中得知，老人年轻时曾到北京参加过文艺汇演。随着西藏旅游的升温，简会荣总是想起那次聚会：如果能开发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旅游，肯定受游客欢迎。他走进了丹增贡嘎的家，把想法与丹增贡嘎一谈，见过世面的老人十分赞许。
简会荣马上决定成立起桑木民俗旅游有限公司，投资拓宽村道、修公厕，把桑木村五组建成民俗旅游点。最初两个月，零零星星来了六七个人。为稳住大家的心，简会荣卖掉卡车，又掏出家底，每月按时给村民发放工资，一分不欠。当年，村里共接待2600多人。简会荣一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除外，经营亏损10多万元。但从游客乘兴来、尽兴归的脸上，他看到了希望。第二、第三年，游客增加到5000多人次，简会荣摸索出的“三部曲”是：游客先进村民家里喝青稞酒、打酥油茶、捏糌粑，体验藏家生活；再观看歌舞表演，与村民一道载歌载舞；然后观摩传统手工艺品和农副产品的现场制作。
2005年，村里接待游客2.6万人次，去年达到2.8万人次。68户村民几乎家家都有人参与旅游行业。有的当“村导”，有的表演歌舞，有的加工手工艺品，23户“家访户”除了每月从公司领工资外，还有游客给的数目不菲的小费。村民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也发生很大变化。
创建“西藏事物的目录”
廖东凡，藏学家，著名西藏民间文艺专家，民俗学家，1985年调北京，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民间文艺研究所所长，《中国西藏》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现退休，居北京。
“我的人生故事，很长一段发生在遥远的，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廖东凡回忆说：“我在这里生活、工作了整整二十四个春秋。”二十四年的工作成果，是卷帙浩繁的系列著作：《西藏民间文化丛书》。以一个作者单独创作一套由十部、210万字构成的丛书，这在西藏民俗写作史上是罕见的。他的《西藏民间故事》、《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雪域西藏风情录》、《百年西藏》等著作也成为藏学研究的重要书目。
在本刊记者与廖老先生的接触中，曾听他谈起过准备写作的各种西藏题材。比如关于近代历史中的船夫猎户、草原豪侠、高僧活佛、贵族世家、平民朗生的传奇，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大半生的考察与研究，在他的脑海中，仿佛有一个关于西藏的题材库，或者说，一份关于西藏事物的庞大目录。
1961年廖东凡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时，西藏正在进行划时代的民主改革。23岁的他成为“支援边疆的建设者”的一员。廖东凡进藏后，分配在拉萨市文艺工作队长达8年之久。每年中有几个月的时间，廖东凡会与演员们一同跋山涉水，前往农村和牧区巡回演出，同时进行社会调查，请各个村庄里的长者讲述家史和村史。在这样的生活中，廖东凡学会了藏语。文革后期，廖东凡在堆龙德庆县农牧民中，生活了4年，至今这里的许多农牧民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关于西藏在今天呈现出来的变化，廖东凡说：“时代正在以我们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向前推进”，西藏的发展和进步“更是跨越式的。这种跨越把近半个世纪和今天西藏的时空距离无限拉大”，正因如此，廖东凡感到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西藏生活，已经成了一种今人无从体验的生活感知，因而更显珍贵。
与廖东凡在西藏考察与写作的年代相比，今天人们对西藏的兴趣、观看和表达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不应忽略，以廖东凡为代表的一代人对西藏的现代考察和表达，或许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或者说，廖东凡与他的同代人，有一种共同认同的情感原则，这与更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为主要目的的后来人相比，对土地与人的情感，是廖东凡一代早期民俗田野考察者的共同价值基础。
拉萨的宽容
段锦川，独立电影人，上世纪80年代曾经长期在西藏工作。现在主要在北京生活和工作。
“拉萨是比较宽容的，1985年、86年，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拉萨最开放的时期，当时，甚至所有到西藏来的人都有一个体会：这简直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地方。”著名纪录片导演段锦川这样回忆。
段锦川1984年进藏后，一直在西藏电视台工作。他还记得，当时进了电视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乡去买牛肉和酥油。“一进电视台院子居然能看见牛羊。我没失望。那时在拉萨能够看到各种样式的嬉皮士、艺术家、背包客、西方人，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目的的人，和现在的丽江、桂林一样，那时就了解了户外、徒步、穿越、漂流等这些东西。没有人干扰你，也没有人对你好奇，这是一种令人着迷的文化习惯。”
1994年段锦川回到西藏，一直到1997年，完成了三部西藏题材的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天边》和《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八廓南街16号》，人们认为这部秉承“直接电影”精神的影片，使观众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西藏生活的表达。段锦川在这部影片中， 实现了他在完成影片《广场》中对大型公共空间的拍摄后，对“小范围内公共空间”的探索，并且含蓄地对以往的西藏影像作品表现出一种偏离。在《天边》中，段锦川又返回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严酷自然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寄托了他早年对西藏事物的感受。
“西藏有很多外在的东西吸引人，外在的符号性太强，会被它带着走”，段锦川认为，对西藏的简单层次的接触，经过消费之后就不再有用了。进入21世纪，人们有一种需要；在经济发展与消费水平进步之后，重新对西藏的历史进行理性角度的回顾，并且呼唤共性，而不是单一强调一个地区的个性。但是，人们对西藏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还是不够的，段锦川说：“对西藏历史的回顾与认识仍然是未完成的。”
言说西藏之“魅”
马丽华
马丽华，女作家，现居北京，现任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
《西藏人文地理》采编者把当下西藏题材的写作群体，大致划分为像我等这样一住多年的、本土生长的和短期旅行的三大类，询问我对其间差异的看法；对于我曾说过在西藏“从寻找差异开始，最终却找到更多的共同”，流露出些许遗憾；最后的提问是，经历过“着魅”—“祛魅”，问我是否还有“返魅”可能。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作者群体或可分类，但作品就难以群体划分类型，换言之，组成群体的每一个体各是各，呈现出来的是多样化。爱因斯坦似乎说过：位置决定性质；俗话说得更直接：屁股决定脑袋。一般说来，西藏在时下年轻人的笔下最为浪漫化，一度成为最“小资”，所谓“精神家园”尤为可爱，令如此广大厚重的雪域高原始料不及。西藏是个适合做梦的地方，人人都有来此做梦的权利，但身份不同，言说各异，若让我这个在藏住过二三十年的准老妪也跟着起哄，那还不把读者全都“雷”倒。
这就涉及了第二、三个问题，在此侧面回答。上世纪80年代在藏北采访时，听说一位老牧民临终时唯一的心愿：“要是能再看一场电影就好了。”90年代在藏南农区，看到水坝尚未建成，隔年才能发电，而许多农家早已兴冲冲买好电视机，眼巴巴等着了。进入21世纪，在藏东横断山脉中穿行，有一感悟：若说山川秀美，可真适合旅游观光；若说住下来过一过乡村生活，建议不宜久留，至少现在不宜。同内地乡村一样，年轻人向往现代生活，热衷于进城打工，类似这些方面，不分民族国度，人和人真的没有两样。至于国外有人反思现代文化弊端种种，具体到拒绝电视，更有人刻意寻求挨冻受饿的感觉，无家可归的体验，可能属于“富则思变”吧。
幻觉西藏和真实西藏之间是有距离的，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去年夏天，一位英国人告诉我，他陪同姐姐第一次来到四川藏区，见到藏族人，只听姐姐一声惊呼：“原来藏人也是‘人’啊!”何以至此?原来这位姐姐听说过许多西藏神话，以为此地人皆僧尼，不食人间烟火，藏密功夫了得，没想到亲眼所见，会是你我一样的“常人”。
说到“魅”字，加上“惑”，近乎妖；加上“力”，是良性吸引。西藏之“魅”通常被人将“神秘”置于首位，作为旅游开发的营销策略未尝不可，尤其对未曾来过的人的确有煽动力。但是你见到的多番来藏的游客，还有几人是为神秘而来。当然在小说家那里，尽可以借题发挥，以满足人们固有的猎奇期待。
所以说，神奇感较之神秘感更易持久。在我本人纪实性的写作经验中，一部青藏高原演化史之奇迹，以及自然风光之壮丽，足可与神话传说相媲美；所记录的民间生活之缤纷，尤其增加了令人感动的成分；而潜入西藏历史中所见过往风景，不啻于新大陆的发现，是惊奇。我有新作，名为《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留待下回再谈。
格勒的记忆
格勒：著名藏学专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西藏的路上经过格勒家乡时，他刚好出生。格勒的家乡，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绒坝岔区昔色村，在他的记忆中，那里当时相当偏僻，从成都往西翻越“高万丈”的二郎山、折多山，经过800多公里，才能到达甘孜县城，再从县城到昔色村30多公里，过去格勒小时只能步行或骑马，现在有公路直通到家门。
格勒这几年主持西藏现代化研究课题，他认为，对于西藏来说，作为传统与现代化分界的重要社会标志就是1959年的民主改革。因为1959年以前的西藏是一个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是一个以宗教为最高利益或一切以宗教为中心，以农奴为基础的政教合一制度，寺院集团是代表和维护这个利益的强大传统堡垒。几百年来寺院集团竭力阻挠西藏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价值’垄断。寺院集团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保守派盟友一再阻挠西藏迈向现代化的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步伐。因此西藏现代史上试图进行现代化变革的多起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在他的家乡，因为解放军来得早，所以1956年就实行了民主改革，并且这一年在他的家乡绒坝岔区建立了第一所新中国开办的小学。
格勒出生于一个辛劳的农奴家庭，很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全家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马等生产生活资料，也没有自己的住房，更没有人身自由，全家四口人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终生为贵族全家服务。他对这个社会最突出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男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因为当时没有一座现代化的小学，没有机会接触更广阔的社会，也没有机会认识村落之外的这个世界。格勒的母亲一生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儿子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人能够出人头地，要么就能够去学习、读书，所谓读书就是进入寺院为僧。5岁时，格勒被允许在贵族家里的经堂里为天天念经打鼓的喇嘛当个小仆人，而做仆人就可以学习藏文，格勒的学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童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突然来了许多解放军。那时虽然不知道解放军是什么，但格勒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唱歌、骑马，他们给格勒玉米和大米吃。民主改革后，他正式进入学校学习。刻苦的学习占据了格勒的全部少年时光。直到1964年，他考入西南民族大学读藏语文翻译中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连续攻读学位，经过77级本科生和78级硕士生(破格)以及83级博士生，最后1986年以“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毕业，并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1991年1月，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他“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和荣誉证书。
1986年格勒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致力于藏学研究。他参加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1996年出版，1999年获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他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多次带队深入西藏农村牧区，进行田野调查，其中《藏北牧民》(四人合著)1993年出版后，在国内外藏学界和社会人类学界反响较大，世界著名的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认为“《藏北牧民》是迄今为止，从人类学 的角度研究西藏社会的最好的一本书”。经过调查和研究，格勒认为1959年以前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里围绕土地的所有、占有、使用、支配、分配等问题，人与人之间结成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的互动和依存关系，并由此引导出社会的等级和奴役关系，构成西藏传统社会政教台一和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造成西藏社会长期封闭落后和经济长期近乎停滞的状态。
格勒说保护西藏及其他藏区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自豪的是，中国对藏文古籍的收集、整理、保护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从1988年开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除成立出版社出版大量的藏汉文文献古籍之外，又专门成立了一个藏文大藏经对勘部门，二十年来国家投资几千万，集中上百人，把各种版本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集中起来，一页一页地对勘整理完工，并全套出版，在世界上是首例，被称为保护藏族文化的“航母工程”，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学者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这只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许多重要的藏学研究工作之一。自2007起，他负责在北京筹建“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一个题为《令人神往的西藏》大型历史文化展览即将于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隆重展出。
猎奇，诞生中国最早的国际摄影金奖
蓝志贵，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十八军政治部摄影记者，曾供职西南民族学院工会副主席、《西南旅游》杂志美术图片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编审。现退休，居成都。
2009年成都的春节异常的热闹，没有之前担心那种阴霾的氛围。四川人的心态不得不说就是好，本来就会享受生活的四川人地震后又找到一个更大的借口：好好活着、快乐生活。老天爷可能也感觉到2008年给四川人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泪水，在春节大年三十晚上12点后开始飘起了“鹅毛”大雪，一直下到初一早上，这是成都很难见到的场景，“瑞雪兆丰年”嘛，但愿2009四川好运。
蓝志贵1970年从西藏调回四川，换了几个单位后落脚在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后来也一直就住在了这所在成都南面的校园里。笔者去采访他的时候春节还未过完，学校放假异常的清静。也异常的干净，走在校园里很舒服。笔者很小就见过蓝志贵，是父亲的老战友。上个世纪40年代蓝志贵便和家父在重庆皇宫照相馆学徒摄影。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有三家最好的照相馆，皇宫、留真、七星，他们在这个最好的照相馆里向老板宋惠伯学到了非常好的技术和为人，两人同时在重庆解放不久的1949年底参了军，因为有较好的摄影技术，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十八军随军记者”。于1950—1951年随部队进藏。
蓝志贵在十八军的摄影记者里应该说是最勤奋的一个，成就也是最高的。作品《拉萨节日的欢乐》在1958年两次分别在匈牙利、民主德国获得国际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摄影史上最早在国际上获得的两块金牌。“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猎奇，平时除了完成部队交给的拍摄任务外，我就喜欢背着相机在拉萨到处跑，见到我原来没有见过的场景和人物我就记录下来。当时的感觉什么都很神奇，什么都很新鲜。”蓝志贵的侃侃而谈一点也感觉不出他已是一位近80高龄的老者。“获奖的这幅《拉萨节日的欢乐》我是用了三年时间完成的，1956、1957年的传昭法会我都去拍过，但是角度不好，不理想。总结之前的经验，i958年传昭法会前几天我就开始寻找最佳拍摄的场地。最后找到一家一楼是商铺，二楼是仓库的这么一个小楼，爬到屋顶一眼望去很理想，前面是空旷的当时叫罗布区的广场，背景就是布达拉宫。到了1958年传昭法会最后一天，为了拍摄方便我换上了便装，早早来到这里等候，最后抓取到了这个场面，很有气势，很有特点。”“拍摄完成后我马上冲洗并寄给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由他们送出国得了两次国际金奖。”说到获得国际金奖，蓝志贵远没有刚才说到如何拍摄那么激动，淡淡的一带而过，至今他手里也只有获奖证书，而奖杯也是后来到北京出差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奖品陈列室看到过。
“你后来最后一次到拉萨，去找过你拍这张照片的地方吗?”这是笔者问的惟一问题。蓝志贵说：“我1991年最后一次去拉萨，住了三个月，当然去找过原来的那个地方，那个两层小楼。结果我怎么也没有找到，变化实在是太大了。50年代的拉萨我拍过全景，三分之二 是空地，而且很脏很乱，而1991年我又去拍过拉萨全景，就是要想比较一下，结果我的照片呈现出来的是五分之一的空地，其他全部是建筑和街道。最后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我确认了拍摄这张照片的地点，是现在拉萨最为繁华的商业步行街宇拓路(之前叫人民路)，是因为那座在宇拓路上保留下来的琉璃桥为坐标才确认的。”老人脸上充满回忆。
摄影对蓝志贵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他口中虽然说现在不想这些了，把老照片全部给了研究西藏现代摄影史的黄建鹏代与整理和经营。每天炒炒股票，到处转转，喝点小酒，定期和西藏的老战友、老朋友聚会一下，其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需求了。
守望拉萨
加央，供职于“拉萨古艺建筑总公司”
(俗称“古建队”)，这支汇集了不少能工巧匠的队伍接受过数次布达拉宫维修任务。
拉萨市城关区古艺建筑公司的前身是原西藏地方官办工厂雪堆白，出现过则东江热氏、则东德康氏等工匠大师，享受旧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仲多官职。
现任古建公司的副总经理加央出生在拉萨八廓街东孜苏巷的一户平民家庭，“文化大革命”中辍学，在堆龙向阳煤矿公路工地、堆龙德庆县水电站工作几年后进人城市合作社，1980年代转入拉萨市城关区古艺建筑美术公司，跟随仲多顿珠、钦莫旺庆学做石匠活，参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雪林多吉颇章维修工程以及老城区16个院落危房改造工程。老城区改造一直是拉萨市城市建设的一项主要工作。2006年，拉萨市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到老城区，完成改造大院的逐户登记、排查和建档工作。2007年，城关区上报了9座改建大院实施方案，改造总投资1677万元，建筑面积1.95万平方米。改造方案按照“修旧如旧、保持传统风格”的要求，结合老城区的实际，做了丹杰林、扎康、旺丹边巴等9座大院的绿化规划，引进了一批耐寒、耐阴性强的植物，对老城区居民大院实施绿化工程。古建公司参与了其中的大部分工程。
作为拉萨的“城市美容师”，加央记忆最深的是在布达拉宫维修工程的日日夜夜。“那时候你们应该知道布达拉宫广场周边是乱糟糟一片，像歌舞团呀，展览馆呀等很多单位都挤在一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我小时候记得布达拉宫城墙外有两处石碑，从远处看去给布达拉宫增加了对称的美。可能是民房建筑过于拥挤，再加上布达拉宫后面的龙王潭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就把这两个石碑搬到了龙王潭公园。那时候布达拉宫城墙正门是没法开放的，因为被前面的建筑堵住了，所以就在东边的城墙上硬生生开了个豁口，特别难看。那城墙里面的情况就不用说 了，可以说是脏乱差俱全。1989年布达拉宫第一期维修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已经在逐步地改善拉萨的城市形象。布达拉宫广场西面的查嘎果林佛塔被称为拉萨的‘大门之母’就是我们修复的，完全按照原来的尺寸，分毫不差地恢复了原样，而且比原来更美。接着我们把龙王潭里的两座石碑搬回原来位置，精心安装了从内地引进的最好的琉璃瓦，外墙涂上传统的矿物颜料，噢!一看真的很美!”以后的几年里，古建公司参加了布达拉宫雪城的恢复工程，“我们首先堵上了城墙上的豁口，恢复和维修了雪城正门，又在雪域西墙开了个大门，便于工程车辆进入，又加固和美化雪城东门，作为团队游客的专用通道。雪城里面的面貌变化更大，把五几年以后建造的不规则的房子全部拆除，突出了壁喜宅、龙夏宅、宝藏局等有特色的建筑，首先是‘修旧如旧’，又有一定现代特色，游客来了看的很尽兴，我也觉得拉萨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让别人看一个乱糟糟的拉萨我心里也不痛快”。2008年，《拉萨市城市规划条例》通过批准，已经完成市区1:1万正射影像图、市域1:20万地形图、市中心区等4区1:5000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工作；完成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工作，计算机编绘综合管线图，为拉萨的现代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规划保障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完成了创建园林城市、布达拉宫广场改扩建及周边环境整治、罗布林卡、大昭寺周边环境整治工程、农牧民安居工程等一批重大项目工程的规划选址、可行性研究和规划设计方案的编制审查工作。在科学缜密的《规划》指导下，古建公司将为美化拉萨市容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公司的主打产品扩展至民族手工业产品、唐卡、壁画彩绘、银雕木雕佛龛、各种民用金银铜器、瓷鎏铜金、寺庙装饰品、边玛草、石刻、民族风格的藏式房、酒店、宾馆、藏式会议室装修等等。古建研究所专门组织人员，对藏式传统绘画中所用矿物颜料进行调研，通过民间工艺大师的口碑材料，到西藏本土矿物产地仁布县、尼木县、昌都等地收集了矿物颜料分布及制作工序资料，研制出了12种矿物颜料，撰写了《西藏藏式艺术总监》一书“在这些工作中我不敢说有多大的贡献，但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加央说。
一曲《洗衣歌》，一唱五五年
罗念一，著名军旅作曲家，现离休，居成都。
笔者是听着《洗衣歌》长大的，现在想想还能记得那曲调、那轻陕的舞蹈。《洗衣歌》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平时部队战士的工作、生产都很忙，炊事班的班长在小河边帮大家洗衣服，一群背水的藏族姑娘看到后就把班长“骗”走，把班长带来的衣服在小河边全部洗干净了。
对罗念——直很崇敬，今天的采访当然可想而知。好在罗念一老师很随和，没有大师的架子，采访也就相对比较轻松。
“1964年5月要举行全军第三次汇演，西藏军区领导要我们创作组在原有节目基础上增加一个反映军民关系的节目。从进藏我就喜欢下部队，到处跑。1960年在拉萨某部队体验生活的时候，连队的官兵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部队为了不给当地老百姓增加负担，自力更生，进藏的所有部队全部是一边练兵一边劳动，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的方式。很受当地老百姓喜欢，军民关系非常融洽。这一年的过年前的一天早上来了好多老百姓到部队营地里收集脏衣服帮助战士们洗。战士们很紧张，主要是害怕老百姓一下收走那么多衣服，肯定分不清谁是谁的，而且也怕丢，毕竟当时部队的供给有限。紧张归紧张，也不能说，怕影响军民关系。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到了晚上劳动回来的官兵发现，他们的床上放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衣物，居然拿走的整个连队的衣物一件没错，一件衣服也没丢。这个故事很感动我，我的记忆也非常深刻。”
“我和当时的军区创作组共同创作了《洗衣歌》”，“1964年首次在北京演出，周恩来观看并表扬这是一部表现军民关系的好作品，《洗衣歌》一下子就火了。全国的剧团、部队歌舞团都来观摩。我们当时住在北京西苑饭店，观摩和学习的团体不断，最高纪录是我们在西苑饭店的餐厅里教《洗衣歌》里面班长的角色舞蹈，就有两百来个班长，学藏族姑娘洗衣那一段舞蹈更是好几百人。甚至还有国外的文艺团体来观摩和学习。”
《洗衣歌》一演就是近五十年，罗念一说，他自己也没有想象到是这样一个结果。
说起罗念一，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他的作品《洗衣歌》，其实罗念一还有大量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如：《叫我们怎么不歌唱》、《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姑娘达瓦卓玛》、《青藏铁路》、电影《农奴》插曲《阿哥，你必须说》，电视剧《格萨尔王》主题歌《格萨尔颂》等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专家和媒体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罗念一是“藏汉合音第一人”，他对记者解释说，这个“合音”不是单单的男女和声、高低合音的感觉，而是一个汉族人写的藏族曲调，并在作品里用藏汉两种语言演唱的特殊表现方式。“对于西藏音乐题材的创作，不能仅停留在纯自然和原始本源，而应当尊重、继承和发展，西藏音乐那恢弘宽广的气势，古朴神秘的韵味，是用之不尽的艺术宝藏。”
2007年8月1日建军80周年晚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西藏送来的节目最后选了两个，一是老歌《二郎山》，再就是《洗衣歌》。
采访间歇罗念一老先生接了个电话，他与一些老同事正在筹备2009年3月28日的演出，他说“我们也要为‘3·28’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再做一些事情”。
编纂《藏文大词典》
江 嘎
江嘎，北京民族出版社资深编辑，《藏文大词典》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负责人。
1968年自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的江嘎，没有回自己的故乡白玉县。1976年，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的成立，为在理塘草原深处帮助当地牧民建立公社的他，创造了再一次回到北京的机会。2006年，已经是北京民族出版社资深编辑的他，迎来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挑战。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幸运，能够以藏文母语作为生活之外“学习和工作”的主体。更感幸运的是，在与藏文打交道30年之后，还能够主持《藏文大词典》的编纂工程。将之定义为“工程”确不为过，如果把涉及藏民族的方方面面——宗教、文化、艺术、历史、地理、民俗等等，都比喻成一条条的江河，那么，我们目前正着手进行的这本藏文大词典，就是汇集这些江河的大海。一想到这个大海要盛装来自全国五省区藏族聚居区，且各有不同方言体系范围内的词汇，我甚至都有些担心，作为航行在这片大海中的水手，将会迎来怎样的风浪和险阻。毕竟，历史上抱持这种宏图大志但却未能尽业的人从没少过。
最初，来自工作上的不便是这本大词典的缘起。我曾专门注意并收集有史以来各类藏文字词典，但数量惊人的七八十本里面，没有一本是综合性并充分结合不同方言区变化的。如果我是一个装满机械臂的文字工作者，这倒也能忍受，但这仍不是办法。随着时代变迁的加速推进，本来就以兼容并收其他文字见长的藏语，又成倍吸纳了众多的新生词汇，同时，不少原来的词义也有新变化。稍具生活感受并关注文字的人都能体会，词汇的生长过程充满了复杂性，乐趣和恶趣并存，歧义与转 义丛生。比如藏语中“花花公子”这一新的外来词汇，在有些藏区竟被直接从汉语发音硬译过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它是应该由playboy这个原词意译。凡此种种说明，重新编辑一本能够解决问题的词典，已经是时候了。但在具体操作中我们也有调整，比如要把如今海量(它仍在不断生长)的科技词汇全部考虑进词典有些不切实际，所以，基于常见和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的“普及性”收录，以及基于那些濒危然而具有传统特征的词汇的“抢救性”收录，就成为了重点。一代人的离去，带走一代词的离去的事例，不止是发生在藏语里。
依藏族传统观念看待诸如此类的文化工程，都习惯以“功德”去一并概括。对于我而言也不例外，这毕竟是能留给后世的大部头。我和应邀参与本词典词条编写的众多藏汉族知识分子接触中发现，将此视为一种荣耀甚至义务的人并不少见。但我深知：这并非彼此的个人之力便能简单实现，我感激这个注重民族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发展时代，感激这个项目被作为国家工程立项，并得到国家财政支持，以及全国各地的学者及其所在机构给予的热诚付出，否则，这一切都只能是一个梦而已。
见证西藏旅游业
斋林·旺多，资深旅游工作者，现居拉萨。
斋林·旺多1934年生于江孜，1940年到1945年在西藏江孜、日喀则、拉萨等地辗转求学，在拉萨至日喀则的山道上连续7天在马背上颠簸，个人的“旅行生活”自此开始。1946年进入印度大吉林圣约瑟夫学院学习后，往返拉萨过寒暑假，要在路上走34天，他把这些经历糅进自己的小说《斋苏府秘闻》。
西藏旅游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旺多说：“我当导游的时候西藏旅游的市场销售一点也不困难，市场方向是欧、美(加)和日本，只有一个旅行社。西藏没有开放，太神奇了，外国人急着要来啊!宣传上说的是1980年旅游开放，实际上是1979年开始的，政府决定成立旅游总公司，中央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也了解西藏的销售情况特别好。”
旺多原在自治区教育厅属下的教材编译处工作，编写西藏中小学教材，藏文部分自己编写，理科教材主要是翻译。80年代旅游总公司成立时，组建旅游总公司的任务交给了他。可能由于是当年留学印度的藏族学生，领导想到了他，说“这个人应该过来”。旺多说：“我对旅游没有什么概念，只是想尽快使用我的英文，英文简直是我的第一语言，比藏文还要好，我已经快50了，还能等多久呢?我当时的态度是马上同意，希望我的英语能派上用场!”头一次到旅游局上班，旺多却连一个单词都想不起来，见到外国人需要打个招呼，还使劲想，连“哈喽”都不会说，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相当尴尬。但所幸的是很快就恢复了。他的口语后来每天都在进步。他说：“教育厅本来是打算把我派到藏大组建英语系，待遇、房子都谈好了。但我还是选择到旅游局报到，想着能在语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局里打算让我做行政工作，但我想当导游，希望天天接触外国人，把我的口语‘要’回来。当时我的一些朋友从北京给我寄来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我经常读啊!”
六个月后，西藏自治区在香港成立了新公司：“西藏珠穆朗玛旅游有限公司”，简称“港珠旅”，旺多被聘任为港珠旅的副总经理，到香港工作。香港的12个月对他影响很大，知道了职业经理人是怎么工作的，从香港回来后，他又回到国旅拉萨分社，想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工作中。此后，包括旺多在内的西藏本土旅游从业者，开始了艰难的摸索阶段。
旺多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半生从事旅游业的经验之谈：“只有人口的流动，才有旅游的需求”，他认为旅游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西藏的旅游业目前发展很快，旅行社从最初的一个发展到40多家，“旅游是商业行为，要搞好服务，这是我的第一个认识；第二，旅游业一旦崩溃将影响到整个产业链，它的地位非常重要；第三，搞旅游并不难，投资不大，挣钱还比较容易。我不敢说未来的西藏旅游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肯定超出我意料之外”。回顾走过的道路，旺多老人庆幸自己与西藏旅游业的这段缘分，他是西藏旅游业30年发展的见证人。
我关注和热爱拉萨
楞本才让·二毛：词作家、自由撰稿人，现居拉萨。
我本可以早点来到这座城市的。我记得一次，洪水冲断青藏线，我被堵在了格尔木而不得其人。但有时，隐秘而深刻的回忆，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我猛然记得：就在我现在居住的太阳岛住所之下，竟然是十几年前居无定所的我曾经盘桓和游玩过的荒滩。这两者之间基于时空的牵连和角色的转化让我觉得：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早已不是以往那种因文学冲动而与之相遇(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那种汇聚在拉萨的集体创作意识和气氛，曾是多么地吸引如我一般的人)，而是非常清晰和紧密的亲人关系。这种感受在我客居北京的几年中，是未曾有过的。可以这样说：对于这座我生活其中的家园般的城市，我从没像现在这样去关注和热爱她。这使我经常越过自己的身份，像一个规划师——准确而言是一个城市人，一个自觉的市民——那样去思考这个城市。
我会想到构成这个古老城市最初骨架的林廓转经道，是否能让老阿妈们安全地完成转经的仪式(包括对其一生都很重要社会交往、购物、健身等日常生活行为，都在其中)。我还会想到构成这座城市所有荣耀的三大世界文化遗产级的神圣场所，是否可以通过一种更合理的旅游开发模式，既保住传统又大步走向未来。又比如通过我正在做的藏族传统手工艺的文本收集工作，我了解哪条街巷、哪个老屋子里，还存活着哪些手上有绝活的艺人。
为了这些被我视为这个城市珍宝或是血脉的一切，使我放弃掉我所有的偏激、短视、误解、不负责任甚至财物，这都是值得的。我并非一个善于赞美的人，但我也会自觉地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城市文化的参与者，甚或建设和谏言者，发出一些我认为远胜于赞美的声音。因为我时刻准备着，能与这座城市更好地相依相存。
一个当代乐手的成长史
旦增达娃，“天杵”乐队主创人物，该乐队在西藏自治区本土拥有广泛影响力。
谈到“天杵乐队”的成立，旦增达娃想起很多。
“西藏以前的许多音乐有当时的时代烙印，节奏比较缓慢、注重宗教感受，所谓没有人就没有神，人的东西少，神佛的东西多，写江山，写神仙，唯美的味道很足。现在是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网络化时代。艺术家是很敏感的，我会非常注意身边的事情，3分钟前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能很快知道，这样我们的文化视野就更为广泛和多元”，他说：“我从西藏艺术学校毕业后到中央民大上大学。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各种音乐风格风起云涌，就像60年代的美国一样，中国流行音乐的基础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我在民大时，崔健、腾格尔都在附近排练，那种气氛一下子感染了我。”
回到拉萨后，旦增达娃明显感觉到与首都的差异。“(西藏的)音乐人之间缺乏学术交流，音乐理念趋于保守。对来自传统音乐以外的任何音乐容易采取排斥的态度，本土音乐人之间也缺乏交流的习惯。”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拉萨已经是个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城市”，他说：“但‘国际化’并不是什 么特别的话题，因为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如果说今天的拉萨在某些方面(包括摇滚音乐)已经与国际接轨，那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是人类共同的审美情趣提供了这样的土壤和舞台。”
在认真研究西方现代音乐后，旦增达娃发现人类的音乐特质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如西藏的工布箭歌——“达协”与“蓝调”布鲁斯在节奏上是如此的相似，只是在音阶上有所不同；巴塘弦子与源自牙买加的“雷鬼”音乐，乍一听分不清彼此；又如重金属节奏与藏戏鼓点的异曲同工，“原来藏歌也可以这样唱!”几乎是不假思索间，旦增达娃开办了“不插电音乐听吧”，后来，成为乐队主力的索朗旦增(主唱)、索朗念扎(主音吉他)、索朗尼玛(节奏吉他)、扎西平措(贝司)、普布顿珠(扎念琴)就是这时候走到一起的。1999年，西藏第一个摇滚乐队——“天杵”正式成立，“不是电声乐队，目标明确，一开始就是说的摇滚，有自己的音乐理念，有固定的成员和成熟的风格，并且在电声音乐中大胆引进扎年琴、竹笛、毕旺等西藏传统民族乐器”，拉萨出现了一种耳目一新的音乐。他们的作品一出来就受到了欢迎，听众以40岁以下的青年人为主，80％的大学生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他们在原有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欲望》、《仁增旺姆》、《拉布达布》等音乐作品，被评论认为给民族音乐带来了新的可能。
“天杵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天杵》卖了5万张，而且主要是在本地消化的。也有批评者认为，他们为民歌重新换装，是在“糟蹋民歌”。旦增达娃说“摇滚音乐就是用最直接而又简单的方式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不是要忘记什么东西，而是直面生活本身的复杂和多样。”
“客观”和“中立”
梅·戈尔斯坦，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长期在俄亥俄州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更多的中国读者是通过《喇嘛王国的覆灭》认识这位大洋彼岸的“西藏通”的。
戈尔斯坦上一次来中国，是2008年10月出席北京藏学讨论会，在那次会议上，他提交了一篇题为《变迁阵痛中的西藏农村》的论文。
戈尔斯坦对西藏农村的关注由来已久。1985年5月，戈尔斯坦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来西藏考察的外国学者抵达拉萨，第二年，他与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签订了一项关于西藏西部牧民为期17个月的考察协议，在此基础上，他与美国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合著了《一个美国人眼中的西藏牧民》一书，对改革开放之后西藏农村的变化作了较为客观的描述。
从1985年起，戈尔斯坦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而广阔的农牧区成为他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人类学家的戈尔斯坦很清楚自己的优势，他说：“人类学家能够理解农村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的人们的关系。”
在《喇嘛王国的覆灭》的中文译者杜永彬看来，戈尔斯坦的藏学成就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藏语文研究，为西方人提供了打开神秘西藏的钥匙；二、近现代西藏研究，揭示了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三、当代西藏研究。在这三个研究领域里，戈尔斯坦都有着充满真知灼见的精彩论述。
与西方主流的西藏观相比，戈尔斯坦无疑是个“另类”，当大多数西方人尚沉浸在对西藏香格里拉化的想象中时，戈尔斯坦却“不合时宜”地看到了香格里拉以外的东西。例如，他通过对西藏现代史的研究，阐述了藏传佛教的负面影响。同时，戈尔斯坦客观评价了改革开放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对西藏发展的积极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或许应当对戈尔斯坦宣称的“客观”和“中立”重作一番审视。毕竟，在越来越热闹的藏学大潮中公然作此标榜者，戈尔斯坦是先行者。
“他位法”看牧民
白玛措，那曲人，澳大利亚查尔斯大学生态人类学在读博士。
从幼儿园到现在，白玛措干净的履历上总都逃不开这里那里求学的经历。现在澳洲读生态人类学博士并即将毕业的她，终于能把时间更多地安排在那曲和拉萨，一边浸在藏北老家牧场做毕业论文调查，一边还能偎在父母身边，作回一个女儿全部的娇蛮与乖巧。在拉萨的这个春天里，白玛措很快乐。
为了在1985年考入西藏内地班上初中，家里人还特地把我的年龄虚高了两岁。我记得那会儿内地班开设是第一批，那曲全地区共有100名孩子考入了对口的天津红光中学，但随后而来的高中和大学就把我们分散了。除了1997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现在的人类学院)毕业后，有两年短暂的自治区社科院工作经历外，我基本都在上学，从挪威贝尔根大学的硕士读到澳大利亚查尔斯大学的博士，一直念我本科时的专业。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藏族身份及所取得的成绩没少受人关注过。的确，我每到一所学校似乎都能带出一个第一。比如，我是我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院里第一个在国外读博士的，也是贝尔根大学里第一个藏族学生，考入查尔斯大学时，我又是第一个以全A成绩获得全额博士奖学金的人。就个人而言，我似乎有些习惯性地不在乎了，但说实话我并不情愿这样。
我是一个对世界保持着一贯好奇的人。当许多人问我坚持读书的理由时我都这么说。这其中，我也并非没有机会可以在拉萨这个舒服的城市里，像众人一样快乐的生存。这对于一位已经尝试过人类学甜蜜的人来说，是多么地难以做到啊。为此我特别感谢那些在我有些犹豫时坚定我方向的人。
如果能把自己关于人类学的兴趣、知识和田野时间，都放置在我出生的土地——藏北那曲草原去印证和发现，那将是一种莫大的欢欣与荣幸，但我知道这样说还为时过早(我还没有毕业呢)。说到我的专业，特别是从学以致用的角度去解释的话，可以找到这样一些例证，比如该如何看待牧区的“围栏”?自然和人文学者常常因“围栏”而争论，前者以科学量化的数据为理建造了围栏，后者以缺乏对自然环境的关照为由而要求撤除它。但那些真正与围栏发生关系的牧民们是如何考衡的呢?我往往会在这种时候出场，呈现给人们某一个具体的环境里，牧民们对围栏最真实的想法。这里之所以用“呈现”而不用“告诉”，也是生态人类学所必需的，这就是所谓的“他位法”，意思即是：不论来自政策、学术的争论如何，一项措施得失利弊的定论和未来方向的判断，需要多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并参照。其实这和“快乐”是一样的，我们与其告诉牧民什么是快乐，不如和他们一起去创造快乐。随着我诸如此类研究的论文的发表，特别是随着我参与与此相关的重要学术会议的增多，我发现生态人类学的现实意义从没像今天这样广阔和积极过，尤其是当我能够以己之学服务于我的故乡。
从拉萨到北京
央 珍
央珍，现居北京，担任《中国藏学》杂志编辑。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拉萨，距离民主改革仅仅几年，农奴制刚刚落下帷幕，传统的等级制度也消失殆尽。除此之外，拉萨的传统生活在那方天地里继续延续着。拉萨人依旧讲着委婉、动听的敬语，依旧追寻着乐善好施的宗教生活，依然用幽默和信仰化解生活的磨难。
从我有了记忆开始，拉萨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充满色彩而又恬静的世界，除了“文革”和一些少数的日子。这样的世界，往往像一篇小说的开头，从容 式，固执地向这个目标又再进了一步。
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马耀俊，现居香港，香港《中国旅游》杂志执行主编。
西藏，对某些人来说，是落后迷信、封闭神秘、气候恶劣的代名词；但对我来说，这里却是祥和、宁静、宽容的净土。
久居城市，容易目光如豆，一旦置身青藏高原，天大地大，看到连绵的雪山、纯洁的蓝天、清澈的湖泊、翠绿的草原，还有神秘的宗教，以及藏民和善的笑脸，心里便有说不出的安详，有不想归去的念头。
第一次去西藏是在1983年，重游时已是23年后，即青藏铁路正式通车那年。2年后，即2008年，我有缘再度前往。有些人被高原气候吓怕，想来不敢来；我却是来了不想走，走了又想来。
为何相隔23年才重游?是因为第一次去西藏给我太多美好的回忆，我想永存在我的脑海中。那个年代，西藏还是很落后，一是“洗澡难”，试过在后藏，整整一个月没有机会洗澡；二是“吃饭难”，就算在拉萨，不算招待所的餐厅，街上只有一两家饭馆，选择不多，和现在几步一家餐厅、酒吧相比，实在不能同日而语；三是“坐车难”，我记得从布达拉宫去色拉寺、哲蚌寺，分别来回步行了两个多钟头。不像现在一扬手，就可坐上出租车和三轮自行车。
最近十多年，全国热火朝天的在“打造”新城，几乎所有城市都像是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我害怕见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拉萨，破坏了留在我脑海多年纯真的回忆。所以我一直很犹豫再访，或许这当中有一种“近乡情怯”的心情。
终于再次走在拉萨街上，尽管七月艳阳高照，我还是没有太着意涂防晒油，我一厢情愿地认为，那是青藏高原给我久别的亲吻，我不想有太多不必要的隔膜，我愿意留点高原的烙印。
重访布达拉宫，站在这座气势无两的巨大宫殿前仰望，一种庄严神圣的感召，油然而生，更令我感动。
2008年来拉萨采访雪顿节，离开的前一晚，看了一场很精彩的藏族歌舞。天下之大，有些地方有缘的话，一生人可能就去一次，能一去再去甚至三去，也算是走在幸福路上了。
音乐是几辈人的事业
觉 嘎
觉嘎，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首位藏族音乐博士。
1995年时，作曲专业研究生属于稀有动物，但临近毕业时我却完全自得不起来。除了满脑子专业层面的音乐知识和技能以外，我找不到音乐之所以成其为艺术的根源或是生命所在。那会儿我便坚定地回到拉萨，回到民族音乐里。事实上，这对于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创作及艺术的必需，二是寻找到民族文化根性并依此安稳下来的必需。
拿目前过度盛行的藏式通俗歌曲及其“可观的”创作阵营来说，众所周知的《青藏高原》的作者张千一。是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博士时的同学，他在没有接触高原的情况下写出的这首歌无疑是成功的。但当他后来真正接触西藏之后，反而觉得对自己的这类创作需要有所审慎了：不是因为音符，而是由于文化。曾为此深入讨论过的我们有一个共识，在与西藏(准确地说是藏族文化)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凭借想像的热情和一些片段式藏族音乐样式的演绎，的确可以带来创作上的高潮并成功。但一旦与西藏深入接触之后，会发现再次创作时的乏力感。这有点像识得庐山真面目后，原有的想像可能都被庐山的高峻、绵博和幽深所震撼和替代一样。我作为一个严肃的藏族音乐家，自然是不愿意成为“带着距离感”的人。
我之所以为当下流行的藏式通俗歌曲加上“过度盛行”的修饰，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固然这有利于藏族音乐受到关注并带来产业上的利益，但习惯了流行的耳朵，极有可能只通过(或习惯性地)以一些片段式的旋律和模式化的歌词来定义藏族音乐。实际的情况也正在从听众往创作者层面传染。只有在音乐创作专业技能、藏式音乐风格及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平均的时候，这种局面才有可能扭转。我选择与这一切都密不可分的音乐教育工作，也有这种基础面的考虑。
藏民族对音乐近乎天生的喜好并独具天赋，是我一直以来得以坚持这份教育工作的最大信心。我曾遇见过不少天赋极强的学生，其中一些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同事，但仍有不少人却因为文化课等方面的缺陷丧失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虽然退而求次他们也能获得一份与音乐相关的工作，甚至可以自娱自乐，但对于教育者的我来说深感痛心。音乐虽然首先是一种技能或营生手段，但它绝对应该上升到艺术的享受，并通过音乐的真正掌握者，传承并传播到每一个喜欢音乐的人群中去。我们的文化，不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得以存活并发展的吗?
我乐于看到，拉萨近年以来的变化带给音乐的空间已经显露出来。尽管词曲作者、演奏演唱者、录音师及器材、音乐制作人等共同构成的产业环境和人力资源，还够不上完美，但已经具备的市场，尤其是高雅严肃的民族音乐，以及受政府支持的大型音乐工程等，已经和之前较为单一的流行音乐市场，形成了共存的局面。这对于那些真正想留下作品的人来说，其意义应该是能上升到艺术理想可望实现的高度。
我还记得自己1996年带的第一批共6名中专班学生，虽然他们中的4个都以藏族第一批中央音乐学院本科生的荣誉入读，但最初计划的中专毕业音乐会却一直成为遗憾。我也记得30年前为我启蒙的自愿援藏教书的上海籍音乐老师，为了教懂刚刚结束牧童生活的我基本乐理，她自学藏语，她那因冻裂而缠满纱布的手指抚触在琴键上的情形，我终生难忘。想起这些众多的人我就知道：音乐，必须是几辈人的事业。
离去与返回之间
裴庄欣，画家，上世纪80年代长期在西藏生活，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一直生活在美国，2006年回国，现居北京。
画家裴庄欣曾在1994年重回西藏，尽管由于物质文明和商品化的进程，熟悉的环境变化了，但是他觉得“并没有失落感”。这一次他没有去拉萨以外的地方，虽然有点怅惘，但是他说“并不悲伤”。他觉得“连我自己都变了，连自己也不是中国国籍了，为什么要求这里的一切不会改变?”他说“我们没有必要感叹中国的变化”。多年来一种身份上的、他所称之为“奇怪的反差”，使他在美国的生活中也会感到时空倒错，有时候觉得自己还在拉萨。从1971年到昌都找了一份修理解放牌卡车的工作开始，裴庄欣的生活就与西藏联系在一起，他觉得，西藏不论如何改变都是自己的家园，这使他每次回到西藏都有一种“探亲感”。
裴庄欣曾经是第一批返藏大学生中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裴庄欣的一项“半个人行为”在当时引人注目——由他主持，在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设了一个美术班，受惠于这个美术班的学员中许多成为当下西藏绘画界的活跃人物，他们有些人甚至认为，裴庄欣实际上是他们的美术启蒙者，裴庄欣的一系列以西藏事物为素材、构图严谨端庄的写实风格的绘画，也被他们视为构图的范例。
裴庄欣的另一个在西藏的“首例”，是1986年他以商业合同承包的方式，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商业画廊，并且是当时西藏的“第一个文化企业”。这意味着，过去在西藏历史中，绘画是为权力和宗教服务的，而现在是以现代商业和自由交流为目的，是“可以卖画的”，在苏醒的商业生存意识下，画廊汇集了从西藏全部著名画家到普通唐卡艺人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裴庄欣主要在国外生活，他的生存经历包括建立工作室、做网站、开画廊等等。工作之余，他感到自己像是把西藏携带到了美国，仍然处在对西藏的记忆中。1992年，他把自己画成大昭寺里的一名僧人，1995年他把自己画成一名飞越喜马拉雅的喇嘛，2006年，他又把自己的一家人都画成寺院里正在做功课的僧人。
从90年代初至今，裴庄欣一直在中国从事一些小型的商业房地产投资，近年在股票生意上也有所获利。经济基础使他可以在今后继续从事他30年来从未间断的，成为“喜马拉雅文化”的传播与表现者的梦想。他戏称，在他身上综合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与“最早的”拉萨社会之间的生存痕迹。他觉得，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藏，还是90年代后在美国的生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必须依靠自己”。
裴庄欣这次回国生活的时间还不长，他邀请记者同他一起观看他拍摄的DV。DV的内容包括他与妻子和儿子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以及初回国内的一系列社交活动，到北京后与若干名流、异人、大贾、要员的接触。他用“陷于一种崭新的人海战术”，来形容他所面对的由各种身份、各种说法构成的北京社会漩涡。
与8岁儿子就各种问题产生讨论，是裴庄欣的日常生活内容之一。父子对话的情景也出现裴庄欣拍摄的DV中，有时令人感到，裴庄欣拍摄儿子就是在拍他自己。这些对话包括儿子对父亲回国生活这一决定的评价；儿子也并不知道父亲笔下的许多画面是关于一个叫“西藏”的地方，但是却认为那是个“很穷的地方”，对父亲的反复解释与纠正不以为然，想法和态度固执而清楚，也不愿更进一步了解。父子争执激烈时，父亲说中文，儿子坚持说英文。在与父亲产生的分歧不可调和时，儿子就坚持以纠正父亲带有四川口音的英文发音，来回避父亲提出的问题。
裴庄欣2006年又与朋友一起在拉萨八廓街成立了一个艺术工作室。由于身份的限制，每次进藏都需要“签证”，造成很多不便，所以他打算“剩下的时间都尽量赖在北京”，但他内心的“距离意识”是，北京“离西藏不算远，离美国也算近”。这之前他没有在北京生活过，所以在他看来，北京是西藏与美国的“中间地带”。
西藏文学的观察者
李佳俊，现居成都，曾担任《西藏日报》副主编，《西藏文学》
主编，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文艺语境的变化。
李佳俊身上重合了很多身份：编辑、记者、作家、文艺评论家，以及6年的从政生涯。李佳俊说其中他最看重的，一是记者，另一个是文艺评论家。
1960年，李佳俊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工作去向“一切听从党安排”，在全校600多名毕业生的集会上，校长李广田先生——也是他最尊崇的诗人亲自宣读了每个人分配结果。“李佳俊——西藏”，大课堂里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直到被校长招呼到讲坛上握手祝贺，李佳俊才意识到他将要去的是一个遥远而又艰苦的地方。李佳俊回忆说，那一天站在麦克风前结结巴巴地讲了些什么，他早已忘却，直到退休后参加同学聚会，当年同窗才提醒说，当时，他许愿要“献身祖国边疆，把骨头埋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中”，“好像一首政治抒情诗”，他说。
关于西藏文学50年来的发展历程，李佳俊很早就开始个人的理性思考。1987年，李佳俊在一篇文学评论里首次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称作西藏新文艺的“两个创作高潮”，在他眼中，这是一场思想观念上的重大革命。
在李佳俊看来，有三个参照系统可以加深我们对这场革命历史功绩的认知；一是填补了“五四”文化运动在西藏的空白，实现与内地的文化接轨；二是上溯13世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残存的政教合一神权统治和剥夺平民起码人权的农奴制度宣战；三是开启了改革开放后，西藏第二次波澜壮阔的文学创作高潮，即“第二个黄金时代”。
相对于1980年代的“轰轰烈烈”，上世纪90年代西藏文坛的确有些寂寞，李佳俊认为：“太频繁的轰动效应并非上升时期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从1989年到1993年，李佳俊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的主编，他认为将《西藏文学》比喻为“风向标”，既贴切又生动。他认为，三十多年的《西藏文学》形象地记录了高原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政治风云，是一部现代高原社会变迁史。
回眸“喇嘛王国现象”
杜永彬，藏学家，1988至今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
杜永彬为人们熟知，是翻译戈尔斯坦的《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杜永彬戏称这是他的“成名作”。该书自1994年中文版问世以来，一版再版，受到各行各业读者的广泛关注，造就了藏学界和出版界津津乐道的“喇嘛王国现象”。
将《喇嘛王国的覆灭》的英文本交与杜永彬翻译的，是被他称为“忘年交”的著名藏学大家王尧老师。从1992年初到1993年夏天，杜永彬完全沉迷于这本皇皇巨著中。他说，那时候他刚到北京，因为之前的学术关注集中在康区，对西藏了解并不多，为了翻译这部书，他几乎把20世纪以来所有关于西藏历史的学术作品通读一遍，然后才着手翻译。
1994年，《喇嘛王国的覆灭》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一时间洛阳纸贵，除了藏学界，更多的读者来自学生、公务员、僧人、旅游者乃至各行各业的人们。在全国畅销书排行榜上，这本学术著作两次跻身前十位；据知情人士讲，在拉萨，该书更是创下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图书销售的码洋纪录。
杜永彬并不掩饰自己翻译的成就感，对书中频繁出现的打油诗、街谣，杜永彬花了很多心思，使之尽量达到信、达、雅的标准，不露翻译痕迹，并符合汉语的阅读习惯。至于这本书的热销是否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西藏热”，杜永彬表示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同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也促成了西藏热”。
对于书名的翻译，杜永彬并未使用戈尔斯坦的原名《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而仅仅选用了副标题。这在当时受到了一些质疑，但他认为后者更能代表全书内容，并在初版译后记中阐明理由，坚持使用《喇嘛王国的覆灭》作为书名，并得到了戈尔斯坦的认可。
对该书的顺利出版，杜永彬在多年以后依旧感慨良多，他翻到2005年新版《喇嘛王国的覆灭》的前言，一字一句地念给记者听：“有争议的外国学者的著作能公开出版，表明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风范以及文化的繁荣和学术文化氛围的宽松。”
电影里的“真实西藏”
万玛才旦，2002年开始电影编剧和导演工作，现居北京。
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故事。
2005年，《静静的嘛呢石》完成后期制作，开始了小范围的放映。如今，这部小成本制作的影片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熟知，也为万玛才旦赢得了许多关注和荣誉，至今已获得第10届韩国釜山国际电影“新潮流”特别奖、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联盟奖”等9项大奖。
作为中国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执导的藏族题材电影，《静静的嘛呢石》改变了很多人对西藏和藏族的固有想象。提起拍摄这部 电影的初衷，万玛才旦说得很简单：“一方面是喜欢电影，另一方面就是一直以来希望真实地讲述故乡的冲动。”
相对于文学领域藏族本土表达的日见兴盛，电影似乎要沉寂许多。在三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万玛才旦被称作“惟一在拍电影的藏族导演”。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通过电影真实地讲述西藏。
2D07年底，《寻找智美更登》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拍摄完毕，万玛才旦说，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和《静静的嘛呢石》一样，《寻找智美更登》也拍摄于他的家乡青海省安多藏区，万玛才旦说这主要是因为在拍摄方面有一些便利条件。至于今后的打算，他表示肯定会拓宽范围，例如《去拉萨的路上》，就是包括一个故事片和一个纪录片在内的计划。
万玛才旦说，《寻找智美更登》应该可以在今年上映，我们和他一起等待。
“我是想直接表达西藏的人之一”
牟森，独立戏剧制作人，编导，曾在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工作过，现居北京。
多年来，以导演先锋戏剧著称的戏剧艺术家牟森一直怀有一个意愿：把三位西藏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拍成电影三部曲，分别是唐东杰布(桥梁建造者，为了建造桥梁四处募捐，演出藏戏，从而成为藏戏先行者)、藏医鼻祖云丹贡布、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我是想直接表达西藏的人之一”，牟森说。
作为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主动要求援藏的大学生之一，牟森的青春生活与80年代的西藏文艺氛围密不可分。他觉得，每个人与西藏之间“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宽泛的因”，但是“每个人的果是不一样的”，他用这样的因果论来概括许多与西藏有过关联的人的不同命运，以及分歧。
牟森用他的一个记忆来说明自己的“因”，80年代中期，在一次夜间他与朋友初到日喀则时，车顺着河流行走，水声中是夜色下的古老城市。对城市剪影般轮廓的感受，以及对当时浓郁的青稞气息的记忆，属于他对西藏的初次记忆。“如果我是画家，我就会去画夜里的日喀则”，对那个夜晚的印象促使他一直没有放弃“表达西藏”的愿望，“我觉得那就是我对西藏的感受，就是我的果”。
宇宙·高原·谭有恒
谭有恒，科学家，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创建者，长期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现居北京。
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创建者、科学家谭有恒正在制作一部关于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科普片。这位仍然显得精力充沛的长者，准备把精力从研究转移到科普上。
最初是谭有恒的朋友及同行，日本科学家汤田对他提到羊八井，向他描述了一番这里的地形优势与宜人气候。1984年选址考察时，谭有恒曾经考虑过的地方还有那曲、浪卡子等地。
由于宇宙线能量分布极为宽阔，最高可达到最大人工加速器的十万倍以上。但是能量越高就越稀少，对于超高能宇宙线的探测，尺度小的空间探测器就无能为力，所以使用巨型地面探测阵列是必然之选。高至4300米的羊八井盆地，宽阔平坦的场地正好适于建设大规模的探测器阵列，并且气候温和，有国道、青藏铁路和通讯光缆在近旁通过，与地热电厂和中国电讯等单位、以及数千居民为邻——这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意味着可以在这里正常生活，不需要像世界上其他的高山站那样，要忍受非常态的生存环境。目前世界上的高山站多半地势陡峻，而且气候严酷，往往孤守在面积狭窄的山脊或者山顶，没有就近的交通、能源与通讯设施，科学家在那里工作和生活面临极大的困难与高昂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无法在那里建设比较大的硬件设施。
与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合作，使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建立与生存成为可能，这种与国际合作为主要途径的方式，也许可以为其他试图开发与建设科学项目的人们带来启迪。在与谭有恒同时期申报的项目中，羊八井观测站是惟一成功的一个。
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策划于20年前，选址考察于1984年，1986年提出国际合作，动工兴建于1989年。1990年1月10日，观测站问世。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探寻宇宙线的起源。
1961年，欧珠次仁的求学之路
欧珠次仁，曾在普兰县，阿里军分区等处任职，现退休。
2007年，欧珠次仁退休了。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他说：“我的一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最大的转折是46年前赴内地求学的那段经历，那些终生难忘的青春年月。”
1952年，解放军进驻阿里，此时的欧珠正在为牧主放牧羔羊，他的视野里突然多了很多内容，至今他还记得解放军“喝开水”的细节，他说，那些“甲密”(汉人)大多嘴唇干裂、皮肤被高原的太阳晒得黑红。几年后，随着西藏平叛的结束，一支武装工作队进入欧珠家乡附近的甲布佐噶，于是他每天都去武工队驻地东游西看，对那里的一切充满好奇。
对于生活中前所未见的新鲜元素，天性顽皮的欧珠感觉很亲近。工作组里有个叫“洛珠”的汉族人(后来才知道他叫老朱)，还有一个叫阿旺的藏族翻译。老朱每天坐在帐篷里，不停地往一本彩色宣传纸上写字；大个子阿旺背着一个转盘机枪，在驻地附近转来转去。欧珠贪婪地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羡慕不已。欧珠感觉自己的生活在一点一滴的变化，虽然他并不清楚这种变化究竟会将自己引向何处。
就在欧珠为自己的将来蠢蠢欲动的时候，一件发生在西藏之外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57年6月，西藏工委开始筹建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10月，学校定址陕西咸阳。当时的西藏百业待兴，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文化基础的少数民族干部，国家决定保送一批贫苦农牧民子弟到内地学习。1961年夏天，欧珠不顾父母担心和亲戚反对，和村里同时报名的8名青年一起告别家乡，踏上求学内地的旅途，那一年，欧珠次仁14岁。
对于那次充满艰辛的长途跋涉，欧珠至今记忆犹新。在噶尔昆莎。欧珠的羊皮藏袍被打包寄回家，他换上了平生第一套汉装；在多玛兵站，欧珠吃上了向往已久的第一顿“汉餐”；在新疆叶城，他头一次看见树木，看见水果，看见骑着毛驴的异族人，脑子里模糊以为是不是到了传说中的“甲噶”(印度)，不对呀，老师不是说带我们到“甲那”(内地)上学吗āā回忆起当年的一幕幕场景，欧珠的脸上洋溢着激动和兴奋的神情。
在西藏民族学院，欧珠开始了为期8年的学习生活，他说，刚到咸阳时，因为不适应气候，经常生病，在校办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他的身体很快得到恢复。教他们的汉族老师很多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教学水平高，藏汉语兼通，且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相处起来像一家人一样。
从1961年起，和欧珠一起进校的同学开始进行文化速成教育，1964年被分入不同专业，接受师范、会计、邮电、农业等专业训练。几十年后，他们有的成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有的成了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家乡的面貌，书写了新的历史传奇。
登山改变了我的命运
阿 旺
阿旺：1980年出生于聂拉木，1 999年至2002年进入西藏登山学校学习，被誉为中国高山摄影第一人。
对我来说1999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那年三月我离开家乡，第 一次来到拉萨，进入西藏登山学校。从家乡聂拉木到拉萨需要三天时间，一路上我都在想象即将踏入的学校。那时学校刚刚成立，登山装备非常简陋，我们用的大部分都是60年代用过的装备。虽然条件很差，可我们在学校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勇敢、拼搏、敢于挑战困难的精神。尼玛老师的这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今天我带了你们二十几个人，将来你们要培养更多的登山人才，发展西藏的登山事业。”
我第一次担当高山协作是和国家登山队登章子峰(海拔7543米)，我和其他几位校友之前都没有登7000米以上山峰的经历，更没有高山协作的意识。登山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我经历了最强烈的高山反应，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曾想过放弃。现在回想起来，很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
登顶珠峰是每个登山者毕生的心愿，2002年瑞士登山队邀请我们几名学员作高山向导，我也有机会第一次登顶珠峰。这之后，学校把我们四名学员送到北京学习高山摄像技术，在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的活动中，我承担了高山摄像任务，完成了中国人在珠峰顶上的首次电视直播。在珠峰海拔重测活动中，我再次担任高山摄像师。
自从中国申奥成功并许诺在珠峰顶展示奥运火炬以来，我们时刻都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2007年经过选拔，组建了珠峰奥运火炬展示队，我的任务还是高山摄像。2008年4月，珠峰火炬队正式进入珠峰地区，5月8日，我们成功登顶，在珠峰顶上点燃了火炬，实现了申奥时许诺。西藏登山学校共有80多人参加活动，涵盖火炬队、高山摄像师、火炬护卫队和后勤等等，在登顶人数中占80％。
转眼间，西藏登山学校即将迎来十周年校庆，10年里我们历尽艰辛，也创造了辉煌。学校从当初的二十几名学员发展到现在的一百多人，每次重大登山活动都能看到学员们的身影，改变了喜马拉雅山脉由国外垄断的登山服务格局。自己也从一名乡村教师转变为登山教练，从2002年起我每年登顶一次珠峰，至今已登顶7次，成为国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人。登山开拓了我的视界，也真正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亲历的西藏教育
强俄巴，多吉欧珠，藏族教育家，新西藏教育教材编译事业的开创者之一，现居拉萨。
我的父亲叫强俄巴，仁增多吉，他是1913年达赖喇嘛十三世派到英国伦敦上学的留学生，一共派了4个贵族子弟，他是其中之一。他在英国的诺菲利大学学电力专业，回来以后，于1936年在多底沟口建了一个小水电站。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我的第一个英文老师就是父亲，虽然他工作很忙，但坚持教我学英语，后来我师从西藏著名学者擦珠活佛学习藏语文，并请汉文老师教汉文，我父亲也都很支持。
西藏和平解放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系。旧式教育主要由寺院教育、公办教育和私塾教育三方面组成，广大人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文盲率达到95％左右。那时拉萨比较有名的有电报局私塾、娘容辖私塾等十来家，我上的是吉日私塾，从质量上说，可能是拉萨第二位。这个学校主要讲授藏文读写，然后是经书和正字法的背诵。毕业时我的读写学得不错，也懂一些文法和算术，但并不能胜任工作，因为我是贵族的小孩，还要到地方政府的审计机关继续学习筹算。
西藏的现代教育是和平解放以后开始的。1952年，拉萨小学创立，经噶厦、贵族和西藏军区协商，决定成立学校最高领导机构，即董事会。学校有很多特别之处，比如说教藏语的老师，有地方政府里的年轻官员，也有寺庙的僧人、格西；早晨设有宗教课(朗诵)；学生来源不分贵贱，直接发放助学金(大洋)。学生非常喜欢这个学校，家长也欢迎。1953年建立了江孜小学，也是按照这样的办法进行的，后来山南、那曲、阿里等地也逐步建立了学校。到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西藏的小学有30多所，学生人数达到2600人。
1959年2月，解放军建立了西藏干部学校，我的老师擦珠活佛介绍我到那里工作。我在那里担任老师。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西藏的教育质量要得到提高，用藏语教学是很好的办法，虽然当时也有汉语教学，但当时的汉语环境还没有形成。用藏语教学，教材是个问题。在教育部的关心下，西南五省区——青海、云南、西藏、四川、甘肃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机构，共同编制藏文教材。后来我担任教育厅副厅长，又多次参与了五省区联合编撰教材的工作，我们翻译、编辑了从小学到中学的教材，不仅有藏语，还有汉语教材。编制了藏文版的《植物》、《化学》、《生物》、《政治》等等，对提高当地的教育质量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西藏教育事业的进步是人所共知的，它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涵盖了儿童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功能齐全。现在全西藏有小学200多所，中学100多所，高等院校6所，学生人数达到25万人左右，还包括500名研究生。减免学杂费用，对农牧民子女进行三包政策，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他们的子女不但能人学，毕业以后还能就业，群众对教育的认识有了空前的提高。
用镜头记录西藏
扎西次登，摄影家，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也是西藏摄影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1年，扎西次登的舅舅计美顿珠随十八军进藏，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第一代藏族新闻电影摄影师，1959年康区平息叛乱后回到故乡拍摄纪录影片《康巴人民的新生》。那是扎西次登孩童时代一段最幸福的时光，他俨然成了舅舅的一位义务摄影助理，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摄影器材。
2006年，扎西次登从西藏摄影家协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开始在头脑里梳理近50年的西藏摄影历史。他认为，西藏现代摄影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随军记者、以及新影的一批人，有意识地记录了西藏历史进程的变化，他把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人，视为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西藏摄影人”，“现在的器材越来越好，题材也越来越广阔，我每年还在拍很多东西，从中得到了很多别人体会不到的快乐。”他的摄影新书《我的雪域乡亲们》正在筹划中。去年他在阿里的深山里待了两个月，拍摄珍贵的洞窟壁画。扎西次登觉得，自己的第二次摄影远征才刚刚开始。
作为一个藏族摄影家，扎西次登在摄影笔记中说：布达拉宫是摄影人的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他说：“每当我从外地返回拉萨，无论什么方向，在离拉萨市区二三十公里处，就可以远远地看见布达拉宫，顿时，如释重负，旅途中的困倦疲劳顿时消失。”
扎西次登每天关注着这座巍峨宫殿的变化，比如光线、色调、环境、气氛的变化，哪扇窗户换上了一幅新的窗帘，哪一处又多了一间点灯的亮屋。在拉萨的几十年生活中，他从未间断过对布达拉宫的拍摄。在周围的山峰上，在拉萨河中，在阳光和月色星光下，他在拉萨的各处寻找拍摄布达拉宫的最佳角度与地点，寻找春夏秋冬、晨曦黄昏中拍摄的最佳时间与季节，也尝试过从直升飞机上俯拍。
扎西次登说：“摄影艺术不具备叙述事物发展过程的能力，我没法像作家那样向人们诉说布达拉宫的全部历史。然而我却可以用我手中的照相机，去截取和捕捉那些非摄影者容易忽略的转瞬即逝的瞬间，一幅幅地去展现不同时空状态下的布达拉宫视觉形象，让观众从这些视觉形象中去想象有关布达拉宫的故事。”